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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你可以说这种需求趣味不高，但一个平头百姓，要那么高的趣味做什么用？人五人六的都做下了，还不该老百姓看看，听听，说说？
用莎拉王妃绯闻制造“刚出炉的蛋糕”的是一名意大利籍记者，叫丹·安吉利。为了拍这组片子，他专门花巨资买了长焦镜头，雇了一辆摩托快艇和一架直升飞机。莎拉王妃和布赖恩幽会当然得防范严密，“鸳鸯戏水”时的保安工作也仔细周到。这个安吉利扛着器材爬行了两公里才潜近布赖恩的别墅，在距离五百码的地方守株待兔两天。不要以为这个意大利的安记者神经出了什么问题，窥人隐私到了走火入魔的分儿上，其实，也是无利不起早。他卖给《每日镜报》的那十八张“刚出炉的蛋糕”的版权费是六万英镑，此外还从世界各地获得近五十万英镑的转载版权费。
五年之后，这个意大利记者又用莎拉的妯娌戴安娜做出一块更大的“刚出炉的蛋糕”。戴安娜与查尔斯王子离婚后意中人是谁？人言纷纭。安吉利又奇货出手，以二十五万英镑的高价卖给《镜报》一张戴安娜与埃及裔富商法耶德在地中海度假的照片。照片上，三十六岁身穿粉红泳装的戴安娜倚在法耶德的臂弯里。《镜报》比《每日镜报》要精明，这次买的是全球独家报道权。自己发表后，又将这张照片与其它照片“捆绑出售”给了《太阳报》、《每日电讯》、《巴黎竞赛画报》等报刊。照片单幅售价是四十万英镑。
英国报纸说英人爱隐私，隐私消费是他们最大众性的文化消费。内容取向正经的《泰晤士报》开张两百多年，就没赢利过。总编、社长、发行人换过不知多少，发行量就是上不去。而《每日镜报》等一类专登名人隐私的小报，发行量动辄几百万份，而且广告源源不断。
在这种媒体和大众互动、以大众品味为基础的文化消费时尚中，一个人越是品格高尚，私德越是无可挑剔，越是让人感到乏味。前不久去世的格里高利·派克是“好莱坞七君子”之一，奥斯卡奖获得者，曾出任主办奥斯卡奖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主席。除了在电影艺术上的成就，派克还是一个坚定的人权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者，并热心社会慈善事务，还是核裁军的坚定鼓吹者。有人说，他八十七年的一生似乎只是为了向世人证明：世上有完人。派克“死后除了一个澳洲女星声称与派克有过一段难以忘怀的‘罗马假日’外，国内外的报章杂志再也找不出任何引人入胜的谈资，而那一段绯闻也干净得有些‘乏味’”。“派克正是美国长者的典范，坚强、威严而又从容，温暖、敏锐而又潇洒。”——《纽约时报》这样评价〔3〕。派克给媒体出了个天大的难题。这样一个道德完人适合做大众道德偶像却做不了大众的谈资。于是，媒体技穷，炒作无术。派克身后冷清，是情理之中的事。在公众那里，派克不是香艳的甜点，而是秋后菜田里风干了的白菜帮子。
狗仔队追得戴安娜遭遇车祸，香魂西去，公众在火头上曾声讨了一阵子“帕格尼齐”，一副必欲食肉寝皮的模样。后来有人问：是谁制造了“帕格尼齐”们？可能是想到自己在街头读着“鸳鸯戏水图”时一副吃“刚出炉的蛋糕”的馋相，义愤填膺者便哑了。
公众人物的隐私由媒体趸给公众，“因为受损害的名人是少数，而社会上大多数人有了丰富的谈资，福利提高。另外，名人有时还可以从绯闻中获得额外的福利，如吸引‘眼睛’数增加等。因此有时是‘帕累托改进’”〔4〕。经济学家从来不在道德层面上研究问题，他们讲的是成本、收益和选择。把公众人物的隐私转化成的谈资作为一种社会福利供给，在经济学家看来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美国心理学家迪士特研究消费动机，被认为是“市场研究的弗洛伊德”。他认为人们在消费某些商品时的反应与感觉、直觉和情绪这些先天因素有关，不受意识影响。人们消费隐私大概和童年被大人告诉的禁忌有关——大人物的隐私对于公众的魅力就在于此。平凡的百姓，平淡的日子，没有公众人物的隐私作为谈资，他们的日子该是怎样的枯燥晦黯？而且，自己不担任何道德的风险，只需花上几枚硬币或按动手中的遥控器，就可以购得突破“童年被大人告诉的禁忌”的快意，成本又是何等低廉？可以这样断定，隐私可能是人类社会一种生命力最强的公共消费品，永远的短线！
1999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年会公布的调查报告中说，对于克林顿性丑闻报道，绝大多数读者认为反应过火了。其中百分之八十五的人认为电视报道得太过分了；百分之六十六的人认为报纸报道得太过分了，只有百分之十的人对报道非常感兴趣，百分之二十三略感兴趣，百分之六十七的人根本就不感兴趣〔5〕。读了这个结果，我开始怀疑美国受众的狡猾和虚伪，并继而对美国公众调查一类玩艺产生怀疑。网上公布的斯塔尔的报告，堪称人类有史以来最长篇的黄色纪实文学，连“口交”过程都交待得细致入微。是不是克林顿和莱温斯基这只“蛋糕”太大，将美国人撑出了暂时的厌食症？
二、一段名言的背景
托马斯·杰斐逊是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在美国，杰斐逊被称为“开国三杰”之一。他的“无限制地运用理性的自由的权利”的思想，惠及两百年来在这个世界所有生活过的人们，感动得上苍也为他脱帽致意。1826年7月4日中午，昏迷中的杰斐逊问守候在身边的亲人：“是4日吗？”已病入膏肓的杰斐逊决心活到7月4日，这一天是《独立宣言》在国会获得通过的日子。这是一个让死神都垂泪的请求，对所有的生命都不曾犹疑过的死亡之手，稍稍放松了，多给了病床上的杰斐逊一段昏迷不醒的时光。1826年7月4日中午12点50分，杰斐逊听到了亲人们肯定的回答后，闭上了眼睛。此刻，华盛顿正在举行《独立宣言》诞生五十周年的盛大纪念活动。也许没有谁能解释这一历史上的“小概率事件”——就在杰斐逊死去的同一天，《独立宣言》的另一位起草人约翰·亚当斯也从昏迷中醒来，他告诉病床前的人们：“杰斐逊还活着！”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两位《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在同一天，在他们的思想被法律接受并用以指导国家和整个人类生活的纪念日去世。
杰斐逊是所有以思想活着的人的精神庇护神，是鼓吹言论自由的思想圣徒。“让我在有政府而没有新闻，以及有新闻而没有政府之间做一选择，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他的这句话是思想界、新闻界的九天梵音。以前，并不知道这句话产生的背景，新闻史教材上只是说，这是杰斐逊在被政敌攻击得焦头烂额，有人劝他实行新闻检查时说这番话的。感谢克林顿风流案的女角莱温斯基小姐，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介绍了这段名言的来历：
美国的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是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风流总统，有关杰弗逊养情妇并替他生了一堆私生子的新闻，甚嚣“纸”上。有一次，杰弗逊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待一位法国来的友人，那个法国人看到杰斐逊的桌子旁有一大堆报纸，上面刊有很多咒骂、嘲讽甚至是人身攻击的文章，矛头直接指向现任总统。这位朋友十分为杰斐逊不平，他愤愤他说，应该把这些胡说八道的报纸都查禁。但杰斐逊却把那些报纸送给了那位法国人，并且告诉他说，如果有人对美国的新闻自由有看法，你就给他们看这些报纸，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哪里得到的。
莱温斯基小姐告诉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杰斐逊说出了这句名言——原来，它的背景竟也关乎隐私。
杰斐逊中年丧妻，而且与妻子感情甚深。美国人也为尊者讳，杰斐逊的许多传记，都对他的婚外情取避讳态度。其实，三十九岁丧妻，又有如日中天的名望，又没有续弦、没有婚外情就像声称不吃鱼的猫一样让人生疑。以常人衡量，杰斐逊的道德文章堪为人师，但不幸的是他搞了政治，而且当上了总统。在美国，总统是最风光的位置，也是最易受攻击的角色，老百姓的婚外情没人问，总统的婚外情是公共政治生活的一道香艳大餐。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在反对一个人的时候，与其说是因为他不同意某些可能是千千万万个美国人所支持的政策，还不如拿他个人品行有问题作为理由更为容易得多”〔6〕。隐私，最容易引起公众的兴趣，又最容易联系上道德，是政治性公众人物的软肋。
杰斐逊的隐私也不是一只无缝的蛋。
杰斐逊的第一桩隐私是黑奴情妇事件。抖出这件事的卡德伦原先是杰斐逊手下。他因为在英国老家涉嫌诽谤国王，受到指控逃到美国，杰斐逊曾接济过穷困潦倒中的卡德伦，并将他收在自己的民主共和党阵营。这个卡德伦专门揭人隐私，对政治人物进行人身攻击，1800年因诽谤罪被判刑。在狱中他听说杰斐逊和自己的黑奴萨莉生有五个孩子，出狱后便四处走访，调查恩人杰斐逊的“有色孩子”。1802年，卡德伦的《里士满纪事》出版，详细披露了杰斐逊与女奴萨莉的婚外情。杰斐逊的对手联邦党人的报刊有了如此猛料，当然不会放过。解放黑奴，是第十六任总统林肯时期的事。在杰斐逊时代，与黑奴生孩子还是美国政治上一个敏感的话题。政敌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算账：“如果弗吉尼亚州（杰斐逊的故乡）八万个白人男人都以杰斐逊为榜样，弗吉尼亚将多生出四十万个混血儿。”借此挑起种族主义者对杰斐逊的不满。
不久，又有一个叫约翰·沃克的人对新闻媒介声称，杰斐逊勾引过他妻子伊丽莎白·穆尔，而他，是杰斐逊青年时代的好友。杰斐逊自己承认，在二十年前，曾向自己朋友的妻子穆尔求过婚，“在我年轻、单身一人的时候，我向一个漂亮女人求婚。我承认这一做法欠妥”。杰斐逊私下向其他朋友说。二十年前的事情，当事人为什么二十年后才翻腾出来？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是杰斐逊的政治对手引诱穆尔夫人设下的一个圈套。美国有无数个这样的妇女，喜欢将自己虚构成总统的情妇，以吸引公众对自己的注意。但是对于反对党来说，这却是一枚政治炮弹。
几年后，说杰斐逊勾引自己妻子的约翰·沃克在弥留之际，托他和杰斐逊共同的一位朋友，请求杰斐逊去看看他。当时杰斐逊刚从总统位置上退下来，已不再是公职之身。但他没有去，只是派人送去了一个无花果花篮。在那个时代的西方文化语义中，无花果具有爱和罪的双重象征意义。朋友间的这一段插曲，险些使杰斐逊声名狼藉的一桩绯闻，就这样留下一团谜。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猖獗。艾森豪威尔的手下有人主张对麦卡锡的肆意攻击予以驳诉。艾森豪威尔阻止道：“不要和黄鼠狼比赛放屁。”有人评价艾森豪威尔这一策略聪明。在台上的，不要给对手的攻击提供炒作的由头。屁来屁往一番，吃亏的往往是台上的守擂方。1972年，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新闻学副教授马克斯韦尔·E。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在《大众媒介议程安排的功能》一文中认为，媒介对某个问题的重视程度与公众对相同问题的重视程度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大众媒介迫使（受众）注意某些问题，它们在公众面前给政治性人物树立形象。”杰斐逊似乎早就明白这个道理。在众目睽睽的政治舞台上，将媒体的“追光”从自己身上的有疤部位引开，在某些时候，沉默确实是最好的办法。你越火冒三丈，越百般辩解，就越适合做“丑闻连续剧”的主角，公众越捧着你这块“甜点”嚼得津津有味。对于媒体拿自己隐私做炮弹进行的攻击，杰斐逊一概不予辩解：“我从不对报纸的评论做任何答复……一旦回答了一个问题，又会新出现二十个问题。”〔7〕杰斐逊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私生活受到政敌攻击的总统。尽管有人把他的沉默当做有罪的证据，认为他是默认，但杰斐逊还是保持着高傲的沉默。
1805年3月4日，杰斐逊在报刊上的攻击渐渐消退的时候，竞选连任获胜。在就职演说中，他仍无怨无悔地大谈新闻自由，声称“一个根据宪法精神实质行事的政府，是不可能被谎言和诽谤击垮的”〔8〕。
“让我在有政府而没有新闻，以及有新闻而没有政府之间做一选择，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对于杰斐逊来说，这是一种基于自由和宪法精神的信念。但了解到这一名言产生的背景，我们再去理解它，就完整了许多，因为它还是杰斐逊对待传播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