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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关于中国阻挠苏联援助北越军事物资运输的断言之后，拒绝了苏联提出的结束公开论战的建议，宣称“我们将争论
到底”。
文章在答复苏联关于所有共产党国家有“一个同一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声明时断言：“在最近举行的苏共
中央全会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所作的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和会议通过的决议，标志着苏联经济在资本主义复辟
的道路上跨了一大步。（这个决议建议给工业企业以更大的自由，建议更加充分地发挥奖金方案的作用，以及建议利用
利润动机作为提高更大效率的一种刺激。——作者注。）……苏共新领导在农村中也加速发展资本主义，扩大私有经济，
扩大私养牲畜，扩大自由市场，鼓励自由买卖。他们利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来鼓励和扶植新的富农经济的发展。…
…
正因为苏共新领导同赫鲁晓夫一样，是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所以他们所实行的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
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而是资产阶级的政策；不是社会主义的政策，而是资本主义的政策……
“毛泽东同志经常对兄弟党的同志指出，如果将来中国发生修正主义者篡夺领导权的情况，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同样应当坚决揭露，坚决斗争，应当援助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对这种修正主义。根据同样的立场，我们认为，坚
决揭露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
，这是我们应当履行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６日，《真理报》把中国的文章说成是“充满着不能容忍的、毫无根据的、造谣中伤的和挑蠥
E 性的捏造，”最后，《真理报》在１１月２８日的一篇社论中答复了中国的文章。
《真理报》社论说：“一年多来，我们党为了表明自己的好意和争取联合一切革命力量，避免公开论战。”社论继
续说：“这并非我们党无话可说。……
不幸的是，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党没有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肯定答复。……实际上，现在，反对赞成联合行动的
那些党提出了政治上和组织上分裂的政策——一种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现在，反对联合要求分裂就是与革命
利益背道而驰的行动。……苏联共产主义一向是毫不留情地反对戴着各种面具——包括那些超革命者——企图把共产主
义运动转向右倾道路的机会主义者……“
苏联致其他各国共产党的信件（１９６６年２月）
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４日，苏联报道了苏共中央最近就苏中两党关系致东欧其他共产党的一封信。３月２２日，汉堡
《死亡世界》报发表了被认为是有根据的信件的副本；这份报纸提供了苏联建议与中国合作和苏联援助北越的详细情况，
提供了苏联遣责中国党希望引起苏美之间的战争的详细情况。信件内容被概述如下：信中声称：“自１９６４年１０月
全体会议以来，苏共中央委员会竭尽所能使之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正常化。……苏共中央委员会为了努力创造一种有利
的政治气氛，已经单方面停止了公开论战。……在与周恩来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的谈判（１９６４年１１月——见本
章开头部分——作者注）中……我们提出了使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广泛的方案。这个方案包括举行关于互相中止
论战的苏中两党代表团最高级的双边会谈的建议，包括扩大中苏贸易、科学技术文化合作以及协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
联外交政策活动的具体建议……中共中央委员会根本不理睬那个最高级双边会谈的建议。中共领导人没有同意扩大贸易、
技术和文化合作的建议，甚至对进一步缩减这种合作采取了另外的措施……
“现在，反苏方针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国内国外整个意识形态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领导日益加强对苏联政府和社会秩序的颠履活动。
北京广播电台向苏联定向播发文章的材料，企图使苏联各个阶层的人们互相对立。……
北京广播电台正在从事反对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的直接呼吁。
“中共领导比以往更加固执地宣传中苏之间潜在的军事冲突的理论。１９６５年９月２９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
部长陈毅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十分谎谬地说，苏联在中国北方的行动是与美国反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的一种‘配合
’。……
这种想法顽固地向中国人民表明有必要为与苏联的军事冲突作好准备。苏共中央已经通报各兄弟党，中国一方正在
挑起边界争端。最近几个月来，这类冲突又一次增加了。……中国政府拒绝恢复１９６４年５月中断的关于确定边界的
谈判。显而易见，中国政府希望这个问题拖下来而不予以解决。另外，与此同时，中国散布并断言说苏联在远东非法占
领了中国的领土……
“当前，中共领导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的态度，正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事业造成巨大的
损害”。信件继续指出：“苏联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运送了大量的武器，包括火箭装置、高射炮、飞机、坦克、海岸炮、
战舰和其他项目。１９６５年一年就把价值约５亿卢布的武器和其它战争物资交由越南民主共和国自由使用。越南民主
共和国在培训飞行员、火箭人员、坦克驾驶员、炮兵等方面得到了支持。我们提供的军事援助达到了越南领导本身认为
所需要的程度。苏联给予了南越民族解放战线广泛的军事和物资支援。
“苏共中央不止一次地向中国领导人建议组成支持越南的联合行动。但是，中国领导人反对这一行动。……我们党
曾两次建议：”三党——越南劳动党、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举行最高级会晤，就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联合行
动问题达成协议。‘这些建议，得到了越南劳动党政治局的同意，但中国领导人没有接受这一建议。与此同时，中共领
导阻碍了苏联政府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就直接增加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军事援助问题所履行的协议。中共领导人不允许
装有武器的苏联运输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上空飞行。中国人还在向越南运输战争物资的铁路上设置障碍……
“所有这一切清楚地表明：中国领导人需要一场漫长的越南战争以保持国际紧张局势，并以此声称中国是一个‘被
围攻的要塞’。有各种理由证明：在越南问题上引起苏美冲突是中国领导人的政策的目的之一……。这样，他们可以正
如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坐山观虎斗’。新的事实不断地证明，中国领导人为了自己的沙文主义的大国计划，随时准
备牺牲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中国领导人的民族主义大国政策导致了最近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遭受了一系
列严重挫折这一事实。中国领导人的行动已经引起了甚至那些直到最近还被认为是其朋友的国家普遍地对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不信任。这一点在非洲大陆和一系列亚洲国家变得特别清楚。……
“中国领导人的思想理论论坛的作用是十分明白的，它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中国领导人的民族主义的大国政策服务。
……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被世界战争的路线所代替。林彪在最近的那篇文章中最全面地解释了这些思想……
“苏联共产党……一向承认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形式既可以是武装的，也可以是和平的。……相反，中国领导
人从一整套的斗争形式中只得出了一条结论：武装起义，战争（夺取政权）。……中国领导人迫使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无
产阶级政党接受与其实际条件无关的直接革命的目标的努力，实际上是试图强加在共产主义运动的盲动主义者身上的一
种阴谋策略。然而，这些策略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提供了榨取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和工人运动的血汗的机会，提供了暴露
若干共产党的领导人员和活动分子的机会。……”（该段主要指亲中国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１日发动
的未遂政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镇压之后，至少有１５万共产党人，其中包括大多数共产党的领导人遭到屠杀。——
作者注）
信中继续指出：“中国领导人强调这一观点，即（紧张的）国际局势对暴力革命有利，它为共产党人的斗争创造了
有利的前提条件。……因此，陈毅在最近的一次会谈中声称：‘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定对我们发动侵略战争，那么我们将
欢迎它。……如果它们提前明天到来，我们将欢迎它’。譬如说，人们会觉得陈毅的声明怎么样呢？‘在原子弹的帮助
下，人类可能会被毁掉一、二代人，但是，第三代人将会起来反抗，而且，和平将会得以恢复’。……我们的人民曾多
次拿起武器保卫革命的成果，他们不怕帝国主义的威协。不过，我们明确地反对冒险，反对敦促人民进行世界核战争…
…
信件结束时说：“我们认为中国领导人的霸权活动旨在使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
解放运动的政策服从其大国利益。……中国领导人在批评其他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据中国领
导人所说）革命精神不足和优柔寡断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在自己的实际行动中却表现出了异常的谨慎，而这不是没有目
的的……”
苏共二十三大（１９６６年３月～４月）
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３日，中国共产党宣布了拒绝派代表团出席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邀请，并且发表了
拒绝邀请的信件。中共的信件声称，苏联领导已向其他共产党发送了信件，“煽动他们共同反华”，苏联领导人在信中
散布中国正在阻止苏联对北越的援助和正在侵犯苏联的领土的“谣言”。信件继续指出，中国已经派代表团出席了前三
次代表大会，但是，“你们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突然反斯大林。
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你们反斯大林，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反苏、反共、反华、反人民、
反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你们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公开地大反阿尔巴尼亚，
并且指责中国共产党，使我们的代表团团长不得不中途回国。“
信件宣称：“俄国是列宁主义的故乡，曾经是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在斯大林逝世以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
导，逐步地暴露了自己背叛列宁、背叛列宁主义的真面目……，使苏共领导变成现代修正主义的中心。在过去的十年中，
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希望你们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我们又向苏共新领导提出
了多次的劝告，希望你们改弦更张……而你们却毫不悔改。苏共新领导上台以后，沿着修正主义、分裂主义和大国沙文
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
信件进而指责苏联党“追求美苏合作主宰世界”；指责苏联党“配合美国搞和谈阴谋，妄图出卖越南人民的抗美救
国斗争，把越南问题纳入苏美合作的轨道；”指责苏联党“力图组织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包围圈。”最后，信中指出：
“既然你们已经走到这样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能派代表团出席你们这一次大会。”
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９日至４月８日，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举行的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苏共真诚地希望与中国友
好，并且“愿意在任何时候同中共一起重新研究现有的分歧，以便找到……克服这些分歧的途径。”
他还表达了支持“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举行新的世界共产党会议。
中国共产党日益孤立（１９６５年～１９６６年）
——北朝鲜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采取中立态度（１９６６年８月）
在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６６年期间，在过去曾不同程度地支持过中国的五个主要共产党中，只有阿尔巴尼亚党始终如
一地支持中国的态度。这一时期，苏联对北越的影响在损害中国的情况下加强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原来在非共产党
国家中最大的共产党）在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１日企图发动政变之后，已名存实亡；１９６６年８月，北朝鲜共产党和日
本共产党采取了中立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日益孤立的可能使人联想到的原因，包括赫鲁晓夫被撤职之后苏联领导人所表现出的更为圆滑和更为谨
慎的态度；中国未能给予北越以有效的援助；中国拒绝了苏联提出的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