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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我们已不止一次地就这些问题给你们写过信，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答……“苏联共产党的信件否定了中国指
责苏共是以”老子党“自居。它说：”我们不能不有这样一个印象，你们所以采取这些做法，只是为了让自己占有‘老
子党’的地位。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早在斯大林在世时，这种角色就已经过时了，尽管他也采取过类似的立场。…
…
现在，局势已经不是１９１９年那样了，列宁已经不在了，而且活着的人中间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他。只能由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党集体地制定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没有并且也不可能有‘老子’党和‘儿子’党，而有的并且应该有
的则是具有集体智慧的平等的兄弟党的大家庭……“苏联共产党的信并没有企图答复中国党２月２９日的信件中所包含
的指责，而是集中在召开国际会议的问题上。信件指出：”我们确认：中共中央在经过几个月的拖延和耽搁之后，同意
了我们的关于必须继续苏中两党代表双边会谈，然后再筹备和召开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意见。……同时，我们无
法理解，你们把实行这些业已完全成熟了的措施拖延这么久的动机是什么。……拖延苏中两党代表双边会谈，更是无法
解释的。……你们建议在１９６４年１０月才举行中苏两党代表的会议，这实际上意味着推迟兄弟党会议，至少推迟一
年……“信中否定了中国党提出的召开１７个党的代表参加的筹备会议的建议，并且认为由曾经共同准备了１９６０年
莫斯科声明的２６个党（即：中国党信中提出的１７党，再加上锡兰、英国、芬兰、阿根廷、巴西、叙利亚、印度、美
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党）的代表参加筹备会议。信件在结束时提出了下列建议：”一、１９６４年５月，在北京继续举
行中苏两党代表的会谈。“
“二、２６个兄弟党代表的筹备会议，在１９６４年６、７月份召开。”
“三、同兄弟党协商于１９６４年秋举行国际会议。”
最后，苏联党的信声称：“苏共中央着重指出，为了实现所有这些措施，必须停止公开论战，必须放弃在社会主义
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任何破坏、分裂活动……”
罗马尼亚的调停尝试（１９６４年２月～３月）
罗马尼亚工人党在整个论战过程中扮演了一种独立的角色。１９６４年２月至３月，它试图充当双方的调解国。罗
马尼亚人收到苏共中央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２日的信件后，要求苏联共产党不要发表苏斯洛夫的报告，要求中国党立即结
束论战，并建议举行一次两党领导人会议。
苏联共产党同意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公开论战的条件下推迟发表这篇报告，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同意暂时中止论战，
并邀请罗马尼亚代表团访问北京。
１９６４年３月２日至１１日，由总理扬。格奥尔基。毛雷尔率领的罗马尼亚代表团和刘少奇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之
间的会谈在北京举行，但是，会谈收效甚微。因为中国领导坚持，只有在双边或者多边会谈达成协议之后，才能停止论
战。
１９６４年３月２５日，在避免公开分裂的一次新的尝试中，罗马尼亚总统乔治乌。德治分别交给中国和苏联驻布
加勒斯特的大使一个草案，呼吁各国共产党团结起来，并建议由苏联、中国、罗马尼亚各共产党官员组成一个联合委员
会，为“世界各国共产党、而不仅是某些政党组成的”国际会议作准备。
重新开始论战（１９６４年３月～４月）
在中苏两党互通信件和罗马尼亚调停的尝试正在进行的同时，中苏双方都避开了公开论战，但是１９６４年３月２
２日至２６日在阿尔及尔举行的亚非团结运动理事会第六次会议上，中共又发动了新的宣传攻势。
中国代表团成员指责苏联政府是“种族主义”、“帝国主义”、“背叛阿尔及利亚革命”、“拒绝帮助阿拉伯人民
解放巴勒斯坦”、“在道义上为帕特里斯。卢蒙巴（刚果前总理、１９６１年被谋害。）的被杀负责。”苏联代表团的
领导则予以反驳，指责中国人“企图根据‘分而治之的原则使国与国之间和整个大陆之间相互敌对。”其他大多数代表
团拒绝与任何一方结盟。
１９６４年３月３１日，第八篇（连续发表几篇文章中最长的一篇）答复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文章在北京发表。这
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专门驳斥赫鲁晓夫的“总的错误”，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文章坚持认为，“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无产阶级必须进行武装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篇
文章承认，１９５７年宣言和１９６０年声明（中国曾在这两个文件上签字）在设想和平过渡和非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时，
苏联的草案仅仅指的是和平过渡，非和平过渡只是在经过许多争论之后才加上去的；文章补充说，中国共产党愿意接受
对在这个问题上因赞同折衷办法而提出的批评。文章的其余部分主要是对赫鲁晓夫的个人抨击。文章把他描述为“继承
托洛茨基”——“历史上最大的投降主义者”的“衣钵”——使苏联倒退到了资本主义。文章奉劝苏联共产党的“领导
同志”把赫鲁晓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赫鲁晓夫对匈牙利的访问（１９６４年４月）
１９６４年３月３１日，尼基塔。赫鲁晓夫前往布达佩斯访问匈牙利。访问期间，他作了几个讲话，为苏联关于和
平共处和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头等重要性的观点进行了辩护。
赫鲁晓夫在４月６日说：“一些人批评我们说：”你们一直想要一个较好的生活，但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
级的口号。‘我们国家的劳动人民回答这些批评时说，’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革命呢？我们进行战斗不是为了在工人阶
级夺取政权之后生活得更糟。‘……有人说，’世界革命怎么样呢？你们准备牺牲世界革命的利益吗？
‘我们坚决拒绝这种训令。
……我们赞同和支持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兄弟和为解放而进行斗争的各族人民，但是我们拒绝那种所谓为了世界革
命的利益，从而应当发动一场战争来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
……我们反对输出革命和输出反革命……
“有人批评我们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立场。这些人说：‘你们害怕战争。’我曾不止一次地回答这些勇敢的人们
说：‘只有小孩和白痴才不害怕战争。’……中国领导人说：”如果发生了世界战争，那么怎么办呢？假定有一半人类
被毁灭，但另一半还会生存。‘对这种观点人们会说些什么呢？让人民自己来判断吧……
“一些人胡说苏联和苏联共产党是从帝国主义那里乞讨和平。当然，这是造谣中伤。……
我们不依赖恳求，而是依赖我们自己的力量。……甚至连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领导人也不得不认
真地考虑世界上新的力量的对比……
“在我们的外交政策中，我们一向遵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则。
……这是一个好的基础，而且我们希望看到普遍地用战争以外的其它方法来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给人民以更
大自由，给人民以更多的物质利益和文化利益的制度将在最后的争论中取得胜利……“赫鲁晓夫在１９６４年４月９日
布达佩斯的一次讲话中，对中国领导人进行了最猛烈的攻击。在讲话中他把中国领导人描述为”一边是用左派的、超革
命的词句作为掩盖的人，一边又宣布他们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的人，实际上这些人在一系列问题上却滑进了托洛
茨基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泥潭中。“他还遣责中国领导人”不负责任地拿千百万人的生命来进行赌博“，”企图把他们
的冒险主义的路线强加给兄弟党“以及”企图把他们的霸权建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上。“
中国拒绝苏联提出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１９６４年５月～７月）
中共中央委员会在１９６４年５月７日的信件中否定了苏共中央３月７日的信件中所包括的一切建议，事实上这是
提出无限期地延长举行已经建议的国际会议。信中在拒绝苏联任何停止论战的建议时指出：“我们的报刊，对你们１９
６３年７月１４日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对你们在公开信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发表的２０００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
…我们还没有开始答复，离答复完毕更远得很。”信中指责苏联“要联合全世界人民的公敌美帝国主义，”指责苏联
“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之后，信中质问：“对于你们干的这许多坏事，……你
们怎么能够期望我们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默不作声呢？”
中国共产党的信件在答复苏联共产党提出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时指出：“照目前的情况看来，不仅今年５月举行中
苏两党会谈是不可能的，就是在今年１０月举行也太早了。我们认为，中苏两党会谈以推迟到明年上半年，例如明年５
月较为适宜。到那时候，如果中苏两党任何一方认为时机不成熟，还可以继续推迟举行。……我们认为，为了开好兄弟
党国际会议，需要作好一系列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也许需要四五年，或者还要更长一些时间……”中国共产
党的信件在重申自己建议只有１７个党参加的筹备会议时指出，在苏联共产党的信中提到的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和巴
西）里，共产党已经分裂为两个党，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和“修正主义”的党，而在印度，信中断言：“丹吉
已经堕落成为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走卒，成为共产主义的叛徒。”在这种情况下，至于邀请哪一个党参加，中苏两
党意见不一，但是，中国认为，“首先应当考虑那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
苏联共产党在注明日期为１９６４年６月１５日的复信中重复了它提出的尽早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苏共中央的信
中在声称“压倒多数的兄弟党”支持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之后，坚持认为，中国之所以反对召开这个会议，是“因为你们
不能指望共产党人的国际集会会支持你们的政治思想纲领。”信中指出，１９５７年莫斯科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会议在毛
泽东的支持下一致决定，“委托苏联共产党在各兄弟党协商的条件下负责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
关于谁有资格参加会议问题，信中坚持认为：“澳大利亚、巴西、比利时、锡兰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党小组是由从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开除的、同这些党的合法选出的中央委员会……进行斗争的……反党分子组成的，”“托洛茨基分
子、无政府主义者、各种叛徒和变节者参加了这些小组。”在答复中国对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各党领导人的攻击时，
信中指出“我们坚决拒绝这种不体面的手法：一个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要求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要
求有权对整个党及其领导人作出判决，有权随心所欲地解决那些只有各该国工人阶级才能作出判断的问题。”
最后，苏共中央的信说：“我们再一次重申我们的建议：召开由２６国党代表组成的筹备会议，这些党在１９６０
年已经被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批准为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并且代表着世界上一切主要地区的共产党人的利益。关于召
开这个筹备会议的具体日期，我们认为必须在最短期内就同兄弟党商定。苏共中央仍旧愿意在取得协议的任何日期举行
苏共和中共代表的双边会谈……”中国共产党的复信（注明日期为１９６４年７月２８日）中又一次拒绝了苏联的建议，
信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主张召开经过充分准备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团结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坚决反对
你们开分裂会议。中共中央庄严地声明我们决不参加你们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中共
中央对苏共中央的复信继续指出：“既然你们已经下定了决心，那就开会吧。如果不开，说了话不算数，岂不贻笑千古
吗？……不开吧，人们会说你们听了中国人和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劝告，显得你们面上无光。要是开吧，从此走入
绝境，再无迥旋余地。……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愿意再一次诚恳地劝告你们，还是悬崖勒马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