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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变，发生战争的危险性没有消除，但是在当前的条件下，以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家
庭为主要支柱的和平力量，可以通过联合努力来防止新的世界战争……
“（在本世纪中叶）所制成的火箭——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共产党人有权无视这种危险码？我们应
不应该把关于热核战争的后果的全部真实情况告诉人民呢？我们认为，毫无疑问是应该的。这不可能象中国同志说的那
样对群众起‘麻痹’作用。相反地，关于现代战争的真实情况正在把群众的意志和精力动员起来为争取和平，反对……
帝国主义而斗争……
“中共领导采取的立场是怎样呢？它宣称这样一些论点：只要存在着帝国主义，就消灭不了战争，和平共处是幻想，
它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原则；争取和平的斗争妨碍革命斗争，这些论点能够表明什么呢？……他们不相信有
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对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估计不足，对帝国主义力量估计过高，实际上是忽视动员人民群众
同战争危险进行斗争……”关于热核战争。“中国同志显然对热核的全部危险性估计不足。他们断言，‘原子弹是纸老
虎’，它‘并不可怕’。他们说，主要的是尽快消灭帝国主义，至于通过什么途径，以怎样的损失来达到这一点，似乎
是次要问题。试问，对谁来说是次要的呢？是对一但爆发热核战争时便注定要遭到死亡的亿万人呢？还是对这种战争的
最初几小时就会从地球上消灭的国家？
“某些负责的中国领导人也说过在战争中牺牲数以亿计的人的可能性”。（这句话指的是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莫斯
科会议上发表的声明——作者注）“在中共中央赞同的《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里断言，‘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
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其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
试问中国同志：他们是否明白，世界火箭——核战争会留下什么样的‘废墟’？……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在帝国主义
死亡的废墟上’，换言之，由于发动战争的结果，‘将创造起美好的将来’。如果同意这样做，那么，和平共处原则…
…的确用不着了……
“我们自己在制造热核武器，并生产了足够数量的热核武器。我们对它的破坏力非常清楚。
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那么我们就毫不踌躇地对侵略者使用这种可怕的武器。
但是，如果别人不进攻我们，我们不会首先使用这种武器……
“请问建议把‘美好的将来’建筑在毁灭于热核战争中的旧世界的废墟上的中国同志：他们有没有就这个问题同帝
国主义统治着的那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商量过？……原子弹不会辩别帝国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而劳动人民又在什么地方…
…
“中国同志对问题的这种提法会使人产生理所当然的怀疑。这里已经不是用阶级的态度来看待消灭资本主义的斗争，
而是怀有某种完全另外的目的。
如果在旧世界的废墟上，既埋葬剥削者，又埋葬被剥削者，那么将由谁来建设‘美好的将来’呢？在这方面不能不
注意到，中国同志不是采取表现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一口号中的阶级的、国际主义的态度，而是顽固地宣传没有阶级内容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口号“。
关于古巴危机。信中继续说：“中国同志断言，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我们把火箭运到古巴是犯了‘冒险主义’的
错误，而后来我们从古巴运走火箭则是向美帝国主义‘投降’。
这种断言是根本违背事实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拥有确凿的材料说明，美帝国主义对古巴
的武装侵略眼看就要开始。……从保卫古巴革命的必要性出发，苏联政府和古巴政府商定在古巴设置火箭。……苏联和
古巴方面的这种坚决措施引起了美帝国主义者的震动，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感觉到：一旦他们对古巴进行军事入侵，他
们中国的领土就会受到毁灭性的回击。
“由于问题不单单地是美国和古巴之间的冲突，而是两个最大的核国家的冲突，加勒比海地区的危机会由局部性的
变为世界性的，产生了世界热核战争的实际威胁。在当时的局势中有两条出路：受‘狂人’……的支配而走上发动世界
热核战争的道路；或者，利用形势所造成的可能性，采取一切措施，以便就和平解决所产生的危机达成协议，不许对古
巴共和国进行侵略。大家知道，我们选择了第二条道路。……
为交换美国政府作出不入侵古巴……的保证而达成的撤出火箭武器的协议……使得有可能粉碎准备蛮干的美帝国主
义极端冒险分子的阴谋……
“中国同志认为我们关于肯尼迪政府在古巴危机过程中也表现了一定的明智和现实态度的说法是‘为帝国主义涂脂
抹粉’。难道他们认为，一切资产阶级政府在所有事情上都丧失了任何明智吗？……中国同志力图证明，帝国主义者是
绝对信不得的，他们一定要欺骗人的。但这里的问题完全不是信不信，而是清醒的估计。加勒比海危机消除至今已有八
次，美国政府仍在履行自己的诺言——没有对古巴的国境进行任何入侵。我们也作出了从古巴运走火箭的保证，并履行
它。但是也不能忘记，我们还对古巴人民作出过保证：如果美帝国主义者食言而入侵古巴领土，我们就会要进一步援助
古巴人民……
“中国领导人究竟为什么不满意呢？也许是防止了对古巴的入侵和制止了世界战争的爆发这点使他们不满吧？
关于裁军问题。“中共领导的真正立场，非常明显地表现在……它极其低估，甚至故意无视争取裁军的斗争”，苏
共中央的信中继续说。“中国同志千方百计地证明，似乎只有社会主义在地球上彻底胜利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全面裁军。
当世界被军备竞赛压得透不过起来……
时，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应当袖手等待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呢？……他们可以无休止地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把这种观点冒充为自己‘革命性’的表现。但是，实际上，这种态度只反映出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害怕帝国主义……
关于和平共处。“中共中央在６月１４日的信中指责各共产党，说它们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引伸到剥削
者和被剥削者、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劳动人民群众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关系方面。这是（一种）……真正骇人听闻
的臆造和诽谤。……当我们谈到和平共处原则时，我们是指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关系而言。和平共处原
则当然绝对不能引伸到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敌对阶级之间的关系中……
关于个人迷信和无产阶级专政。
“中共领导人扮演了个人迷信维护者和斯大林错误思想的传播者的角色。他们企图把个人迷信时期盛行的那些制度、
意识形态和道德以及领导的方式方法强加给其他党”。信中接着引用了毛泽东、刘少奇和邓小平在１９５６年完全赞同
苏共二十大包括对‘个人迷信’的指责的决议所发表的那些声明，并且说“他们对我们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评价来了
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谈到“恢复党内生活中的列宁主义原则和准则”时，信中说：“在个人迷信时期毒化人民生活的恐俱、怀疑和傍徨
的气氛已经永远消失了……请问一问那些父母在个人迷信时期成了镇压的受害者的人，承认他们的父母兄弟是正直的人，
他们自己并不是我们社会的变节者，……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苏联人听到中国同志企图辱骂苏共纲领，感到吃惊和荒诞。”信中继续说。“中共领导人针对我们党宣布为人民
争取美好生活是自己的任务时，暗示苏联社会的有某种‘资产阶级化’和‘脱化’。按照他们的逻辑，如果人民穿草鞋
和喝大锅清水汤，这就是共产主义，而如果劳动者生活得好和希望明天生活得更好，这仿佛就是资本主义复辟……
关于革命斗争的方法。分歧中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的道路和方法问题。
在中国同志的描绘中，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看来是这样：他们自己为一方主张世界革命，而另一方——苏共和各马克思
列宁主义政党——则忘记了革命，甚至害怕革命。它们不关心革命斗争，反而去关心那些与真正革命者不相称的东西：
和平、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和这些国家人民福利的提高，争取资本主义各国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切身利益的斗争
……
“列宁教导说：”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经济政策去影响国际革命‘。……但是，有些同志却认定列宁是不正确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不相信社会主义国家有能力在经济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吗？或者这是这样一些人的立场，他们一碰到
了社会主义建改中的困难就灰心失望，看不到有可能用自己的经济成就，……对国际革命运动施加主要影响？这些人想
通过另一些在他们看来更为便利的途径来更快地实现革命。但是，胜利了的革命能够以人民的劳动，并且只能够以人民
的劳动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成就，证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中国同志高傲地和侮辱性地指责法国、意大利、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说他们不折不扣地是机会主义和改
良主义，是‘议会迷’，甚至说它们陷入了‘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什么根据呢？根据就是：这些共产党没有提出
立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虽然中国领导人也应当解释，没有革命形势，是不能这样干的……
“在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的问题上，中国同志也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分歧。……中国同志把（是否在
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任何地方）
都承认武装起义看作是衡量革命性的基本标准。因而中国同志实际上否认了利用和平方式进行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
利的斗争的可能性，然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说，共产党人应当掌握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一切形式——暴力的和非暴力
的形式“。
关于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信中继续说：“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
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联系问题……（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当代的伟大力量。
它们之间的正确的相互关系是战胜帝国主义的主要条件之一。
“中国同志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从他们的新理论中可以看出，根据这种理论，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竟然不是
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民族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同志看来，反帝斗争的决定性力量
不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而仍然是民族解放运动。
“中国同志这样做，看来是想用最轻易的办法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当中赢得声望。然而，但愿这种理论
谁也欺骗不了。这种理论的实际意义，不管中国理论家愿不愿意，在于使民族解放运动孤立于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之外。……中国同志竟想纠正列宁的思想，证明似乎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
级，甚至‘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应当是全世界反帝斗争中的领导……”“现在产生了一个问题：怎样解释中共领导
在现代一些根本问题上的不正确方针？或者是，中国同志同实际现实完全脱节，用教条主义的，学究式的态度对待战争、
和平和革命问题，而不理解现时代的具体条件。或者是，在中国同志掀起的关于‘世界革命’的大肆宣嚷的后面藏着同
革命毫无共同点的其他目的……”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指责中国人“旨在破坏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团结
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实际活动”时，信中说，在最近三年里，中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下降了一半以上，
由于中国破坏协定，使其中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到了严重损失。信中继续说：“在‘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
（见中共中央６月１４日信件中的第２２条——作者注）这一公式下掩盖着建立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这一概念，对这种
经济来说，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仅限于贸易。中国同志力图把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