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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由于同名的缘故，中国文学评论界特别爱在这两篇《狂人日记》上做文章。尤其是比较文学在中国复兴后，大家更是自觉不自觉地盯上了“果戈理和鲁迅的同名小说《狂人日记》”这一题目，把它看作中外文学关系的影响研究中最合适不过的范例。
据上海一位俄国文学研究者统计，中国人写的比较两篇《狂人日记》的文章不下二十种。到目前为止，笔者读过的这类文章就有十二篇，这还不包括比较果戈理和鲁迅时捎带将两者评论一番的论文。尽管读后的感觉是“英雄所见略同”，没有突破，但有趣的是，这类文章还在继续出现。将这些文章的观点归纳起来不外乎：共同点——社会大背景的惊人相似。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有很多近似的国情；两位作家的思想观念息息相通。果戈理在他的《狂人日记》中深刻地描绘了俄国社会现实的黑暗，反映和表现出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精神，这一点正与“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新文化运动文将鲁迅的血骨一脉相承，与鲁迅“为人生”、为社会、为祖国的文艺观不谋而合；这两篇文章在表达方式上也极为一致。鲁迅叹服果戈理的“写实”本领，从这里找到了自己小说创作的基本原则和最佳方法，以便从根本上揭露出社会黑暗的本质，“引起疗救的注意。”两者的不同点，或者说鲁迅的超越与创新在于——鲁迅的 《狂人日记》在主题思想的表达、人物形象的刻划和艺术风格的体现上更胜一筹。你看，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对俄国官僚等级制度的揭露和鞭挞虽然有力，但不是针对整个专制农奴制度；鲁迅的《狂人日记》不仅暴露了中国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毒害，而且矛头直指整个“吃人”的黑暗社会。更深刻！俄国狂人是个卑微、猥琐、只关心“我”的小人物，最后只能无助地向妈妈发出悲泣；中国狂人是位“真的猛士”，他经过社会学家般的认真研究，发现这千年的历史便是一场人肉筵席，发出了“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这救世主般的呐喊。更英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以喜剧的形式表现悲剧的内容，作者在揭露讽刺官僚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时，对小人物也只是一般性的揶揄；鲁迅的 《狂人日记》以悲剧贯穿始终，荡气回肠，类似“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的剖析直刺要害。更犀利！于是，得出这样的结论：鲁迅的俄国老师有局限性，果戈理的中国学生有思想高度。纵观这些观点，归根结底大都紧抓鲁迅自己的一句话不放：“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忧愤深广。”
截止到八十年代末，我国对两篇 《狂人日记》的比较研究还停留在非要比出谁高谁低的水平。从当代中国读者的知识结构、鉴赏能力、审美要求等方面衡量，这类评论恐怕真有点象“陈年流水薄子”。进入九十年代出现了直吐新言的“真的猛士”。王志耕在《果戈理与中国》一文中就果戈理和鲁迅的 《狂人日记》的比较研究指出，以往对作品的比较总是从先入的主题和表层形式的异同进行，而忽略了从文学艺术本体和制约着其表现形式的深层要素入手。该文认为，如果按旧的研究套路，“两篇《狂人日记》几乎没有相通之处”。作者在对这一观点作了详细阐述后强调，“叙事结构，文化意识和哲学观念的不同就是两篇《狂人日记》最主要的联系”。王志耕的文章给我们多年来不厌其烦地就两篇《狂人日记》做的比较研究以一个新说法，青春气息扑面而来。
看得出，在果戈理的所有佳作中，中国人对《狂人日记》始终有所偏爱，这真的要感谢鲁迅大胆的“拿来”。前面我们提到，鲁迅非常重视果戈理。的确，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鲁迅翻译介绍了众多外国作家的作品，果戈理及其作品占有显著的位置。所以说鲁迅对果戈理情有独钟，绝不仅只反映在对《狂人日记》的借鉴、模仿上。
《死魂灵》——鲁迅晚年花
心血最多的一部译作
是鲁迅慧眼识珠，将果戈理现实主义创作的顶峰之作推到中国读者面前。《死魂灵》的翻译工作是鲁迅晚年在“冷汗不离身”、“象做苦工”一样的情况下完成的。他还搜集编印了俄国名画家的一百零五幅 《死魂灵》插图，甚至在去世前一天还翻阅了有关自己翻译《死魂灵》的广告。据著名作家丁玲统计，截止到1952年，《死魂灵》就已销行了十五版以上。至今为止，《死魂灵》有了两个译本。
《死魂灵》的书名就给人一种震撼魂魄的感觉。它的情节结构简单而独特，由主人公乞乞科夫走访庄园地主购买死亡农奴名单的活动组成：乞乞科夫是个精明狡猾、唯利是图的掠夺者，他自称六品文官，一次参与代书抵押农奴的事项，从中得到启发，决定做一次贩卖死魂灵的投机生意。于是他带着仆人来到某城，结识了该城的名流官员和周围的地主，廉价收买已死去但尚未注销名册的农奴，以移民之由，向国家申请南俄无主的荒芜田地，再高价转卖，企图从中谋利。但就在乞乞科夫办理法定的过户手续，眼看就要变成百万富翁时，在省长家的一次宴会上，地主诺兹特莱夫揭穿了他的秘密，并散布流言，说他伪造钞票，企图诱骗知情者的女儿。事情败露后，乞乞科夫在流言的压力下，坐上马车仓皇出逃。
果戈理花费六年心血写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这部史诗般的小说，写出满目疮痍的俄罗斯，写出它全部的苦难和罪恶，象但丁的《神曲》一样，引导俄罗斯走出“地狱”穿过“净界”、奔向“天堂”。果戈理——这位俄国“文坛盟主”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的自觉，正是中国新文学伊始，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现实主义作家们的共同志向。鲁迅敏锐地捕捉到果戈理“以描绘社会人生之黑暗著名”的创作特色，并成功地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以运用。比起果戈理的其它作品， 《死魂灵》更充分地展示出作者善于通过人物的形态和心态写黑暗中的畸形人和畸形人生的艺术才能。通观鲁迅作品也多是这样。从《长明灯》中的疯子、《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白光》中的陈士成等作品的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一种病态社会偏执狂的性格，这和我们已经提过的果戈理笔下的狂人、泼留希金和后面将要提及的赫列斯塔科夫、马什巴奇金等一系列性格怪癖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果戈理作品对鲁迅的影响是整体气质上潜移默化的熏陶。如果硬拿《死魂灵》与鲁迅某某作品—一配对，考证式地找出几点师承的影响关系，实无必要。中国读者对于《死魂灵》最熟悉的莫过于它的浪漫主义的抒情结尾：俄罗斯——总也追不着的三驾马车，向着光明的未来飞奔而去。果戈理在此对“俄罗斯，你奔到哪里去”的关注和对祖国未来的信心，曾给予随“五四”运动成长的一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以极大的精神力量，去孜孜探求中国社会的出路。
虽然鲁迅不遗余力地向中国读者推出《死魂灵》这部果戈理呕心沥血的鸿篇巨著。但它太过宏大的结构和篇幅却影响了它在读者中的传播，因此它的知名度在中国当代读者群中反而逊于《狂人日记》和《钦差大臣》。
仅从评论界来看，笔者对1949——1990年我国主要报刊中苏比较研究论文作了一个统计，其中专论《死魂灵》与中国的文章仅五篇，而有关《狂人
日记》与中国的专文却有十三篇。数字不能代表一切，但数字也可从一方面说明问题。这五篇论文中的四篇是专谈《死魂灵》与吴敬梓《儒林外史》的，其观点大致如下：两部巨著的共同点是“含泪的笑”，即果戈理和吴敬梓都用饱含辛酸泪水的笔来写喜剧，对各自作品中的人物，既有辛辣的嘲讽，又寄予深切的同情，甚至在冷嘲热讽中挟有一定的赞颂成分，从而在审美性上结合了悲剧和喜剧的因素；在讽刺手法的具体运用上，都是通过人物的外在特点描绘人物，这在严监生与泼留希金这两个形象的塑造中尤为突出。不同点在于，身处官僚地主阶级之中的果戈理无意运用革命的手段变革现实，只寄希望于地主、官僚的道德自省，因此他的讽刺是善意的，他一方面对其笔下地主的庸俗空虚、浅薄无聊予以辛辣讽刺，另一方面又对其所属的地主阶级堕落到如此地步流露出痛惜之情；而吴敬梓则更多地为笔下人物的道德沦丧、精神沉论而痛心。在艺术风格上，《死魂灵》反映了作者的参与性，读作品时，总让读者感受到作者就在身边帮你理解人物，而读《儒林外史》时，读者却感觉不到读者与作品间作者的存在。
《死魂灵》的成功获得跨时代、跨国界的意义。“钦差大臣”到中国
五幕讽刺喜剧《钦差大臣》是果戈理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戏剧作品。它又是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契诃夫的《樱桃园》和《三姊妹》、高尔基的《夜店》等一道，驰誉中国剧坛的俄罗斯名剧。
据茅盾回忆，二十年代初《巡按》（即《钦差大臣》）中译本出现之后，上海神州女校就首次排演了此剧。中国观众很快接受了俄国的“钦差大臣”。1935年11月，《巡按》正式在上海上演，从此走向全国其他一些大城市的话剧舞台。1936年，导演史东山又将《巡按》改编成电影《狂欢之夜》，为了更适合中国普通百姓的口味，故事改为发生在二十年代中国江南的一小城。从此，《钦差大臣》在中国普及的范围更广了。在新中国的戏剧舞台上，《钦差大臣》同样受到青睐。从1949年下半年到1954年8月底近五年间的话剧演出，有这样的数字统计，1950年起演出《狂欢之夜》（鲁思根据《钦差大臣》改编）共20场；从1952年起演出《钦差大臣》共330场。不仅如此，海峡彼岸的台湾岛1950年出版的《世界文学大系》收进了果戈理的《巡按》。俄国的《钦差大臣》完全被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接受了。
《钦差大臣》同《死魂灵》一样，都是果戈理根据挚友普希金提供的素材，并在他的帮助和鼓励下写成的。它的内容是：在外省一个偏僻的小城里，市长及其官员们得到钦差大臣将微服私访的消息，惊慌失措，竟把路过此地住在小旅馆里的一个彼得堡十四等文官赫列斯塔科夫误认为钦差，争先恐后地巴结他，向他行贿。赫列斯塔科夫正好因赌博输光了钱，此时见市长亲自把他接到家中热情款待，实在有些得意忘形。于是他将错就错，饱吃饱喝，还逢场作戏，和市长的妻子、女儿调情。一向媚上欺下的市长巴不得跟这个能说会道的彼得堡大人物攀亲，答应将女儿许配给他。骗子赫列斯塔科夫将自己的“奇遇”写信告诉他在彼得堡的一个朋友，然后扬长离去。而这封信被当地的邮政局长偷拆。正当市长在家大宴亲朋，得意地庆贺佳婿入门，并对自己步步高升寄予愿望时，邮政局长跑来拆穿了骗局。官员们如梦初醒，互相指责、抱怨。就在他们吵闹不休的时候，卫兵通报真正的钦差大臣驾到，官员们顿时惊恐万状，呆若木鸡。
《钦差大臣》曾一炮打响俄国剧坛。1836年在彼得堡公演时，万人空巷，争购戏票，印数有限的剧本也很快供不应求。连彼得堡宫廷的大臣们都纷纷前往观看。据说沙皇看了《钦差大臣》后说：“在这儿所有的人都挨了一顿罚，尤其是我。”《钦差大臣》中的人物姓名第二天就成了众口相传的普通名词。“赫列斯塔科夫气质”已作为专有名词进入俄语常用词汇，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剧本的范围。
《钦差大臣》在中国的意义也不一般，它是中国人民认识历史，认识旧时代所遗留的各种恶习弊端的镜子，也是中国讽刺文学创作的优秀楷模。
对果戈理的作品一向怀有深厚感情的鲁迅对于果戈理戏剧的翻译演出，也一向予以特别的重视。翻译家丽尼曾回忆，1935年鲁迅观看了《钦差大臣》的演出，并就剧中小旅馆门应该朝里还是朝外开、市长妻子的扮相应该俊还是丑、仆人应是聪明还是傻而自作聪明等关键性的细节，提出了宝贵意见。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对俄国文学传统的透彻感悟、对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细致观察及对这部剧作的深刻理解。鲁迅的这些艺术见解，不仅推动了《钦差大臣》的演出，还帮助果戈理的爱好者进一步从整体上理解这部名剧。
《钦差大臣》驰名于中国，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的需要和中国人对它的特殊领悟。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