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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创办广州宏远堂机器造纸公司；1891年上海创办伦模纸厂。
印刷业。中国商人见英商在上海创办的点石斋石印局获利优厚，便模仿
建立各种印刷局。其中以1882年徐润在上海创办的同文书局规模较大。
采矿业。 1880年前后创办的徐州利国驿煤铁矿、安徽池州煤矿和贵池
煤矿、湖北荆门煤矿、山东峄县煤矿、广西富川与贺县煤矿、直隶临城煤矿
等均在土法开采的基础上开始使用部分机器。民办资本还投资其它金属矿，
1883年，李宗岱创办山东平度招远金矿。
船舶修造业和机器制造业。适应外国来华轮船装备和修理的需要，民族
资本在上海、广州、汉口开始经营船舶修造厂。上海的均昌船厂规模较大，
② 吴承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几个问题”，《中国经济史论文集》第2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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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造了9只小汽船。 60年代民办企业已使用车床、70年代初开始使用蒸汽
动力设备。
此外，在机器榨油、豆饼制造，以及制茶、制糖、制冰、制药、制玻璃、
碾米等行业中都有规模较小的企业。在公用事业方面民办投资也不少，1890
年华侨黄秉常在广州创办电灯公司，1891年供电灯700盏，这是中国第一个
用电照明的城市。
民办资本主义企业虽然从性质上讲具有自由资本主义的属性，较好地利
用了当时火柴、缫丝、面粉、煤炭等市场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由于其资
本少、规模小、数量集中、竞争能力不强，因而发展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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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它国家近代后期经济 （1816—1872）
世界近代后期经济从总体上说有两个重点：一是英、法、德、美资本主
义发展迅速，完成了产业革命，建成了资本主义强国。1870年，在世界工业
生产中，英国占32％，美国占23％，德国占13。2％，法国占13％，四国工
业生产占世界工业生产的81。2％。从国际贸易的划分看，到1860年，在国
际贸易中，英国占25％，法国占11％，德国和美国分别占9％，四国占国际
贸易的比重达到54％；二是资本主义强大了必然向全球扩张，使东方从属于
西方，尤其是拓展亚洲市场具有典型特征。其它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有的曾
经辉煌但在近代却趋衰落；有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发达但在1816—
1872年并未发达。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也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一部
分。
1。日本、俄国的近代后期经济
（1）日本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明治维新
19世纪上半期，日本仍处于一个自给自足、闭关锁国的封建社会。这一
时期的德川幕府统治，从封建统治制度上看，天皇仅是国家名义上的统治者，
实际大权掌握在德川将军手里，从将军、大名到武士构成金字塔式的封建统
治制度；从封建经济制度看，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特征的自然经济
是幕府统治的基础，“日本有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
济”。①
在德川时期，大小封建领主占有全部土地，农民完全没有土地，而德川
将军是全国最大的领主，其领地均占全国土地面积的25％，各藩大名都是年
收入在1万石贡米以上的大领主，他们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70％以上；天皇
与神社分别占全国耕地面积的5‰和12‰；上层武士一般可从将军那里获得
年收入不超过1万石贡米的领地，而下层武士一般没有领地，靠从大名或将
军那里领取每年为30—100石大米的俸禄。将军按等级高低，把土地分封给
大名，因而将军和大名之间是一种封主和封臣的关系。在日本封建社会晚期，
封臣不能自动解除对封主的关系，而土地分封又是与严格的等级制度和世袭
制度紧密结合，形成一种更为稳定的领主制。农民租种将军和大名以及武士
的土地，半数以上农民租种土地不足5反 （约合7市亩），农民对土地具有
世袭耕作权，但没有所有权。农民不仅要向领主交纳地租，还要交纳各种赋
税，地租和赋税合称年贡，用实物交纳，约占农民年收获量的60～80％。
19世纪初，日本的商品生产和流通有了一定的发展。从农业看，由于农
民精耕细作，使用新的农具等使农民用于出卖产品的数量略有增加；封建领
主为了取得货币购买奢侈品，大量出卖从征收年贡得来的大米并要求农民将
年贡改为实物、货币混合交纳；农民为了取得货币交纳年贡，也必须出卖部
分农产品并种植经济作物，这样，大米和其它农产品便进一步商品化。此外，
封建土地制度已经动摇，破产农民往往以份地作为抵押，向商人和高利贷者
借款；农民到期不能还清所借款项，商人和高利贷者便把这些土地占为己有，
虽然他们还不是土地的名义所有者，但却掌握了土地的实际支配权。随着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 卷，第785 页，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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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农民和商业高利贷者兼并土地，或开垦新田，形成了日本的新兴地主。19
世纪中期，他们手中集中了全国约1/3的土地，但土地所有权并没有得到领
主的认可，他们大多出租土地、征收地租，同时经商、放高利贷、开办手工
工场，一身数任。从工业方面看，19世纪日本已从家庭手工业发展到了工场
手工业。 19世纪初，除旧有丝织业中心京都西阵以外，关东、奥羽、越后、
美浓等地区都出现了丝织工场。造纸业主要在土佐，酿酒业等遍及全国各地。
19世纪中叶约有工场267家，每家有织机6～7架。在桐生，随着丝织手工
工场的发展，人口也增加了。 1757年有300多户，1400多人，1855年增
加到980多户，4O00多人。在越后，农民经常把耕地租给邻村，专门从事丝
织业。棉织业方面，家庭手工业者主要经营技术比较简单的本色棉纱和棉布
的生产，尤以和泉、河内、知多、伊予等地最为发达；手工工场则多半经营
技术比较复杂的染色棉纱、棉布的生产，主要集中在足利、尾西、久留米等
地。 19世纪中期，足利的手工工场已拥有织机30～200架（一家），足利
的棉织品与桐生的丝织品竞争。资本主义手工工场虽然最初只是在日本的纺
织业中出现，19世纪前半期已扩展到榨油、制蜡、制糖、酿酒、造纸、采矿、
铸造、陶瓷等生产部门。各地的官营手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 1854年，日
本全国雇佣10人以上的手工工场约有300所，到1867年，全国各生产部门
的手工工场共有400多家。在手工工场里，生产工具和劳动者的技能有显著
的改进和提高。生产力的更大发展引起了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
展，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导致农村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城市封建行会组织
的解散。 1831年和1843年，幕府一再颁布废除行会的法令，自此以后行
会组织逐步被废除。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商人收购
和贩卖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并兼营高利贷，19世纪，商人已成为最富有的阶
层。
商品经济的发展还加速了武士阶层走向没落。德川时代末期，封建经济
的衰落，幕藩的收入增加不多，支出却不断增加，从而给武士的俸禄也随之
减少了，有的竟将武士的俸禄削减了70％。为数约40万的中下级武士连同家
属共约180万人左右，贫穷的武士往往典当一空仍不能维持家室的温饱。不
少武士从事教师、医生、商业和手工业，他们糊伞、糊灯笼、制笔、印刷、
饲养鱼鸟等，有的为高利贷者服役。西南某些大名也逐渐改变了卑视工商业
的态度，也经营商业和手工工场。商品货币经济已经冲破了武士和商人之间
的等级界限。此外，德川幕府的财政进入19世纪后已日益拮据。1834年到
1836年期间，平均每年财政赤字达59万两金，1854年到1856年间平均70
多万两金。大名的财政也异常困难。 19世纪20年代末，萨摩藩负债已达
500万两，仅利息每年就须支付35万两。将军大名向高利贷商人借贷，大名
仅从大阪一地商人的贷款就达黄金6000万两，每年利息值大米300万石。将
军和大名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不断增加年贡数量和提前征收年贡；增加各种
捐税的征收，对各种土特产品也征收重税；幕府多次改铸硬币，降低硬币的
含银量，加上纸币流通数量的增加，货币贬值。到19世纪中叶，货币的购买
力只相当于17世纪中叶的1/8；另外，各藩还对盐、糖、烟草、纸张等产品
实行藩营主卖制度，垄断这些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为了
挽救封建制度，幕府统治者在19世纪30至40年代，曾进行了一些改革，其
中最重要的是长州、萨摩、肥前、土佐等西南诸藩所进行的“藩政改革”。
西南多数地区商业和工业比较发达，与荷兰、中国商人接触比较多，对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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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有所了解。一批要求改革的中下级武士主张奖励工商业，学习西方技术、
整顿财政等。西南各藩和幕府先后实行改革，因多开始于天保年间 （1830—
1843年），史称天保改革。
最先实行改革的长州藩是商品经济相当发达的地区，1838年实行改革。
改革的主要内容是：①灾年减免祖税；②整顿藩债，豁免武士债务；③采用
洋枪洋炮，以西洋方式练兵，提倡航海技术；④定朱子学为藩学，同时奖励
西学，即自然科学；⑤广求人才，破格登用，吸收下级武士参与藩政；打破
狭隘的藩界意识，奖励藩外留学，招聘外藩人才；⑥公布藩政府财政和藩主
的私人用度。以后，萨摩、佐贺和土佐等藩都进行了类似的改革。萨摩藩发
展对琉球的贸易，实行砂糖专卖制度；佐贺藩积极奖励保护藩内陶器的生产
和煤炭的开采；土佐藩内造纸等发达，采取了奖励生产的政策。幕府受各藩
的影响，1841年至1843年实行改革。改革的内容主要是厉行节约，奖励武
艺，整肃风纪；禁止农民移住江户，规定农民入城劳作年限，到期必须回乡；
救济大名和旗本的生活，豁免其对幕府债务之半，其余部分逐年偿还，不付
利息；解散具有特权的商人同业公会，向商人征收巨额捐税；江户、大阪四
周十里方圆以内的大名与旗本的领地收归幕府直辖；禁止西学。1842年颁布
的节约令中禁止从农村招雇机织女，一些地方的大名也于1842年颁布类似的
禁令，不许手工工场雇佣男女工人，农家只许有织机一架，人手多者亦不得
过两架，不许赁借织机等；一些地方禁止雇佣工人弹棉纺纱等。幕府维护旧
的经济基础的措施，阻碍了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以西南各藩为代表的改革
具有资本主义改良性质，改革措施虽然没有触动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但却
大大增强了西南诸藩的财政和军事实力。
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来，日本也遭受到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猛烈冲击。
幕府自1633年以来先后五次发布“锁国令”，建立了严密的锁国体制。这些
法令规定：禁止本国船只出海，禁止本国人出国；不许旅居海外的日本人回
国，在海上遇难漂泊异国的日本人也不准回国；不准外国船只来日本，不准
外国人在日本居留；除长崎港与中国、朝鲜和荷兰进行有限的贸易外，禁止
日本人同外国接触。 19世纪上半期，虽然“锁国令”的一些措施在日本的
一些地方已有松动，但日本仍然还处于一个与世隔绝的“锁国时代”；而西
方国家在工业革命推动下，资本主义以蒸汽为动力向世界扩张，天涯海角已
不再是不可逾越的天堑。 19世纪初以来，资本主义国家船只来日本的次数
增多，英、俄、美政府都派使节到日本要求开港通商。 1804年9月，俄国
派使节到长崎要求通商，幕府以“祖宗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