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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总督早在本世纪初就写道：“在这个财政区，贵族家庭的数量仍然增至几千家；但是其中年金近2里佛的人家还不足15家。”1750年，从另一位总督（弗朗什—孔泰的总督）向其继任者所作介绍中，我读到这样的话：“这个地方的贵族相当和善，但非常贫穷，他们既骄傲又贫困。同他们过去的境遇相比，他们受到莫大的侮辱。使贵族处于这种贫困状态，迫使他们服务、向我们求援，这并非坏政策。”总督补充道：“他们组成一个团体，只接纳那些能证明四代宗亲为贵族的人。这个团体未得到许可证，只不过被容忍而已，它每年一次，在总督莅临下，召集会议。他们一起用餐和做弥撒后，各自回家，一些人骑着驽马，另一些人徒步。你会看到这种集会多么滑稽。”
贵族逐渐贫困化这种现象，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大陆或多或少都可见到，在那些地方，像在法国那样，封建制度已经消失而又无新的贵族制形式代替它。莱茵河流域的德意志民族中，这种没落尤为明显，特别引人注意。只有在英国，情况截然相反。在那里，迄今犹存的古老贵族世家不仅保持着，而且还大大增长了他们的财富。他们不仅在财富上而且在权力上仍首屈一指，在他们旁边成长起来的新贵族只能模仿他们的富有，而无法超越他们。
在法国，大概只有平民继承贵族失去的所有财产；有人曾说他们是吸取贵族养分壮大起来的。然而没有任何法律阻止资产者破产，也没有任何法律帮助资产者致富；可是资产者却不断发财致富；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变得与贵族一样富有，有时比贵族还要阔气。而且他们的财富常属同一种类：尽管他们平时住在城里，他们常常是田地的所有者，有时甚至还取得领地。
教育与生活方式已经使这两种人具有无数其他相似之处。资产者与贵族具有同样多的知识，而且尤须注意的是，资产者的知识恰恰是同一来源。两者都由同一光明照亮。对于双方来说，教育同样是理论性与文学性的：巴黎越来越成为法兰西的唯一导师，它已赋予一切人以同一形式和共同的行为举止。
18世纪末，人们尚可以看出贵族与资产阶级的举止行为有所不同，因为，人们所谓的举止行为这种外表的风尚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变得一致；但是，实质上，所有高居人民之上的人都彼此相似；他们具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习惯、同样的嗜好，从事同样的娱乐，阅读同一类书，讲着同一言语。他们除权利外，概无差别。
我怀疑这种现象当时在其他国家能否达到同样程度，即便是在英国，虽然不同阶级被共同利益牢固地拴在一起，但他们仍旧常常在精神和风尚方面有所差异；因为具备这种奇异力量的政治自由，虽然能在一切公民之间建立必要的关系和互相依附的联系，却不能因此而使他们永远彼此相等；正是独夫体制，天长日久，使人们彼此相似，却对彼此的命运互不关心，这是独夫政体的必然后果。
《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著 冯棠译
第九章 这些如此相似的人如何比以往更加分割成一个个陌生的小团体，彼此漠不关心
现在，让我们察看一下这幅画的另一面，看看这些彼此如此相似的法国人，怎么反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加互相孤立，这种情况即使在法国也是前所未见的。
在欧洲建立封建制度的时代，人们后来所谓的贵族，可能当时并未立刻形成种姓，贵族究其根源，是由国家中的所有首领构成，因而最初只不过是掌权阶级。这个问题我不想在这里讨论；我只须指出，早在中世纪，贵族已变为种姓，就是说，其特殊标志是出身。
贵族将掌权阶级的固有特征保留下来，他们是进行统治的公民团体；但是惟有出身才能决定谁将成为团体的首脑。所有非贵族出身者均被排除在这个特殊而封闭的阶级之外，他们在国家里只能据有或高或低、但永远是从属的职位。
在欧洲大陆每一个确立了封建制度的地方，贵族最终都变成种姓；惟有在英国又重为掌权阶级。
有一个事实使得英国在所有现代国家中显得独特，并且惟有它才能使人们理解英国法律、英国精神以及英国历史的特殊性，然而这个事实并未使得哲学家和政治家倾注更大的注意力，而英国人自己出于习惯也对这个事实视而不见，对此我始终感到惊异。人们对这个事实视而不清，语焉不详；依我看，人们对它从来也没有一个全面清晰的看法。1739年，孟德斯鸠游历英国，他一针见血地写道：“我置身于一个与欧洲其他地方截然不同的国家”；可惜他没有再往下说。
使得英国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的并不是它的国会、它的自由、它的公开性、它的陪审团，而是更为特殊、更为有效的某种东西。英国是真正将种姓制度摧毁而非改头换面的唯一国家。在英国，贵族与平民共同从事同样的事务，选择同样的职业，而更有意义的是，贵族与平民间通婚。最大的领主的女儿在那里已能嫁给新人，而不觉得有失体面。
如果你想知道种姓及其在人民中造成的各种思想、习惯、障碍是否已在那里最后消灭，那就请你考察一下婚姻状况。只有在这里，你才能找到你未发现的带有决定性的特征。在法国，甚至到了今天，民主虽已有了60年之久的历史，你也常常找不到这种特征。旧的世家和新的家族在所有方面似乎已融为一体，然而还是百般避免联姻。
英国贵族较之其他贵族，一向更谨慎、更灵活、更开放，这种特点常引起人们注意。必须提及的是，长期以来，在英国已不存在那种严格意义上的贵族，假使贵族这个词在此沿用它在别国保留的古老的严密意义的话。
这场独特的革命因时间久远，湮没无闻；但是仍留有活生生的证据：这就是惯用语。若干世纪以来，gentilhomme（贵族）一词在英国已完全改变了含义，而roturier（平民）一词现已不复存在。1664年，莫里哀写了《达尔杜弗》，剧中有一诗句要逐字译成英文已经不可能了：
Et，telquel’onlevoit，ilestbongentilAhomme．（别瞧他那副模样，他还是个出色贵族。）
如果你想把语言科学再次应用于历史科学，那么请你穿越时间和空间，跟踪gentleman（绅士）一词的命运，这词是从法语gentilhomme（贵族）一词衍化来的；你将看到它的意义在英国随着不同的社会地位互相接近、互相融合而扩大。
每一世纪，这词所指的人的社会等级就更低一点。它最终和英国人一起传到美国。在美国，它被用来泛指所有公民。它的历史亦即民主的历史。
在法国，gentilhomme（贵族）一词始终局限于它的原始含义的狭窄范围；大革命后，这词已几乎无人使用，但词义从未改变，仍旧是指该种姓的成员。这个词之所以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原因在于种姓本身仍被保留，仍和以往一样与所有其他社会等级分离。
但是我想更进一步，我敢说，同这词产生之际相比，种姓与其他等级的分离更变本加厉，而且在我们中间出现了一种与英国方向相反的运动。
如果说资产者与贵族更加相似，那么同时他们彼此更加隔离：这两方面不能混在一起，一方不仅未能减轻另一方，反而常常使之加重。
在中世纪，只要封建制度还保留着统治权，经管领主土地的一切人（封建时代的语言严格地称之为附庸）——其中很多不是贵族——经常与领主合伙治理领地；这甚至成为领地转让的首要条件。他们不仅必须跟随领主作战，而且按照特许权，他们每年有一段时间得在领主法庭中渡过，帮助领主进行审判，治理居民。领主法庭是封建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出现在欧洲所有古老法律中，而且至今在德国许多地方，还可见到极为明显的遗迹。法国革命前30年，博学的封建法学家艾德姆·德·弗雷曼维尔曾想到写一部巨著，研究封建法与领主的土地赋税簿籍革新。弗雷曼维尔告诉我们，他在“许多领地的名目下，看到附庸每15天必须去领主法庭，他们聚齐之后，便和领主或他的普通法官一起审理居民中发生的刑事案和纠纷。”他还说：“他在一个领地上，有时能发现80、150乃至200个这类附庸。他们当中多数是平民”。我在此引用原话不是当作一种证据，因为证据不胜枚举，而是当作一个例子，说明在最初和在长时期内，农村的阶级如何与贵族接近、如何与贵族混合以处理同样的事务。领主法庭为农村小所有者所作的事情，省三级会议与更晚些的全国三级会议也为城市资产者作了。
研究14世纪三级会议留下来的资料，特别是同时期省三级会议的资料，使我们不能不为第三等级在这些会议中所占的地位以及所发挥的力量感到惊异。
作为个人，14世纪的资产者无疑远不及18世纪的资产者；但是资产阶级作为整体，在当时的政治社会中，却占据更有保障的、更高的地位。资产阶级参加政府的权利是无可争辩的；资产阶级在政治议会中起的作用始终是重要的，常常举足轻重。其他阶级每天都感到需要重视资产阶级。
但是特别令人惊异的，是贵族和第三等级当时如此轻而易举地——而后来就不行了——共同管理事务，共同进行抵抗。不仅在14世纪三级会议中是如此：那时由于天灾人祸，三级会议带有非正规的革命的性质，而且在同时期的、按正规的惯例办事的省三级会议中也是如此。奥弗涅省的情况就是这样，三个等级共同制订出最重要的措施，并由三个等级中均等选出的特派员监督实行。同一时期，在香槟省也有同样景象。14世纪初，在大量城市中贵族与资产者为了保卫国民自由和各省特权，反对王权的侵害而联合起来，这一著名的运动是大家所熟悉的。在那个时期，我们的历史中有许多这类插曲，就像是从英国历史中抽出来的一样。在以后的世纪中，这样的景象再也见不到了。
实际上，随着领地统治的瓦解，三级会议越来越少召开甚或停止，普遍自由权利最后死亡，地方自由随之毁灭，资产者与贵族在公共生活中再也没有联系。他们再也感觉不到有彼此接近、和衷共济的需要；他们一天天彼此各行其事，也更加陌生。到18世纪，这场革命完成了：这两种人只是在私生活中偶而相遇。这两个阶级不仅是竞争对手，他们已成了敌人。
法国的特殊点在于，在贵族等级丧失政治权力的同时，贵族作为个人，却获得许多他从未享有过的特权，或增加了他已经享有的特权。可以说，肢体靠死亡的躯体致富。贵族阶级的统治权越来越少，但是贵族却越来越多地享有充当主人第一奴仆的专有特权；路易十四时期较之路易十六时期，平民更易为官。当这种情况在法国还很少见时，在普鲁士已是司空见惯了。这些特权一旦取得，便世袭相传，不可分离。这个贵族阶级越是不再成为掌权阶级，就越变为种姓。
让我们看看所有这类特权中最令人厌恶的特权——免税特权吧：显而易见，自15世纪到法国革命，免税特权一直不断增长。它随着国家开支的迅速增长而增长。查理七世统治时期所征军役税仅120万里佛，因此，免交军役税的特权很小；而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所征军役税8000万里佛，免税特权就很大。当军役税是平民交纳的唯一税时，贵族免税还不大明显：但是，当这类捐税以各种名目、各种形式成倍增加，其他四种捐税也被化作军役税，中世纪闻所未闻的各种负担，如用于一切工程或公共事业的各种徭役，以及自卫队等等，所有这些负担都添加到军役税和它的附加税中，并且征税亦不平等，这时，贵族的免税量就显得庞大起来。当然，不平等尽管很明显，其外表却大于实际；因为贵族本人免税，却得替佃户交税；但在这方面，人们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