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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有的作品集轻松诙谐和尖刻辛辣于一身，如 《变色龙》、《普里希别叶夫中士》；有的作品溶讽刺和同情于一体，让人含着泪微笑，如 《一个小公务员的死》。同果戈理善用夸张来达到讽刺效果一样，契诃夫的讽刺中最常用的笔法之一也是夸张。在这种夸张中，讽刺对象的荒唐滑稽显著生动，讽刺的风趣和俏皮得到加强。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奥楚蔑洛夫（《变色龙》），这一形象的成功塑造就是借助了夸张。
中国文学传统修养颇深的叶绍钧，他的讽刺带着中国文人的严谨风范——鲜有轻松的幽默感，极少使用夸张。他的讽刺是在貌似漫不经心中把现实生活包含的喜剧性表现出来，偶而加上点滴的提示。《外国旗》典型地体现了叶圣陶那平直浅淡的讽刺艺术。
风格日趋成熟的叶圣陶，将他所喜爱的作家契诃夫身上的客观化，视作一种艺术法则而予以肯定。契诃夫一贯认为，主观态度是种可怕的东西，因为它会把作者连胳膊带腿地都露出来。从这个意义上看，叶圣陶与契诃夫同属朴素和节制型的作家。“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与契诃夫
在中国，提到契诃夫，大家就往往想到鲁迅。
在俄罗斯古典文学大家中，鲁迅翻译得更多的是果戈理和契诃夫。苏联鲁迅研究者也指出，鲁迅的文学方面的爱好，是无限地属于果戈理、契诃夫和高尔基的。
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就曾打算翻译契诃夫的《决斗》。回国后，鲁迅大量翻译迦尔洵、阿尔志跋绥夫、安特莱夫、契诃夫和高尔基的作品，但不久，他的文学探索就较为集中在契诃夫和高尔基身上。鲁迅觉得“与其看薄凯契阿、雨果的书，宁可看契诃夫、高尔基的书，因为它更新，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正是抱着这种思想，鲁迅不止一次地以契诃夫的警句作为向敌人斗争的武器。
1929年，契诃夫逝世二十五周年之际，鲁迅翻译并发表了《契诃夫与新文艺》一文。文中某些看法后来成为鲁迅更常用的战斗武器。
鲁迅对契诃夫的重视，不仅表现在他亲自翻译过契诃夫的八个短篇上，而且还体现在他大力支持别人译介契诃夫的作品。陈君涵翻译了契诃夫的剧作 《熊》，尽管译本毛病不少，但鲁迅仍想方设法让它和读者见面，并且推荐该剧的曹靖华的译本 （译为《蠢货》），意在让读者和演员相互对照，各取所长。由此可以窥见，鲁迅对介绍契诃夫的作品是如此热心，考虑是如此周到。
1935年，鲁迅从德文翻译出契诃夫的属于“契洪特”（作家早期创作时用的笔名）时代的八个短篇小说。鲁迅的译作，被公认是最能传达契诃夫的精神。更为可贵的是，鲁迅不只扼要而公允地介绍给了它们的内容，而且对契诃夫前后期创作也作了简明而正确的评价。鲁迅指出，这八篇大半不能算是契诃夫较好的作品，但在它们短小的篇幅内，“脚儿却都活画出来”。
契诃夫在莫斯科大学读医学专业时，由于小商人家庭的经济破产，他必须考虑赚些钱帮助父母和兄弟姐妹，所以他写作时，往往是一挥而就，且一度迎合庸俗肤浅的杂志的时尚，写了大量无伤大雅的滑稽故事和诙谐小品。不过这只是契诃夫整个创作生涯中短暂的“契洪特”时期，这些作品也只是他作品中的一小部分。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契诃夫短篇的格调有了急剧的转变。其短篇小说中的讽刺幽默的因素不再是直截了当，而是渗入到作品的深层，与抒情性、正剧性的因素融合成一个极富感染力的艺术整体。
鲁迅在《坏孩子和别的奇闻》的“前记”中，很恰当地指出了契诃夫创作的这一发展过程，同时又指出，若拿契诃夫早期的作品与中国某些讽刺作品相比，更能看出它们的深广。这些作家自称为“小笑话”的短篇，和中国所谓的“趣闻”截然不同。这八篇里面没有一篇只简单地招人一笑，而是总能剩下些东西——问题。鲁迅认为，这使人笑后剩下来的东西往往不是轻松愉快，而是沉重和悲哀。鲁迅准确、深刻地把握住了喜剧性和悲剧性有机结合于一体的“契诃夫式的幽默”。
鲁迅这样注意契诃夫，当然也会受到契诃夫的影响。鲁迅是历来人们公认受契诃夫影响较深的一位作家。评论家往往都喜欢拿鲁迅小说的方法与契诃夫进行比较。鲁迅也是举世公认的短篇小说大师，他善于抓住最能突出而且最简约地表现人物性格和事件本质的典型素材，朴素、明了地把思想形象化。
在鲁迅的创作中，特别是他还没有摆脱外国作家影响的早中期创作中，记事的明快、生动、简洁，故事的纯朴、抒情的忧郁风格分明和契诃夫相似。
《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社戏》、《故乡》、和《孔乙己》等短篇没有对人生真理的大声呼唤，有的只是极为冷淡的客观描绘。在平平淡淡的描述中，孔乙己——“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孔乙己》），在嘲笑中走来，又在取笑的闹声中离去。平静、客观下面奔涌着的悲愤之情，不禁使人生出奥维德式的对生命的感慨：“如果你突然见到我，你是不会认得我的，岁月已把我摧残得不成样子了”；曾经浪迹天涯，而今重回故里找寻童年记忆的“我”（《故乡》），与儿时的伙伴闰土不期而遇。昔日海边西瓜地里手握钢叉的小英雄早已荡然无存，眼前站立的只是一位淳朴、勤劳、木讷的农民。过多的艰辛和痛苦刻满了他的脸。在悄无声息离岸远去的船影中，我们明明感到人生的感伤和无奈。生活不会使少年时代的伙伴常在一起，生活的苦难常常不是让往昔的朋友更加贴近，倒是会无形中横生出一堵不可逾越的厚墙，把他们从肉体和心灵上隔绝开来。鲁迅以沉思的目光苦苦探索着的人生意义，正是常常引发人们沉思的生活常景。
契诃夫一贯主张，态度越是客观，所产生的印象越是有力。他的创作规律是尽量把材料压缩。他的任何一个作品都力图在浓缩的篇幅里，让读者看到真正的事物，给读者展示生活本身的阴暗面和光明面，以及可以捕捉到的生活的底蕴。
在《仇敌》里，契诃夫以冷静客观的口吻叙述了一场发生在老爷和医生间的争吵，及由争吵引起的莫名其妙的相互痛恨。透过貌似没有主题的表面现象，我们发觉，作品根本不想褒乏某个人物，它只是对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某些可悲的现象作些叹息：为什么有知识的人还会这么心胸狭窄、庸俗无聊？为什么人大多只想着自己的痛苦，对别人的痛苦却视而不见？为什么人的心灵会变得这样不健康？……人们不自觉地会顺着这些问题想下去。从
《醋栗》中那个自私自利、心灵空虚的庸人身上，我们猛醒：在现实生活中，铜臭不知已经侵蚀了多少人的灵魂。人们需要的远不只是个人“幸福”的蜗居，而是需要一片广阔天地尽展自由的精神和所有的品质。生活的意义在于争取“更伟大更合理的东西”。
执著于心灵的探索、进而对人的灵魂进行冷静无情的解析，同样是契诃夫孜孜以求的事业，但不同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是，契诃夫不对人物的心理活动本身进行细致的描绘和刻画，而是让读者从人物的行为和举止中领悟他的内心活动和精神状态。
鲁迅晚年说：“我是散文式的人”；列夫·托尔斯泰曾称契诃夫是“散文中的普希金”。鲁迅与契诃夫的小说采用的都是富有诗意的散文化结构。这种结构反映在思维方式上，就是球面型而不是线型。在两位作家的作品中，时间并不是主干支架。鲁迅和契诃夫的小说很少把情节穿在一根线上，他们的成功之处不在于情节的起伏多变，而是散文式的叙述方式。构成这种结构的单元材料或是一次谈话，或是一个小故事，或是一个人的外形，或是作者某种瞬间的强烈感觉。这些材料象撒落在不同方向和位置上的点，由此连缀而成一个平面或多面的立体。
鲁迅的《祝福》由“我”的几次见闻缀合构成，情节不是点与点循序渐进的过渡衔接，而是跳跃推进。我国有的评论者认为，在小说结构方法上与契诃夫最为神似的鲁迅作品是 《风波》和《在酒楼上》。这两部作品没有一个可以称作主线的中心情节。整篇都是些琐碎的叙说和零散的意象：六斤打了十八个铜钉的破碗、七斤嫂迁怒他人、赵老七的竹布长衫、九斤老太的絮絮叨叨……它们叠加在一起，呈现的往往是一种出乎意料的印象。
鲁迅和契诃夫小说情节的淡化与跳跃，使他们的作品乍看平淡无奇，甚至平乏无味，然而仔细咀嚼，便会品出无穷的韵味。
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与契诃夫的忧郁气质最接近的，莫过于鲁迅和沈从文。后者笔者很快就要讲到。
鲁迅的忧郁气质突出地渗透在他的散文诗集《野草》中。不少篇目在曲折隐晦的笔端，流露出空虚寂寞的情绪。例如《影的告别》，影的命运孤独寂寞，黑暗终将吞并它，光明将使它消失，它只好“彷徨于明暗之间”；即使在象《雪》、《好的故事》等一类格调清新明丽、寓意深远隽秀的作品里，也让人感到孤独心灵孕育下的寂寥、冷漠。
仔细分析鲁迅的小说，我们便会发现，忧郁气质充盈在他的每一篇小说里。灰色的茶馆、单调的纺车、昏暗的油灯、阴冷的乌篷船、沉重的雪、阴郁的云、窒息的黎明前的黑夜……这一切使人想起契诃夫小说的场景；又酸又硬的醋栗、旧巴巴的雨伞、沉甸甸的套鞋、灰秃秃的街道、牢笼般的病房……
鲁迅的《孤独者》最突出地表现了契诃夫式的忧郁气质和孤独心态。魏连殳性格阴郁、冷漠。他不甘心与世俗同流合污，所以对周围人态度近乎冷酷，亲自做了“独头茧”把自己裹住。但现实不允许他生活在与社会隔绝的真空环境。流言诋毁他，失业打击他。最后，这个孤傲的人不得不向环境屈服，当上军阀部队里的一个顾问。他独自品尝着貌似胜利实则失败的悲哀。在孤寂中他绝望地挣扎；把目光转向孩子，但孩子们也抛弃了他。终于他背负着内心的创伤，寂寞地死去。
契诃夫的著名中篇《第六病室》里的主人公安德烈·叶菲梅奇（即拉京），在一个偏僻小城的一所医院里当医生。医院又脏又乱，偷盗成风，贪污盛行，病人得不到照顾。他曾试图改变这种状态，但处处碰壁。失望之余，他专心读书，心无旁顾，以求获得心灵上的安宁。后来，在第六病室他接触到一个病人格罗莫夫。交谈中，这位病人仍不改初衷，认为斗争是改变环境的唯一出路，从而驳斥了医生的“懒汉哲学”，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不懂生活，只会鼓吹蔑视痛苦，而且靠别人的痛苦生活着。谈话使叶菲梅奇感触颇多。于是，“健康人”医生与“疯子”病人接触频繁。不料，凯觎他的地位的助手乘机造谣，叶菲梅奇也被当成疯子关进第六病室。这时他才幡然醒悟，便和格罗莫夫一道反抗，却遭看门人一顿痛打，中风而死。最终打破孤独的一切努力未能挽救这位有理想、有才能的知识分子。
在契诃夫其他的作品中，无法抑制的孤独感，或称孤独意识，以明示或暗示的形式重复表现出来。如《文学教师》、《古塞夫》、《带狗的女人》……外部环境与人的高贵天性水火难容，个人在社会上得不到关心、不被人理解。人与人的灵魂隔绝不通——这些使得鲁迅与契诃夫接近，也使他俩的有些作品难为一般读者理解。
有一点值得注意，鲁迅在艺术观点、题材选择、表现手法甚至思维路线方面与契诃夫相当接近，这与他俩都是学医出身不无关系。
鲁迅早年东渡日本，曾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接受了两年的严格的科学训练；契诃夫曾在莫斯科大学医学系苦读五年，毕业后行医治病。关于医学知识对他们创作的影响，两位作家都有过表述。事实上，医学能够扩大人的观察视野，充实人的知识。医学所依仗的科学事实和科学方法能指导人们避免许多过失。医生的职业有可能接触社会各种人物，进一步拓宽观察范围，丰富人的生活见识。这些都是一个优秀作家必不可少的品格素质与生活积累。鲁迅和契诃夫都善于以严肃的科学态度，将医学上的解剖术运用于严肃深刻地剖析社会上各种病态现象、人类身上从肉体到精神的多种病痛症状。这一热烈的情感与冷静的观察相结合，深刻地透视社会人生的共同点，正是两位作家创作中语无繁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