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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阶层，在财政上靠的是广告收入而非订费。19世纪的广告，常常是一些用小得几乎看不清的字体印出来的“说明书”。但到了世纪末，广告技术革命，图像、大字号广告词纷纷出现。一下子吊起读者的胃口，广告生意兴隆，便宜杂志畅销。
但是，20世纪初，特别是“一战”以后，一个新阶级迅速崛起。首先，1920年代，公共教育突飞猛进。1890年，只有3％的适龄青年上大学，到1928年，这个数字涨到10％。一个受
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生成。同时，美国迅速都市化，这些受教育的青年，走出校门常常就
远离家乡，一头扎进举目无亲的大城市开始自己的人生奋斗。
19世纪的杂志，根本无法满足这些“新人类”的需要。首先，这一阶层都是小民百姓出身，既不是新英格兰的精英，也不是刚识几个大字、口味庸俗的劳工阶层。另外，19世纪末的杂志，基本还是农业社会的趣味，充满了杰弗逊式的淳朴乡村道德，对大城市不信任，对工商社会的美学取向很抵触。鼓吹的最多是小镇的价值观念，立足的是一个缺少流动、以“面对面”的人际关系为基本社会网络的封闭乡土世界。但20世纪初，曼哈顿崛起为一个世界之都，全球商业的心脏，是一个“背对背”的陌生人社会，小镇主义在这里当然行不通了。
这时出来一位报业奇才罗斯（HaroldRoss）。此公是个生于科罗拉多的“乡巴佬”。1918年
服役美军，驻扎在法国，当了军内小报《星条旗》的编辑。回美国后，几经挫折，终于在1925年开张了《纽约人》。
他赶上了一个好时候。首先，广播和电视还没有出现，印刷媒体可以独霸市场。其次，美国在19世纪末形成了一个全国市场，印刷技术日新月异，全国的邮政系统又极有效率，邮资甚低，给杂志的发行带来便利。《纽约人》的定位，恰恰在“绅士杂志”和大众杂志之间。罗斯强调的是高雅的文化口味。他甚至在招聘编辑时，要看人家和新英格兰的知识精英阶层有无关系。同时，杂志又非常依赖广告。当时《纽约人》创造了甩尾巴的编排技巧。文章在首页开始刊载后，大部分转到内页狭窄的栏上，形成“细流”。“细流”实际只是内页的花边，内页的主要空间，是那些付不起封底、封二、封三等显著位置广告费用的客户的广告。文章在首页后甩下的“细流”，持续几页，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到内页广告上，大大开阔了广告空
间。这一技术创新，帮助《纽约人》在市场上立足。
罗斯虽然要攀上流社会的知识精英，但他清楚地知道，精英的人数太少，不足以使杂志赚钱。于是就把杂志定位于“身为中产阶级但立志步入上流社会的人”的读物。那时，镀金时代的美国梦召唤着世界各地的冒险家，谁不希望晋升上流社会呢？美国最不缺的就是野心。于是，《纽约人》越来越火，从1939到1949年，十年销量涨了一倍还多。
上流社会的一个标志，就是机智幽默。在“一战”和“二战”期间，一群幽默的作家和漫画
家聚集在《纽约人》旗下。其中漫画成了《纽约人》的看家宝贝。如今《纽约人》每周收到1000多漫画投稿，只有15到20张能够被采用。罗斯一心要通过幽默和艺术来创造一个城市的文化。著名的社会学家、建筑批评家芒福特（LewisMumford）在《纽约人》开辟SkyLine的专栏，对建筑、城市、技术在历史和日常生活中的意义的挖掘，比任何美国作家都深刻，提高了读者的城市意识。罗斯在困难时期训斥雇员：“不要辞职！这不是一个杂志，这是一场运动！”这个自己写不出能够达到《纽约人》发表水平文章的战士，当编辑当到1951年去世为止，可谓到死方休。
《纽约人》社会（2）
不过，《纽约人》不是个开玩笑的杂志，而立即进入了美国政治的主流。1945年，被《生活》杂志派到中国报道的赫西（JohnHersey），在回国途中到了广岛，写了广岛原子弹爆炸的人间惨剧，《纽约人》打破常轨，用整本杂志刊登赫西的报道，举世震惊。 赫西在“二战”中对约翰·肯尼迪的英勇事迹的报道，使肯尼迪成为美国英雄，为他日后当总统提供了政治资本。在麦卡锡主义时代，《纽约人》勇敢对峙于右翼恐怖，坚持自己的独立知识立场。最近的伊战，《纽约人》又抢先发表一系列虐囚的照片和调查报道，再次震动世界。2004年总统大选，《纽约人》打破80年来不介入的传统，发表长文支持克里，亮出自己的政治旗帜。
不过，1960年代末嬉皮士一代崛起后，《纽约人》势头看衰。这代人是反叛自己父母的一代，拒绝父母们喜欢的《纽约人》。如今保守主义崛起，电视、广播、互联网等等，都在侵蚀《纽约人》的地盘。1990年代末，《纽约人》就开始赔钱，一年损失高达600万美元。财政状况不佳，确实使杂志有些像个高寿的老人了。杂志也许还能够支持。但是，《纽约人》恐怕永远无法重新占据其20世纪绝无仅有的文化地位了。
美国媒体的高产
美国媒体在全球化时代享有话语霸权，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一霸权的建立，当然和美国媒体财大气粗有关。不过，媒体从业人员的生产能力，以及这种能力对媒体质量的影响，却很少有人注意。
这个问题，在我开始给国内媒体写作时特别明显地反映出来。在两年多内，我的专栏在《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南方人物周刊》、《东方早报》、《足球》报、《中国新闻周刊》等多家媒体上出现。另外，还有许多不定期的约稿。题目从经济到足球，几乎无所不谈。于是有些人开始惊呼：薛涌灌水！薛涌乱写！显然，在国内一些人看来，稿子写得太多，题目太广，没法儿让人把你当真。
那些批评我的人，除了我写得太多、太广外，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意见。实际上，许多媒体的编辑们为我的名字的出现频率太多而犯愁。他们能找到水平接近的文章，就不会用我的。问题是找不到。我和国内人士进行过几个辩论，到今天还没有被打败过。我可以一天写4篇稿子，谈不同的问题，照样篇篇在国内媒体中达到一流水平。怎么个“灌水”法？
后来发现，这种彼此之不认同，其实是中美媒体文化差异的反映。中国的媒体，阵容庞大到个人的产量有限。你要是到美国一看，就傻了眼了：几乎个个高产，人人“灌水”。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一般每周在本报上版两次。这是固定的专栏。同时，在其他报纸，也不断发表文章。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些人一天到晚上电视，对国内外局势发表即时评论。你要是关心时政，几乎每天都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除此以外，他们还著书立说，到大学讲课，你简直搞不清楚他们什么时候睡觉，更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读书了。
他们讨论的范围，从总统政治，国际局势，一直到棒球，几乎无所不包。说他们“灌水”吗？你可以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是，每次听他们谈话，读他们的文章，都有些收益。你不能不承认，他们坐在这个位置上，确实是有些功夫，换别人是干不了这个活儿的。
这是美国文化界最聪明的一群人，比一流大学中的教授厉害多了。挣得大概也比大学教授多十几倍。其中布鲁克斯（DavidBrooks），是我颇为佩服的一位。他是保守派，我多少有自由派倾向。但他一开口，我就得洗耳恭听。此君和我同岁，大学毕业后，一度想读博士。但开了一次学术会议，见了萨义德等许多顶尖学者，发现他们讲的自己完全听不懂，于是放弃博士之念，进了媒体，从记者一直干到著名的专栏作家。他除了每周在《纽约时报》出现两次外，还每周五作为右翼评论员，出现在公共电视台著名的“新闻小时”上，对一周时事进行分析。每次说话，句子都特别短，一针见血。大部分时间压了其左派的对手一头。另外，他被耶鲁法学院请去讲课，出版了两本记录当今美国社会的专著，引起巨大反响。美国历史学会的机关刊物，把他当作一个顶尖历史学家来采访。其著作自然也被历史系采用。
这些人运行的逻辑是什么？第一，如我在《直话直说的政治》一书中所指出的，美国的任何“话语”，都是在直截了当的公共辩论中产生。任何人都有接触信息、参与政治和文化辩论的权利，大家不迷信大学里的教授，自然也不在乎你是哪个专业的、有无资格谈某个问题。大家要听的是道理，不是你是否得了诺贝尔奖。这些媒体人士，就是靠直接对公众讲话，获得了自己的权威。第二，美国媒体和学术质量甚高。这些人可以现炒现卖。比如今天伊拉克出事，他们可以马上找来有质量的书籍，钻研一通，一个月成为专家。一个月研究伊拉克，一个月研究欧洲，研究跟着时事走。几十年生涯，就使他们无所不知。第三，他们身在媒体，亲自采访，收集第一手材料。老实说，他们是记录历史的人，大学里的历史学家是研究他们的记录的人。他们实际上更有原创性。所以，美国历史学界对一个没有博士学位的布鲁克斯
如此恭敬，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在中文媒体中写作，学的是这些人。目前我在国内媒体取得的一点话语优势，多少说明了美国媒体文化的创造力。
波士顿的马拉松传奇
波士顿的马拉松，号称是世界第一马拉松，吸引的马拉松精英超过世界其他地方的任何一个马拉松。然而，4月18日比赛时，《波士顿环球报》体育版的头一篇文章不是写几个作为夺冠大热门的世界名将，而是一个非凡的女子辛西娅·卢塞罗（CynthiaLucero）。
三年前，28岁的心理学家辛西娅·卢塞罗参加了波士顿马拉松赛。按说，参加波士顿马拉松都要有及格的成绩，标准不低，能参赛的不仅身体健康，而且身手不凡。但是，辛西娅·卢塞罗在比赛过程中一路饮水过量，身体无法接受，造成体内严重低钠，在离终点还差4英里时跌倒，被送到医院后，不久死亡。
辛西娅·卢塞罗刚刚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不久。她这次参赛，是为治疗白血病和淋巴瘤而募捐。但她自己万万没有想到，她的死，却给那些和死神苦斗的病人们带来了更大的礼物。根据她生前的遗愿，她的器官全部捐献，被立即移植到7个不同的病人身上，一下子救了7条命。
在美国，器官捐献必须有捐献者生前签署的捐献证。比如领汽车驾驶执照时，常常就要决定是否在事故死亡后捐献自己的器官。签了同意条款的，驾驶执照上印有一颗红心，一旦出车祸死亡，救援人员看到这样的驾驶执照，死者的器官就会立即被移植到最需要的人身上。许多美国人的驾驶执照，都印有这样的红心。
辛西娅·卢塞罗1999年出了车祸，严重受伤，当时被紧急空运到医院抢救。也正是在那个时候，25岁的她意识到生命有多么脆弱，认真地想自己万一这样死去，还能给世界留下什么。于是，她郑重地签下了捐献卡。后来她迅速恢复，2000年还跑了圣迭戈马拉松。
在波士顿出事后，她失去了知觉，而且没有救治的希望。这时她的家庭面临着痛苦的抉择。她的妹妹和父亲主张捐献器官，但她母亲坚决不同意。在这关键时刻，她妹妹在她的公寓里找到了那张捐献卡，尽力劝妈妈：“姐姐已经不需要这些器官了。还是把它们给那些需要的人吧！”当妈的最终被说动。
与其同时，在死亡线上挣扎、已经坚持不了几天的7个病人，被推进各自的手术室，经过成功的手术，7人全部获救，如今都在过正常的生活。
辛西娅·卢塞罗的善举，赢得了社会的普遍赞誉。马萨诸塞职业心理学院建立了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心理健康中心，分发奖学金，组织讲座，举办以她的名字命名的长跑比赛。马萨诸塞州的白血病和淋巴瘤协会，也以她的名字设立年度奖。她在厄瓜多尔的父母，仿照新英格兰人体器官库的模式，建立了厄瓜多尔第一个器官捐献组织。他的家庭，还访问了接受她的器官的7位从死神那里逃出来的人。其中一个人，在得救后不停地为慈善事业打义工。她说：“每天我一早醒来，第一个要想的是那个延长了我的生命的天使，以及我应该用这些多出来的生命为世界做些什么。”
辛西娅·卢塞罗的父亲则说：“这7个人给我们全家的生活赋予了新的意义。他们让我们觉
得辛西娅·卢塞罗还活在他们身上。”他特别不忘去看望那位接受了辛西娅·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