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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攻击苏联共产党，并要求在那些支持苏联的当地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建立亲华政党。２月４日《人民日报》公开拥护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并坚持认为：“象其它任何事物一样，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倾向于一分为二。”
米哈依尔。苏斯洛夫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１９６４年２月）
中共上述文章发表之后，苏联领导放弃了调和的态度。在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２日发表的一封信（这封信发给了其他
各国共产党，但没有发给中国共产党）
中，苏联领导说苏共中央将在其即将召开的全体会议上讨论中国党的活动，此后将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他们再一
次提出了召开一次世界共产党会议的问题。２月１４日，米哈依尔。苏斯洛夫（苏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向苏共中央委员
会提交了一篇关于论战的长篇报告，它包括了苏联当时对中国领导的最全面的指控。然而，这篇报告应罗马尼亚党的请
求，当时没有发表。
苏斯洛夫指责中国领导人“采取了分裂各国共产党、建立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派别和小组的方针”。中国领导人
“想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好象在自己的世袭领地中一样发号施令，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硬规定一些条件；他
们可以按照这些条件随心所欲地把一些党和人民或者列入社会主义，或者‘革除’出社会主义。”例如，他引证了中国
领导对待南斯拉夫的态度。在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５６年，中国领导对南斯拉夫给予了赞扬，而现在他们却把南斯拉夫遣
责为“法西斯专政。”
当谈到阿尔巴尼亚党时，苏斯洛夫评论道：“中国——阿尔巴尼亚同盟——是在反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基础
上产生的，是在对消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后果采取敌对态度的基础上产生的。正如在中国一样，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保
卫个人迷信，是同他们多年来自己培植个人迷信，在党和国家的领导活动中采取恶劣方法有联系的。”
苏斯洛夫还指责中国领导人企图破坏苏联所做的防止世界战争威胁的努力。例如，在１９６２年，他们利用古巴危
机的有利条件，去扩大印度边界的冲突。他继续指责道：“中共领导明显的冒险主义立场在它对核武器问题的态度上暴
露出来。”中国领导人曾企图坚持要苏联给他们原子弹，而当苏联没有给他们原子武器的样品时，他们表示了深深的耻
辱。他接着说：“我们认为帮助中国生产核武器是不适宜的。”这样做必然会引起相应的反应：帝国主义各国，特别是
西德和日本就会进行原子武装。它们作为在经济上和科学上更加发达的国家，无疑能够比中国制造更多的原子弹，更快
地建立起核潜力。“
当《报告》转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时，苏斯洛夫坚持认为，中国领导人背弃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
革命是人民群众斗争的结果的学说。”强调“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情况下都一味采取武装起义的方针，而毫不考虑群众的
情绪和他们对革命的准备，不考虑国内外形势。”这种态度“拒绝细致的和耐心的群众工作，对社会主义的客观和主观
条件成熟的指望被革命的词藻所代替，或者更坏，被脱离人民的一小撮人的冒险行动所代替……。”苏斯洛夫评论道：
“如果共产党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把一切希望都无例外地仅仅寄托在武装斗争上，毫不考虑人民群众是否总是愿意
支持这种斗争，那么，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惨痛的失败。”
《报告》在宣称“中国领导人的政策和活动今天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主要危险”之后，苏斯洛夫继续指出。
“在北京的帮助和支持下，在比利时、巴西、澳大利亚、锡兰、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最近都建立了反党的分裂主义的
叛徒小集团。这些小集团的人数，有的地方是几个人，有的地方是几十人。……中共中央领导正在把事态引到更远的地
方——它公然采取了这样一种方针：评凑一个有特殊纲领、有集团纪律、以北京为中心、由同他们思想一致的人组成的
集团，来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相对抗。……中共领导力图把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扩大到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使中共
的一个领导人，象当年的斯大林一样，俨然上帝一样凌驾于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上，并且随心所欲地决定它们
的政策中和活动中的一切问题……”《报告》在结束时指出：“现在十分明显，中共领导人打算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
继续展开派别活动。……我们党主张再召开兄弟党的会议来讨论当代的根本问题，主张在这样的会议上最广泛地交换意
见，以便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这些困难是由中共领导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造成的。因此，所有兄弟党集
体来确定为维护和加强共产主义队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团结所必需的途经和手段，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苏中两党之间信件的交换（１９６４年２月—３月）
苏联共产党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２日的信件引起了中苏两党冗长的和语言刻薄的信件互换。中共中央在注明２月２０
日的信中，指责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不仅采用“恶劣的两面派的做法，”而且还“摆出‘老子党’”的样子和策划“假团
结，真分裂”。
苏联共产党（２月２２日）指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答复苏联党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９日的信件，并且说，“既然
你们顽固地不答复我们的多次信件和呼吁，甚至把这些信件和呼吁说成是我们的软弱表现，那么２月１２日的信给你们
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没有益处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封信（２月２７日）命令式地重复要求苏联共产党寄来２月１２
日的信件。
１９６４年２月２９日，中共中央终于答复了苏联共产党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９日的信件，表示愿意就边界问题达
成谈判协议，但拒绝了苏联提出的经济援助的要求，并提出了关于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的条件。（下边的小标题摘自原
文）
关于经济援助问题。信中宣称：“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不是单方的，更不是无偿的，并且主要是通过贸易的形式进
行的。对于苏联向我们提供的所有成套设备和物资，包括通过贷款形式提供的设备和物资，连同利息在内，我们都是用
物资、黄金和国际货币偿付的。还应当提到，我们从苏联进口的东西，比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贵得多。
“不只是中国从苏联方面得到了援助，苏联也从中国方面得到了相应的援助。……到１９６２年底为止，我们向苏
联供应的粮油和其他食品价值２１亿新卢布……。在同时期内，我们向苏联供应的矿产品和五金产品价值１４亿新卢布
……。这些矿产品中，有许多都是发展尖端科学、制造火箭和核武器必不可少的原料。
“至于苏联对中国的贷款，必须指出，其中最大部分，是我国用来从苏联购进军事物资的。这些军事物资的大部分，
都已使用或者消耗在抗美援朝战争之中。……长期以来，我们每年都在为苏联的这些贷款偿付利息，它占去我们对苏联
出口的一个相当数……”关于技术援助问题。信中继续指出：“在苏共领导片面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之
后，我们曾经郑重表示，愿意挽留苏联专家继续在中国工作……。但是，你们却不顾我们的反对……在一个月的短时间
内，撤走了在中国帮助工作的１３９０名苏联专家，撕毁了３４３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件，废除了２５７个科学技术
合作项目。……使我国一些重大的设计项目和科学研究项目被迫中途停顿。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止，使一
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入生产。……现在，你们又提出向中国派遣专家的问题。坦白地说，中国人民信不过
你们。
……“信中进而讽刺地说道：”我们很关切苏联现在的经济情况。如果你们觉得需要中国派专家在某些方面给你们
以帮助的话，我们将乐于这样做。“
关于中苏贸易问题。信中继续指出：“近几年来中苏之间贸易额缩减的真正原因，你们应当是最清楚的。这正是你
们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结果。你们突然撤走在中国帮助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打乱了我国许多工矿企业和
事业单位的建设进程和生产安排，直接影响着我们进口成套设备的需要。试问，在这种情况下，难道硬要我们买下这些
东西搁在那里作为摆设品吗？……
“何况，你们从１９６０年起，……在两国经济和贸易谈判中故意刁难、拖延或拒绝供应中国需要的重要物资。我
们不需要的或者不十分需要的物资，你们就大量地给我们；我们很需要物资，你们就卡住不给或者很少给我们。……１
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１年，我们连续三年遭到特大自然灾害，我们不能像往常那样向你们提供大量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品。
这是不可抗御的因素所造成的。……你们经常攻击我们‘单干’，而吹嘘你们自己是主张社会主义各国的广泛的经济联
系和国际分工的。但是，你们在这方面的实际行动，究竟是什么呢？……
你们欺负经济比较落后的兄弟国家，反对他们实行工业化，力图迫使它们永远处于农业国的地位，成为你们的原料
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你们欺负工业化较发达的兄弟国家，硬要它们放弃传统产品的生产，变成替你们某些工业部门
服务的附属工厂……
“我们认为，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互助委员会必须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加以改造，使这个苏共领导一
手把持的组织，改变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家自愿参加的，真正平等互利的组织。我们的这个意见，希望能够从你们
那里得到积极的反应。”
关于停止公开论战问题。中国党的信件指责苏联共产党在１９６１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因为攻击阿尔巴尼
亚开始了公开论战。信件继续指出：“你们是做了一件坏事。你们给各国兄弟党造成了困难，给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帮忙。
现在，公开大论战已经全面展开了，真理越辩越明，马克思列宁主义越辩越发展。坏事开始变成了好事。”
信件坚持认为，苏联报刊从１９６３年７月１５日至１０月底就发表了近２００篇反华文章和材料，就是在苏联共
产党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９日来信以后，这些反华文章和材料也没有停止过。
信中继续说：“我们到现在为止，才发表了七篇答复你们的公开信（１９６３年７月１４日的信件——作者注）的
文章。我们对你们在公开信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还没有答复完，对你们其他反华文章中提出来的问题还没有答复。”
中国共产党的信件在结束时提出了下列建议：（一）“停止公开论战，必须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
双边和多边会谈，通过协商，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收的公平合理的办法，达成共同的协议。”
（二）“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并且积极支持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
我们愿意同其他兄弟党一起，尽一切努力，使这个会议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团结的大会。“
（三）“中苏两党继续举行会谈，是开好兄弟党会议的必要准备步骤。我们建议，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０日到２５
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中苏两党会谈。”
（四）“我们提议，在中苏会谈之后，举行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
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印尼、日本、意大利、法国十七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会
议，以便为各国兄弟党代表大会作进一步的准备。”
１９６４年３月７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在答复中共１９６４年２月２７日和２９日的信件中，提出了１９６４年秋
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的反提案。苏共中央的信件说“你们有意拖延对我们信件的（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９日的信件——
作者注）正式答复，实际上，你们是用加剧论战、加紧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活动，进一步诽谤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党来回答了我们的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再沉默了，……把我们致其他兄弟党的信件寄给你们，是
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我们已不止一次地就这些问题给你们写过信，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答……“苏联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