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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曹禺后来的创作中，上述缺憾仍然明显。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曹禺的个人气质与契诃夫相去较远，尽管他们在精神上有所契合。曹禺善长“热处理”，而契诃夫是个“冷处理”型的作家。二是表现人，尤其是现代人复杂精妙的心态需要一些超脱、玄想。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在真实地表现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要有一定程度的虚化。这对于上下五千年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中国人来说比较困难。中国人一贯注重务实，没有一一对号入座的感觉仿佛就不踏实。
不在同一“屋檐”下——夏衍与契诃夫
我国另一位著名戏剧家夏衍从个性气质上看，与契诃夫较为接近。生于浙江水乡的夏衍，天性中具有南国细婉、灵慧的特点；来自亚速海滨的契诃夫，有着南俄细腻、敏感的性格气质。他们对美都有一种深刻入微的感悟力。
与曹禺不同的是，夏衍的个人生活一直与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其艺术观也就比较偏激。因此夏衍对契诃夫的选择更多是从社会活动家的角度。他注重的是戏剧的社会性。
契诃夫是个地地道的艺术家，他着重从审美层次上叙说人生、思索生命。夏衍本人也曾指出他与契诃夫的距离：契诃夫看人看事很冷静，而他却很主观，很不平静。所以夏衍认为，热爱契诃夫的作品与受到影响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他更多地是从狄更斯和高尔基那里受到启迪。尽管夏衍本人这么说，有意思的是，仍有不止一位评论家提到《上海屋檐下》中的契诃夫痕迹。评论者们看到的多是该剧外部结构上与契诃夫戏剧的相似之处：朴素自然，注重现实的真实性，情节淡化，外部冲突弱化。在情感让位于理智的夏衍剧作中，体会不出契诃夫那种对人的命运的悠长思虑。政治家的使命与艺术家的意识间的矛盾一直制约着夏衍的戏剧创作。
在中国，五、六十年代，契诃夫戏剧的“非戏剧化”倾向逐渐弱化，因为它不符合当时强调主题、强调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文艺方针。但它的影响并未消失，而是成为八十年代中国现代派话剧一度兴起的必要储蓄。尽管当今中国现代派话剧更多地是借鉴西方，但西方现代派戏剧也在契诃夫那里汲取过不少养份。“只缘身在此山中”——
中国人视野中的契诃夫
契诃夫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已经有八十六年了。他是我国介绍评论得最多的俄国作家之一，也是我们认识最不足的外国作家之一。
世界上很难找到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政治对于人们的生活起过而且继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把我们对外国作家的认识和理解推入一条既定的轨道。积重难返，至今我们仍难免受它左右。返观历史，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契诃夫更多地是以一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或是哲学家的姿态出现。从鲁迅、叶绍钧、艾芜、沙汀、巴金、老舍、曹禺、夏衍、孙犁——这些人们公认的现实主义作家身上，我们看到受益于契诃夫等俄国作家的现实主义“为人生”的文学主流是多么强大；即使是在徐志摩、沈从文等被视作“唯美派”的作家身上，我们也能从他们的审美笔端感到“为人生”基调的存在。
这样，由于我们所处的文化历史背景和社会政治气候的制约，以及我们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定势的限制，中国人眼里的契诃夫是一位同情“小人物”、痛恨庸俗愚昧、反叛旧世界、向往新生活的民主主义作家。认识上的偏差导致我们忽略了这位伟大作家作品的普遍意义和深刻的审美价值，从而只停留在表面的接受上。
在欧美、日本等国家的读者的视野中，契诃夫一开始的形象就与我们眼中的不同。与在中国的情形相似，契诃夫作品刚刚进入欧美等国时，并未引起广泛的注视。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由于世界大战与现代派文艺潮流的冲击，契诃夫的影响在这些国家呈上升的势头。在欧洲，英国人最为推崇契诃夫。在他们看来，契诃夫对心灵最有兴趣，他最善于分析人与人之间微妙精细的关系，这是位人类灵魂的深刻解剖者。美国是最早介绍契诃夫的国家。从未领略过封建专制滋味的美国人，与契诃夫的世界相距甚远，文化心理落差更大。但他们从契诃夫的剧本中，一眼就看到了人类共有的情感体验——陌生感横亘在互不理解的人们之间，人们不愿去理解他人。大家都在等待。与长长等待相伴的是命运不可抗拒的悲凉和意识深处的孤独与忧郁。总在人与人心灵隔绝状态中寻找归宿的美国人，把契诃夫视为表现人类普遍心灵状态的戏剧大师。
总括八十多年里中国人视野中的契诃夫是这样的：契诃夫不是没有政治头脑，对社会漠不关心的纯艺术类型的作家，他的作品体现出对不合理的社会的反抗；契诃夫的艺术是客观的描叙，是写得简炼的艺术；契诃夫本人是位冷静、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那里，依然美好——契诃夫的世界
门户开放，西方的意识形态带着腥味飘洋过海闯入闭锁过久的中国。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即将到来，世界正在步入一个新的文化转型时期。横向开拓，文化外求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东西方的种种文化形态重新组合着当代中国读者的精神结构。众多的文学青年崇尚的是西方现代派文学，而我们对契诃夫一脉相承的传统定论误导着年轻的读者疏远他、冷淡他，把他简单归入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哪里知道，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美学包涵着大量的现代派美学观点和内容，传统美学和现代美学的质素在他作品中兼而有之。
世界已经进入信息时代，人们的生活频率日益加快，生活内容常自更新。伴随着这一切变化，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能力大大提高。当代读者不再需要一页页地读，从而获得时间上递进分明的完整印象。现代人可以把撒落在空间各处的散点拼合成一个完整的图景。没有情节的曲折、结构的完整并不妨碍读者在头脑中形成一个个聚合的印象或概念。契诃夫小说的美学特征正与现代人对美的感觉方式的变化相吻合，这一点也正是西方现代派文学所奉行的美学观。
现代人是聪明的。作家们不必总怕交待不清，唯恐读者悟不出自己苦心营造的本意。当代读者更喜欢留有空间、耐人寻味的作品。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文学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激发读者自己去想象，文学价值的标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未写在纸上但却能提供读者再创造的潜在可能性。在这一点上，契诃夫尤其懂得读者的心理。他信任读者的思想和理解力，他一直遵循的艺术准则就是，用最短的时间给读者以最鲜明强烈的印象。他深信，描绘不宜详尽，否则即便“很有趣味的细节也会使人注意力疲倦”。
中国当代文学实在需要调整我们视野中的契诃夫，让这位层次丰富的艺术家在更深的层次上给予中国读者以更新更深的启发。
现在又到了一个世纪末。对于时间推移一向敏感的现代人，已经开始立足现在，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文学往往是人类思想感情的最好记录。翻开上个世纪——十九世纪的世界文学史，整整一个世纪，俄国文坛群英辈出，令举世惊叹：风景这边独好！人们对普希金的良好开端欣喜不已，对托尔斯泰的极顶辉煌赞美不绝，但不知能有多少人会对契诃夫那别具一格的收尾倍加欣赏。
俄国文坛最后一位巨匠——契诃夫，以他四十四年的短暂人生，为这一世界瞩目的灿烂文学划上了句号。这个句号如同他的作品一样，隽永深远、意犹未尽。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永久魅力正是蕴含在这余音袅袅的回旋曲中……
在中国，谁不知道高尔基？
高尔基（1868—1936）是中国人民、中国作家的真诚朋友。他与中国现当代的历史密不可分。
回眸远望，“以俄为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们曾在“海燕”精神的感召下，高声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遥想当年，从解放区、国统区走出的一批青年，带着“母亲”的厚爱，昂首步入暴风雨洗涤出的新世界，决心为新生的共和国绘出一幅红色苏联式的蓝图。曾几何时，“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天骄，怀揣“童年”的梦想，欣然闯入“我的大学”——在广阔天地百炼成钢，而今“在人间”担当起撞击二十一世纪大门的不可替代的力量。几代中国人的心灵历程中，叠加着高尔基的影子。
春去秋来，朝夕交替。
经历过风风雨雨，高尔基的名字始终与中国人民相伴。
高尔基——“中国革命的导师”
中国的伟大淳朴的人民，中国的革命力量深深吸引着高尔基。
1900年，在给契诃夫的两封信里，高尔基表达了自己渴望能到中国旅行的心情。
1909年，高尔基在中篇小说《夏天》中塑造了中国人民的美好形象。在他眼里，中国农民具有辛勤朴实、爱好和平、反对不义战争的传统美德。
1912年，辛亥革命后的一年，高尔基致信孙中山，热情赞扬孙中山是“中国的赫尔古烈士（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
1932年，以高尔基为首的革命作家，如绥拉菲摩维支、法捷耶夫等，致电中国人民，严正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蒋介石反动派压迫国内人民。
1934年，高尔基带头倡议，与阿拉贡、阿·托尔斯泰等世界名人共同发出呼吁，抗议日本侵华行径。
逝世前夕，高尔基仍然关注着中国红军和东北义勇军的情况，预言“他们是好样的，是一定会成功的！”
当我们在政治的低压下苦闷徘徊的时候，高尔基总是雪中送炭。中国人民不仅对他的作品深怀崇敬，而且也一向视他为精神上的兄弟、同志。
1933年，邹韬奋流亡到莫斯科后不久，写信给高尔基，表达了他的敬慕，希望能见到这位伟大的作家，还准备把他编译的 《革命文豪高尔基》一书亲自送给高尔基。
1935年6月，在莫斯科红场上全苏联体育大检阅时，作为驻苏记者的戈宝权有幸看见了高尔基。
1936年6月，一代文豪高尔基与世长辞，戈宝权又在红场上参加了他的葬礼。
在江西瑞金——中国的“红都”，中英苏区召开的第二届中华苏维埃大会上，高尔基曾被选为名誉主席之一。
在延安，人们以各种形式多次纪念高尔基：专题报告，见过他的人谈印象、朗诵他的作品，编演他的《母亲》……
当高尔基生命垂危的消息传到中国时，成立不久的文艺家协会正在上海举行会议。会议通过的第一项决议是致信慰问高尔基。
三、四十年代，高尔基的作品在中国读者，尤其是进步青年中间十分流行。当时由于随身携带高尔基作品而被捕的事时有发生。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高尔基的作品出了被禁，禁了又出、不同的版本以顽强的精神，源源不断地，甚至改头换面地印行。
多少年来，中国人民一直把高尔基视为雪中送炭的朋友、心灵上的知音。尽管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人心目中的高尔基有些变形，但他给予中国读者，特别是“五四”以后的进步青年以相当广大和深刻的影响。
高尔基走遍中国大地
高尔基作品早在辛亥革命前就进入到中国，至今已有八十六年的历史。
1907年，吴梼从日译本重译了高尔基的《忧患余生》。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这是高尔基作品的最早中译。
1908年，留日中国学生在东京出版了高尔基的短篇名作《鹰歌》（即《鹰之歌》）的中文节译。
1916年，上海推出高尔基的小说《廿六人》（即《二十六个和一个》）的中译。
1917年，周国贤（即周瘦鹃）从英文转译的高尔基《意大利童话》中的第十一篇《大义》，在上海出版。译文前有一段题为“高甘小传”的作者简介。
上述四种译文均不是直接译自俄文，介绍也十分简要。它们是我们所知的“五四”运动前中国最早的高尔基作品的中译。
我们认识到高尔基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从而开始大量认真地介绍翻译他的作品，是在“五四”文学革命以后。
最初，高尔基的作品以各种短篇不断地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1919年，高尔基的短篇小说《鲍列斯》（即《他的情人》）由胡适翻译发表。1921年，郑振铎译的《木筏之上》以及孙伏园、沈泽民、胡根天等人的高尔基其它译作，被陆续刊登在这一年的《小说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