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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境，再无迥旋余地。……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愿意再一次诚恳地劝告你们，还是悬崖勒马的好，不要爱惜那种虚伪的
无用的所谓‘面子’。如果你们不听，一定要走绝路，那就请便吧！……”
苏联提出举行筹备会议的建议再次又被中国共产党拒绝（１９６４年７月～８月）
１９６４年７月３０日，苏共中央对中国共产党的公开破坏采取了决定性的措施。当时，它邀请在１９６０年莫斯
科会议上组织筹备会议的其他２５个党，于当年１２月１５日派代团到莫斯科开始为１９６５年的国际会议作准备。苏
共中央信件中阐明：“绝大多数兄弟党都表示必须采取集体行动来克服我们队伍中产生的困难。它们主张举行各国共产
党和工人党代表的新的国际会议，而且许多党都坚持这种会议的召开不能长期拖延……”信中继续说：“兄弟党在１９
５７年的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下述决议：”委托苏联共产党在和各兄弟党协商的条件下负责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
到目前为止，必要的协商已经进行了，……所有共产党的立场也都清楚了。……苏共中央考虑到绝大多数兄弟党已经明
确表示的意志，认为已经到了开始筹备召开国际会议工作的时候了。我们认为，今年就应该召开起草委员会。
“由于在事先交换意见过程中已经看出了起草委员会的成员问题会成为召开起草委员会的新的障碍，我们认为，唯
一合理的出路是按照筹备１９６０年会议时的成员来召集起草委员会，也即由下述２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组成
（当时列举的２６个国家，包括苏联党自己——作者注）。苏共中央邀请上述兄弟党的代表在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５日
前到达莫斯科……
“召开会议不是为了对谁遣责，把谁‘革除’出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给谁戴污辱性的帽子，相互进行不
负责任的指责。……我们认为，会议应该集中自己的努力，来找出那些使所有兄弟党联合起来的共同的东西，来寻找克
服已经产生的分歧的途径。……在所有问题上可能不会一下子取得一致意见。……但是，我们深信，这也并不意味着使
分裂‘肯定下来’，也不意味着为继续寻找走向团结的途径会制造出障碍……
“我们深信，只要起草委员会制定出文件草案，国际会议就可以开始工作，时间大约在１９６５年年中，而在这方
面是不存在任何不可克服的障碍的，参加过１９６０年会议的所有８１个党的代表都可以参加国际会议。这一个或那一
个党拒绝参加集体工作，都不能成为再行拖延……的理由……”１９６４年８月３０日，中国共产党在致苏共中央的信
中拒绝了这一邀请，信件开头如下：“你们在这次来信中蛮横地规定：不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
的和多边的会谈，达成一致的协议，就召开起草委员会。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只能是你们所指定的２６个党，多一个也不
行，少一个也不行。……你们甚至等不及你们所指定的起草委员会开始，就规定国际会议要在明年年中举行。”
中共中央的信继续指出：“你们的来信还悍然宣布，不管兄弟党参加不参加，你们指定的起草委员会都要如期开张，
你们片面召开的国际会议都要如期举行。这样，你们在今年１２月召开起草委员会的那一天，就将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大分裂的日子，记载在历史上……
“你们同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间还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呢？今天，摆在全世界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面前的最
迫切的共同的任务，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你们却一心一意地勾结美帝国主义，寻找使你们同美帝国主义联合
起来的共同的东西。你们一再向美帝国主义表白，你们要从所有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前线上脱身出来。当美帝国主
义武装侵略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时候，你们不但没有明确宣布支持越南反对美国侵犯，反而助纣为虐，
积极支持美帝国主义通过联合国干涉越南。在你们执行这种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路线的情况下，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怎
么能够同你们达成什么协议，采取什么共同行动呢？……
“我们已经多次说过，关于国际会议的筹备、召开、和参加成员等所有问题，必须由全世界所有的兄弟党、包括原
有的、重建的和新成立的兄弟党，通过协商取得一致的意见（例如：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锡兰和印度等已经脱离
了现存共产党的亲中国的政党。——作者注）。否则，不论你们召开什么样的起草委员会，什么样的国际会议，统统都
是非法的……”
论战的加剧（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０月）
１９６４年夏秋期间，双方的论战日益恶毒起来。７月１４日（苏共的公开信发表一周年），《人民日报》和《红
旗》杂志发表了第九篇答复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复信，文章包括了到此为止对“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的最猛烈的抨击。
中国的文章认为，赫鲁晓夫实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使苏联的资本主义势力急剧地
膨胀起来。中国的文章继续说：“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实际
上是为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开避了道路。……赫鲁晓夫……
扶植那些占据领导地位的蜕化变质分子，……加剧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赫鲁晓夫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
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瓦解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中国的评论还作出了如下断定：“赫鲁晓夫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性论，
向苏联人民灌输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及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反动思想，败坏社会
主义的道德风气。腐化的西方文化（在苏联）成了时髦，社会主义文化受到排斥和打击。……
广大的苏联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对于特权阶层的压迫和剥削是十分不满的。“
各方都引证了美国１９６４年８月５日对北越海军基地的轰炸袭击。以此证实对方反对支持自卫的例证。８月３０
日，中共中央的信件遣责苏共支持美国在北越的“侵略行动。”９月４日，赫鲁晓夫在布拉格说：“我们的对手正在利
用中国政治上的异端分子的活动所制造的困难。”在后面，他引证了“美帝国主义者不断侵略东南亚，武装进攻越南民
主共和国和干预老挝的内政。”
从１９６３年夏起，双方都加强了自己的电台宣传。据１９６３年８月报道：“最近，在中国西北和阿尔巴尼亚建
立的强大的发射机正在广播对苏联和东欧的宣传。一年以后，莫斯科电台以一周７０个小时用中文进行广播，北京电台
也以一周６３小时用俄文广播。
第六章 后赫鲁晓夫时期
（１９６４年～１９６６年）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４日，尼基塔。赫鲁晓夫被撤去党和政府的职务，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接替了赫鲁晓夫党的
第一书记的职务；阿列克谢。柯西金接替了赫鲁晓夫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据西方记者报道，赫鲁晓夫被指责为把苏联
与中国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变为他本人与毛泽东之间个人的长期不和，他还被指责为过低估计中国科学发展的速度，使中
国于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中苏关系的短暂改善（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１月）
赫鲁晓夫被撤职之后，苏中关系暂时有所改善。据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宣布，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致电：
“热烈祝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并希望“能继续发展中苏两国人民牢固不破的友谊。”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５日至１
３日，周恩来和中国其他六位主要的共产党人访问了莫斯科，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纪念日。访问期间，他们与苏联领导
人举行了被官方描述为“坦率的和同志般的”会谈。１１月６日，勃列日涅夫在周恩来出席的公开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呼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与此同时，他指出，苏共将继续遵循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
勃列日涅夫指出，苏联领导人认为，加强共产主义世界的团结是自己的责任，他还说，“迫切需要”召开一个由各
国共产党参加的新的国际会议；不过，他没有提到赫鲁晓夫提出的于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５日召开一个由２６个党组成
的筹备会议的建议。他指出，任何一个共产党或政府都没有权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其它党或国家身上；可能存在不同
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形式之间的选择可以由有关国家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来决定。勃列日涅夫把苏联的外交政
策说成是“始终一贯的，不可改变的”，提出把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与不结盟国家合作、和平共
处以及“拯救人类免于世界战争”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他提出警告反对“侵略势力”，并说，只要还没有达
成裁军协议，苏联将把自己的防御力量保持在尽可能高的水平上。
赫鲁晓夫下台后的几周内，中苏两党都互相避免直接攻击。然而，论战仍然以间接的形式继续着。中国和阿尔巴尼
亚新闻界攻击他们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苏联新闻界维护了过去曾被中国人攻击的政策。
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２１日，《红旗》杂志发表了强烈遣责赫鲁晓夫的文章，对他的主要指责概括如下：（１）他借
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攻击斯大林。
（２）他追求同美帝国主义实行“全面的合作。”（３）他削弱了苏联的国防力量并企图通过签订核禁试条约阻止
中国发展自己的核力量。（４）他通过鼓吹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而阻挠革命运动。（５）他反对和破坏民族解放运动。
（６）他支持“叛徒铁托集团。”（７）他想方设法伤害和暗中破坏阿尔巴尼亚。（８）他造谣诬蔑中国共产党。
（９）他在“经济互助”的名义下，反对其他共产党的发展。
（１０）他利用“政治上的蜕化变质分子、叛徒、变节者”来进行反对其他共产党的分裂活动。
（１１）他以“老子党”自居，违背兄弟党的协商一致的原则，召开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非法会议。（１２）他实
行了一系列企图使苏联向资本主义倒退的政策。
《红旗》杂志上的文章还认为，赫鲁晓夫在与中国交往中，撕毁了几百个协定和合同，撤走了几百名苏联专家，制
造了边境纠纷，在新疆进行了颠履活动，煽动和支持“印度反动派”对中国发动的武装进攻。最后，文章说，任何实行
“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的企图，都将是“行不通的”。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６日，《真理报》在一篇社论中部分地答复了中国对赫鲁晓夫的批评。这篇社论断言，遣责个人
迷信是“不能倒转的”。并维护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中，无产阶级专政已被“全民国家”所代替这一理论。（１９
６１年苏联共产党的纲领所提出的这个理论，曾被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６３年７月１４日“２５条”中的第１９条所驳斥
——作者注）
对越南政策的争执（１９６５年１月～４月）
在１９６５年的最初几个月里，越南战争的逐步升级大大加深了苏中之间的分歧。苏联再三作出努力使（越南问题）
通过谈判得到解决，而中国则坚决反对任何妥协的建议。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４日，伦敦《观察家》杂志发表了中国政
府和党的一封信，信中提供了一些有关苏联秘密和平行动的详情。根据这个资料的说法，１９６５年１月，美国政府曾
表示希望苏联利用自己的影响，去说服北越政府停止支持和武装（南方的）越共，停止对南越城市的袭击。这些要求由
苏联政府传达给了北越，中国的信件把这些要求说成是“十分荒谬的。”
１９６５年２月６日至１０日，柯西金访问了河内。访问期间，美国于２月７日开始对北越进行有规律的空袭。２
月１０日，他飞抵北京，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进行了会见。自赫鲁晓夫１９５９年１０月访问中国首都以来，这是毛与苏
联领导人的第一次会晤。据中国的信件说，“柯西金同志强调需要帮助美国‘找到一条离开越南的出路’。我们指出，
既然美帝国主义正在加剧对越南的侵略，那么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