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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得到自己心爱的礼物，而在酒店里打工一个星期以挣钱买礼物这样的事。但是他们却可能把钱捐给一个遥远的非洲难民营，因为这是公益事业，事关人道主义的终极关怀，而前者不是。
建国以来“英雄”出了无数，但还没有哪个英雄人物像雷锋那样牵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如果雷锋仅仅是做点好事，恐怕难有这样的效果。我们现在是不大愿意再提到当年雷锋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和斗志昂扬的革命精神，以及最为需要的“听某人的话”这些事了。但当年雷锋不正是这些精神的存在才得以成为美谈的吗？“听话”，而且是要只听某一个人的话；“读书”，只读某一个人的书；有“钉子精神”，但只钻研一个人的思想，并做他的“好学生”。对工作有火一般热情的同时，对敌人也非常残酷无情。但是谁是“敌人”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有人会告诉他，而且他也只需听这一个人的话就可以了。在美国会这样去学一个人吗？会有这样的道德之神出现吗？中国是最注重榜样教育的国家，在这方面有着深厚的传统。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始终走不出道德社会的怪圈。我们一方面在圣人的经典里为国民营造了一个美好的仁义道德社会；另一方面，在历史和现实中却总能见到太多的不如意，因此我常常怀疑道德榜样的力量是否是无穷的。因为，如果是无穷的，那么只要一个道德榜样就足够了，但是，即使是孔圣人时代也已经是有了一堆榜样了，而且二千多年来中国在树立榜样方面从来没有间断过。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及经济全球化使中国越来越融入世界这一趋势的到来，榜样的效应也越来越短。更要命的是我们在树立榜样的时候似乎都不喜欢一个健全人的道德榜样，而是非要弄到非死即残或病才足以做这个榜样。生命在极端的道德面前如此脆弱，有时其价值就不如一根集体的烂木头〔4〕，以致让人深深体验到“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注释：
〔1〕〔2〕黄全愈：《“高考”在美国》，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年版，第54、56页。
〔3〕（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519页。
〔4〕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76页。
公平是效率的敌人吗？
——从北京大学的改革说开去
？ 张不一
由张维迎教授主持的北京大学改革方案刚一露面，即有巨大反响。这既符合北大的地位，也符合张维迎教授海归派经济学博士的身份。面对一些质疑诘责，张教授适时地在一些场合为其改革方案做了辩解（见7月10日《南方周末》载《北大激进变革》一文）。然而，张的解释却招致了更强烈的批评——“不仅在事实上和逻辑上都有问题，而且都是明显为不公平辩护”（见7月12日《南方都市报》马少华文《评为北大“辩护”的三点看法》）。而以张教授声望之隆，自也不乏支持者。在7月19日的《南方都市报》上，青岛社科院研究员杨曾宪先生发表《我为北大砍向教师第一刀而辩护》一文，他说：“改革第一刀砍向谁是个策略问题。这也是整个中国改革难题的缩影，即效率与公平孰为优先的问题。放到北大，就是教研水平提高与校内社会公平问题。鱼与熊掌兼得是不可能的。中国的改革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中国大学的改革也是同样。因此这第一刀的目标，就要着眼效率，砍向教师队伍。”
如果“效率与公平孰为优先”的“公平”与“教研水平提高与校内社会公平”的“公平”之间可以划等号的话，那么，我们除了佩服杨先生的机敏之外，还不得不承认，他对马少华的反驳与对张维迎的支持同样有力，用无可争辩、不容置疑来形容并不过分。
一、经济学里，谁是“效率”的敌人？
很遗憾，此杨先生的“公平”非彼马先生的“公平”，二者之间恐怕连“约等于”都算不上。
后者的“公平”是“公正”的孪生兄弟，是“fair”，即“费厄泼辣”之“费厄”，“公平竞赛”之“公平”。而前者的“公平”则几乎纯粹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特别指向社会成员的收入或者经济成果的分配，是“equity”——中国的经济学人将其解成“公平”，是令人生疑的。就算一定要含糊其词，那么“平等”也比“公平”更接近“equity”的原义。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equity”的兄弟们：equal－相等的、同等的；equally－相等的、均衡的；equality－平等、均等；equated——平均的。可以说，以“equ”为词根的家族，几乎都带有“相等、均等、同等、平均”这样类似的血统，它们与fair－公正的、公平的，及其兄弟fairness－公正；fairly－公正的、正当的，有着什么样的区别，不是一目了然吗？
在《经济学》（萨缪尔森、诺德豪斯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下同）第十四版中文版里，我们看到了第四篇第二十一章中的一节“平等与效率：需要多大的再分配？”在这里，我们应当向译者致敬——不论其出于良知，还是出于无奈。
从“平等与效率，需要多大的再分配”来看，从“我们不能同时既烤出市场效率的烧饼，又平等地分享它”来看，从“看不见的手可能惊人的有效率，但它同时也带来非常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来看，从“如果经济要有效率的运行，经济结果的某些差别是必不可少的”来看，与“效率”发生关系时，“equity”的指向是明确的。它几乎只对经济结果的分配及再分配说话——在它与“效率”负相关时，解为“平等”说得过去；解为“平均分配”大概更贴切；解为“平均主义”也未尝不可，而且更容易被中国人理解。
那么，经济学里的所谓“效率”是如何受到损害的呢？
有这样的原因——“对不同种类的工作如果在报酬上没有某种差别，我们如何能保证人们像干令人愉快的工作那样去干令人不愉快的工作呢？又如何能保证人们像愿意在漂亮的公园里工作那样愿意在危险的离岸石油钻台上工作呢？一味坚持结果的平等，会严重妨碍经济完成它的职能”〔1〕。
还有这样的原因——“如果一个国家以对最富的人们实施高税率的形式进行再分配，那么他们的储蓄和工作的努力就可能被压低或误导，并造成总的国民产出的减少。他们可能在税收律师身上花更多的钱，可能减少为退休准备的储蓄，可能少参加一些有风险的革新投资。同样，如果社会在穷人的收入下面装上一块保证收入的安全地板，贫困的刺激就会降低，穷人可能会因此工作得更少一些。对再分配计划的所有这些反应，都会降低总的国民收入的规模”〔2〕。
从以上分析来看，平等分配、平均分配或平均分配倾向不仅有损效率，而且也谈不上公平，因此，“equity”不能——乃至万万不能解为“公平”！这不仅因为其狭窄的词义与理当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公平”不相匹配，而且，人们一旦误以为与正义、公理、公正血肉相连的“公平”居然成了经济效率的绊脚石死对头（如杨先生），“效率”势必将成为不公的天然屏障！那就不知有多少坏家伙会打着“效率”的旗号，心安理得地干伤天害理的事——到那时，中国人可就真正糟糕透顶，有万劫不复之虞了。
查《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7月修订第3版），其中有如下解释：“公平：处理事情合情合理，不偏袒哪一方面。例：公平合理，公平交易，裁判公平。”“公正：公平正直，没有偏私。例：为人公正，公正的评价。”“平等：1。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享有相等待遇。2。泛指地位相等。例：平等互利，男女平等。”在此，我们不难看出公平与公正的紧密联系，也不难看出公平与平等有什么样的差异。
如果说经济学在中国成为“显学”为时尚短，粗糙疏漏在所难免，“equity”被误读可能是无心之失的话，那么，在喝足了洋墨水的海归派经济学人到处讲经布道的今天，怎么还能对这么明显、这么严重的误读视而不见或装作视而不见？以致连贵为研究员的杨曾宪先生都大上其当，更不用说芸芸众生了。
二、公平不是、也从来不是效率的敌人！
公平与效率也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经济学里的所谓“负相关”，否则，如何解释这样的论断——“歧视和被分隔的劳动市场可能导致不平等的就业机会，带来经济非效率性和社会不平等。”〔3〕“社会不平等”无疑是不公平的一种，如果“公平”与“效率”负相关的话，它们怎么会同时受到损害呢？
恰恰相反，公平不仅是效率的助燃剂，甚至可以说是效率的营养品必需品！换言之，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愈公平就愈有效率。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也不需要什么高深的专门学问，有些粗浅的逻辑知识以及不至于睁眼说瞎话的一点勇气就够用了。
“假球黑哨”无疑是不公平的，谁能告诉我它效率高在哪里？是啊，它可能会“制造”出惊人的进球率，但它能制造出高的上座率和收视率吗？事实是，“假球黑哨”愈猖獗，上座率和收视率就会愈低下，而上座率和收视率才是职业足球活命的本钱。“假球黑哨”这种不公平现象正是职业足球的票房毒药。
中国围棋界近来一个劲的反思：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世界冠军下雨淋也该淋到中国了，怎么还老是韩国人的？原因找了不少，什么尖子不尖、心有旁骛、不够刻苦不够努力等等，真正的原因没找到，但愿不是不想找到——公平！几乎每一次世界大赛，韩国都要举行选拔赛，只有优胜者才有资格参加世界大赛（特例也有，极少但也极有争议。最近给了李昌镐一个特许名额，李世石就愤而退出了预选赛，他认为这不公平）——公平使世界冠军成了韩国人的囊中之物。反观中国棋院，就算组织选拔赛，往往也得有几个名额供其指定，好像不如此别人就不知道谁说了算一样。权力轻易就破坏了公平——没有公平则没有效率。结果，大家只好大眼瞪小眼，看别人数钱。
如果以为以上这些本来就是“费厄泼辣”的事情，不足为据的话，那我们不妨看看“垄断”（“自然垄断”，以及具有大规模市场权力的企业对技术创新有重大影响，从而应当慎重对待，以免损伤创新积极性的“熊彼特假说”，属于特例或有争议，在此不论）。“当一厂商在一特定市场具有垄断地位时——该厂商就能把它的产品的价格抬高到其边际成本之上”，借市场地位涨价赚黑心钱，诚所谓“店大欺客”，不能说公平。不公平的结果是什么呢？“与在竞争情况下相比，消费者对该商品的购买量会减少，他们的满足会降低。这种类型的消费者满足下降是典型的不完全竞争导致的非效率性”〔4〕——不公平伴生的依然是“非效率性”！公平与效率不仅不是“负相关”，而且是“正相关”。
没错，在《经济学》第四篇“效率、公平与政府”中，大量篇幅是关于如何维护市场环境公平的，因为“所有完全竞争经济的运行是有效率的”〔5〕。
如果公平是效率的敌人的话，那美国人可真够瞎忙的，又是“谢尔曼法”，又是“克莱顿法”，反什么垄断，不怕损失“效率”吗？甚至在“联邦贸易委员会法”（1914年修正案）中明确指出：“不公正的竞争方法——和不公正的或欺骗的行动或实践——被宣布为非法的。”〔6〕老美不知道，中国人不该不知道：在中国，要理解“公正”，永远也离不开“公平”——不论从词典上，还是从实践上。
“垄断”反“垄断”都是美国的事，也许有人会以为扯得太远。那么，“地方保护”可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产物，它是“公平”的，还是有“效率”的？事实是，“地方保护”是以不公平的行政手段，保护低效率的经济运行。不公平与低效率的相辅相成，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三、北大的改革是从“着眼效率”出发吗？
就北大的改革来讲，其实也是一样。其“校内社会公平问题”解决得越好，就越有效率，其“教研水平提高”就会越有保障。反之亦然。
不公，甚至有意制造不公，除了“内耗”、“窝里斗”、“勾心斗角”这些语汇，还能让我们联想到些什么呢？“团结就是力量”很虚妄很荒谬吗？
“中国的改革”也好，“中国大学的改革”也好，就算一定要从“效率”出发进行改革，也应当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