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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苏联和欧洲其他外交官们——包括唐纳德。霍普森（英国代办）和卢西恩。帕耶（法国大使）力图保护妇女和儿童时，
遭到粗暴的虐待。返回大使馆的苏联官员们遭到袭击，一些人在公共汽车里被囚禁了１２个小时。示威者破开苏联大使
馆大门，走进庭院，挥舞着亵渎人格的标语牌。
１９６７年２月６日，中国外交部通知苏联大使馆，禁止苏联使馆官员离开使馆大院，否则，他们的安全无法予以
保障。
有几天，大使馆实际上处于包围之中。２月７日，东欧的外交官给苏联同行送食品，次日他们受到警告：如果他们
走近苏联大使馆，那么他们的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２月９日，那些外交官不顾警告和监督把从莫斯科空运来的食品供
应送到苏联大使馆。
１９６７年２月９日，苏联政府在第三份抗议照会中指出：“中国当局所采取的措施只能说明，不是蓄意地破坏苏
中关系，就是这个当局没有能力保障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正常关系的国家的代表在该国生活和工作的起码条件。
苏联政府要求中国当局立即停止针对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及使馆人员行动自由所采取的蛮横措施。
如不能在最短期限内做到这一点，苏联方面保留采取必要的措施的权利。“
当天，苏联政府单方面取消了允许中苏公民不需签证互访对方国家的协定。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０日，中国政府采取
了同样的行动。
苏联大使馆被围攻，特别是苏联妇女和儿童被侮辱这些情况，在苏联激起了极大的愤慨，许多城市都举行了抗议聚
会。从２月６日至９日，代表们每天带着抗议决议案来到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当中国使馆拒绝接受抗议决议案时，代
表们把这些抗议决议案贴在附近。２月７日，苏联一个代表团获得允许进入使馆院内，但是随后，中国人向苏联外交部
提出抗议说，他们强行闯入了大使馆。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１日，周恩来在北京的一次群众会议上，强烈指责苏联“修正主义”，但他说决不会对苏联外交
官员采取报复行为。他的讲话予以广播，但没有在报刊上发表。２月１２日，苏联大使馆接到通知，“如果他们不挑起
事端的话”，他们现在可以离开使馆大楼。于是，使馆外的示威活动结束了。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０日，巴黎的莱蒙德在发表的一篇分析示威游行原因的文章中指出：“在围绕于毛泽东周围的文
革小组的心目中，加强国内团结，反抗苏联‘外来威胁’是最重要的问题。当时，反抗‘革命派’的暴行的斗争已经在
部分地区蔓延，而且甚至发展成为边境地区——如：新疆、西藏、满洲和云南——的内战。一些东欧外交官把康生（１
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５年中国党驻莫斯科第三国际的官员和研究中国与兄弟党关系的专家）看作是与‘修正主义的’社会
主义阵营彻底决裂的最坚决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周恩来似乎代表着比较温和的一派的观点，而且试图避免发生最
坏的情况。除了国内原因之外，反苏运动可能是以下列考虑作为动机的：”（１）继续与苏联人之间所剩无几的联系和
最后向苏联人提供中国情报的必要性。……
直到最近，在北京之外发生的事件上，苏联外交官要比其他任何同事消息灵通。前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
被红卫兵的报纸指责为把党的文件传给了苏联人，甚至在毛泽东的官邸也安装了窃听器。杨尚昆的事情可能在引起破裂
的决定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２）在不远的将来，召开国际共产党会议的前景被认为是几乎不可避免的，在北京看来，保持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表面的有机统一是毫无用处的，现在的问题是要找到使莫斯科承担最后决裂的责任的办法。
去年，日本共产党对北京路线保持忠诚的最后几个党中的一个对‘修正主义’给予支持这一事实，普遍被认为有助
于使毛泽东相信对外国党的一切考虑都是无用的。
“（３）希望事先割断中国与最终解决越南战争的关系。
……“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１日，中国外交部宣布苏联使馆的两名二等秘书为不受欢迎的人，理由是他们解雇了抗议
１月２５日莫斯科事件而进行罢工的大使馆的中国雇员；这种”政治迫害“被看作是”对中国法律的极端鄙视和对中国
工人阶级的粗暴侮辱“。３月１８日，苏联政府驱逐了中国使馆的一名一等秘书和一名三等秘书，指责他们策划组织了
大使馆的反苏活动。３月２５日，莱蒙德说，中苏报刊对驱逐的两名中国外交官的报道都表示了克制。他并且评论说：”
在周恩来２月１１日的讲话以后，双方似乎达成了一种不恶化关系的默契。“
苏联谴责毛泽东和文化革命（１９６７年２月～５月）
继苏联驻北京大使馆被围攻之后，从１９６７年２月起，苏联报刊发表了一系列猛烈攻击毛泽东及其政策的文章，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发表在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６日《真理报》上的一篇对文化革命的长篇分析文章。
《真理报》说：“毫无疑问，希望转移中国人民对他们正在忍受的贫困和困难的注意力，转移中国人民对中国在内
外政策方面许多错误和失败的注意力，这是中国现领导反苏政策和反苏宣传的一个直接原因。
在‘大跃进’政策和令人悲惨回忆的人民公社运动失败之后不久，中国领导人在其反对苏联国家和党的政治斗争中
发出了第一次攻击，这决不是偶然的。……此后不久，纯粹的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因素在中国的宣传中就已经变
得明显起来了。……北京领导人通过使中国人民相信自己被敌人四面八方地包围着的手段，企图把他们在民族主义的基
础上组织起来。北京领导人希望转移工人对国家所面临的真正问题的注意力，并且为毛泽东及其集团的军事和官僚专政
辩护……
“伴随着由毛泽东发动的经济冒险，中国领导人实际上被迫放弃了经济计划和社会主义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建设，并
且公开放弃了旨在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的政策。在这些条件下，北京的统治者不得不把进行经济建设和提高生活水平的人
宣布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由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完全否认了这些思想，于是中国领导人
发动了一场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诽谤的运动，把他们为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物质及文化水平的斗争说成是‘
修正主义’、‘经济主义’，甚至是‘资本主义复辟’……
“中国领导人面对反对他们政策的人的不断增加，他们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对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大规模
的报复运动。在苏联党和其他共产党的整个实路中，始终如一地发展列宁主义的党的生活准则，加强集体领导原则以及
自始至终严格坚持一切组织活动中的民主原则，因此，它们指出毛泽东及其政权的危险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长期以来，
毛泽东集团一直反对自己的党。因此，党的最基本的准则和原则——党的机构的选举、从党的领导人至它的组织的选举、
党的路线的公开讨论，等等——在中国都受到了践踏。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被推行到了荒谬可笑和盲目至极的地步。
“在‘文化革命’的旗帜下，党组织的破坏和党的战斗力的困挠和消灭，现在在被部队和安全机构支持下的毛泽东
的突击部队所继续进行下去。为了对所有这一切进行辩护，并使那不由自主地把本国所发生的事情与其他共产党的实践
相比较的中国共产党人保持沉默，毛泽东集团需要以对‘修正主义’的荒谬谴责来诽谤苏联党的列宁主义路线。工人阶
级运动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总是对他们背叛的旗帜怀有一种强烈的仇恨。在这一方面，毛泽东集团也毫不例
外。
他们正在煽起歇斯底里反苏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切断中国人民与权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经验的联
系。
今天，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这一经验不仅是无关联，而且也是危险的。因为了解这一点只能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
民表明：他们的领导人离开革命利益和社会主义利益是多么的遥远……
“由于害怕党和人民，毛泽东集团的作用不是被加强了，而是被削弱了。最近的事件已经显示出了北京领导人具有
充分的理由害怕党和人民。‘文化革命’暴露出来了已经扩大到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间，甚至已经渗透到军队和青
年人中间的不满的程度，而毛泽东集团就是领先了这些人。在‘文化革命’旗帜下所发生的这些事件，实际上已经发展
成为毛泽东及其合作者为权力而进行的一种激烈的斗争。他们的政策表明，他们为了保持权力而准备牺牲一切——牺牲
社会主义的利益、他们的人民的利益以及革命的利益……”在以后的两个月里，苏联报刊上发表的其他文章把毛泽东说
成是“妄自尊大的人”；伊兹韦斯蒂娅指责他在中国对少数民族实行“文化种族灭绝”；而《文学报》则指出，毛泽东
“想在亚洲、甚至亚洲以外创造类似种族主义者的德国”。
莫斯科电台把它的中国广播节目增加到一周八十四个小时，而第二电台“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以前只用欧洲语文
广播，１９６７年３月１日，也开始用汉语广播。这两个电台对毛泽东及其亲密的支持者——如林彪元帅和康生，进行
了猛烈的攻击。据说，康生的双手“沾满了许多被他拷打和枪毙的共产党人的鲜血。”中国的广播电台以每天二十二小
时几乎不停地用俄语宣传广播来进行反击。
１９６７年５月６日，《真理报》驻北京记者被勒令在七天之内离开中国，理由是他“诽谤了文化革命，诽谤了中
国人民，诽谤了毛泽东”。
“斯维尔斯克号”事件①和对苏联驻北京使馆的攻击（１９６７年６月至８月）
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３日，塔斯社报道，最近，苏联外交部就反对红卫兵对苏联外交官的敌对行动向中国驻莫斯科大
使馆提出抗议，要求采取措施以保障苏联外交官正常工作和安全所需的必要条件。尽管提出了这一抗议，但是６月１７
日，苏联贸易代表团的两位成员因事出访沈阳时，还是遭到了红卫兵的攻击。红卫兵指控他们收集有关文化革命的情报，
并筹划了对他们的“审讯”。对于苏联６月２１日的抗议，中国外交部于７月３日用对苏联外交官员“偷窃情报”提出
反抗议的方式予以答复。
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０日，又发生了一个严重事件。当时，大连港当局宣称，一艘苏联商船“斯维尔斯克号”二副不
仅拒绝接受一枚毛泽东像章，而且还把它扔进大海。结果这艘船被阻止航行。当第二天船长上前索要出港证时被捕，与
此同时，红卫兵在船上横行霸道，贴反苏标语。虽然苏联的照会要求立即释放船长，保障该船顺利出港，但是８月１２
日，船长在卡车上被游行通过大街。一群暴徒又拥上这艘船，堵死了烟囱，弄断了天线，并且砸坏了其他设备。在柯西
金致电周恩来，警告他说这些“专横的违法行为对于履行苏中之间的现有贸易关系令人怀疑”之后，８月１３日，“斯
维尔斯克号”才被允许航行；当天的中国照会宣称，“斯维尔斯克号”的全体船员被指示在港内侮辱毛泽东，因此才决
定“驱逐”船长，并让这艘船离开中国的海域。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０日，苏联的一份照会回忆说，除“斯维尔斯克号”事件外，１９６６年９月，苏联的另一艘船
只因以某种借口而在大连被扣留了二十天。
照会声称，８月１５日，另外两艘船只没有装货被迫航行出港。
照会声称，这些事件使我们“对履行贸易航海协定表示怀疑，……因为，在这种反常的条件下，苏联的船只不能入
港”。
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４日，对“斯维尔斯克号”事件的抗议示威活动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外开始举行。８月１７日，
红卫兵对使馆大楼的攻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红卫兵砸碎窗户，破坏家俱和文件，毒打一名苏联外交官，并
且放火烧毁了使馆的一辆小车。８月１８日，苏联的一份照会谴责这种攻击是“由毛泽东集团预谋、组织和进行的一次
严重挑衅”，是一种“对两国正常关系的不可容忍的”犯罪行为。
庆祝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日（１９６７年１１月）
除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以外，来自各个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