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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界》有三个主人公，其性格、价值观念和人生理想完全不同。不如说，他们代表着三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理想和精神价值——聂怀基代表传统理想，如同圣人，其心中只有“我们”；许白波代表着时尚利欲，迹近小人，其心中只有“我”；尚明则代表着自我精神价值，争做常人，且不断追寻理想的“我世界”。也许可以说，聂怀基代表过去，许白波代表现在，尚明则代表着未来……
这种明显不同，当然是作者对当代中国知识界存在的复杂的精神现象做出的选择、分类和总结。从小说的目录中，我们不难找到这三个人物的不同的人生理想及其价值观念的“关键词”：聂怀基的关键词是：公正，严谨，不争，忠诚，南北村梦，窝囊。许白波的关键词是：清醒者，活法，你还得让我，狂欢，两种名片，当代英雄，挣扎。尚明的关键词是：现代“教堂”，性解放，不让，自由，权利，双向抵抗，蜕壳。
很显然，聂怀基生活在“无我的世界”中，即只有集体或“我们”才有价值。按他理解，举凡天下、国家、民族、村落、宗族、单位、家庭等等，无非大大小小的“我们”。这个我们的世界，需要诸如公正、严谨、不争、忠诚等道德理想来支撑。聂怀基的圣人境界，不过是空虚且迂腐的“南北村梦”。
与之相反，许白波是生活在“无世界”的自我之中，他的生活世界只能容纳自我欲望。作为一个把世界/人生看透了的“清醒者”，坚信自我之外的世界并无价值。“生存就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因而他的活法，就是随时“准备战斗”。为了这种活法，他付出了代价，也获得了成功，最后成为集权力、金钱、荣誉于一身的“当代英雄”，他的精神特质，就是损人利己，变社会为狼群。
看起来，聂怀基与许白波的精神境界似有天壤之别，然而我们却发现，聂怀基临死前的“觉悟”，竟与许白波如出一辙：即“人心都是黑的”、“这世界上没有好人”。这其实不难理解，圣人与小人，正如暴君与暴民，表面上天差地远，实际上不过是一物两面，如并蒂莲，如连理枝，是所谓对立统一。聂怀基的背后，是一片古老文明的精神废墟；而许白波的面前，则是一堆时兴商潮的精神泡沫。他们“相对”并且拥有的，不过是一片共同的精神荒漠。
小说的第三位主人公尚明才是真正的新人，或者说是一个新式的常人：“他平平常常，认认真真地生活，奉行自救，唤起自救或帮助自救。”〔5〕他当然不是救世主，但却也不会与他人及其世界为敌。
在某种意义上，小说《心界》可以说是尚明的精神传记，聂怀基、许白波的故事，都只是尚明自我觉醒及其精神探索的参照物。书中展示了他思考和追寻“善良的强者”和“有我的崇高”之路的全过程。尚明最终找到了这条路，那就是他的“我世界”理论假说。
雨果早就说过：比天空更加广阔的，是人的心灵。这话，大可以作为“我世界”理论的重要依据。人的心灵世界，即人的精神的“我世界”，本来就不该被皮肤/肉体的囚牢所限制。这个“我世界”，本来就有着比海洋和天空更加广阔的无限空间。只有在这样的无限广阔的空间之中，人才能够真正实现自己的“诗意的栖居”。只有这样的充满诗意的栖居，才能够真正实现并完成人的存在的本质。
只有这样的“我世界”，才能安妥我的精神本体，“如果我们头脑中的世界图景不是那种惟一世界，而是无限多世界，每一个我都是一个我世界的话，那我们体味到的，便会是既真正个体又确实大全，既完全独特又彻底开放，既丰富复杂又和谐圆融，既根本自由又浑然有序的一种全新的、奇特的感觉”〔6〕。
进而，还能解决“主体间”的矛盾冲突问题：“每一个我世界的营建与创造，独特与美好，也就是在为所有的我世界创造着条件；每一个以营建和创造整个我世界为己任，平衡地发展，发展地平衡着的，获得了生存、幸福、自由的我世界，都是所有的我世界的福音。”〔7〕
只是因为人类的蒙昧，才将自我精神囚禁在皮肤肉体的囚牢之中，才会产生“他人即是地狱”的存在理念——如他人即是地狱，则我也就是他人的地狱，那么这个世界也就变成了真正的地狱世界。可是，“凭什么人类要将他身体的那张皮肤作为‘我’和他的‘世界’的断然的分界呢？凭什么人类要将‘人’和‘环境’割裂，凭什么要让‘主体’与‘客体’对立呢？”〔8〕因此，自我的解放，也就是人类的解放，同时也是世界的解放。如是，我们才能真正明白，何处才能找到，或怎样才能建成人类理想的精神乐园。
《心界》是一部小说，也是作者关于重建理想的精神自我的哲学思想文本：“我世界”假说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意象，更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哲学话题。
很显然，《侏儒》、《晕眩》、《心界》这三部小说，应看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自我三部曲”。而且，这三部小说的思想主题，恰好是一个正、反、合的完整逻辑结构：《侏儒》所呈现的是“正主题”，即知识分子的精神觉醒和自我反思；《晕眩》所呈现的是“反主题”，即知识分子精神晕眩和自我迷失；《心界》所呈现的是“合主题”，即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和自我重建。
最后一点是，这三部书分别对应了中国精神文化界在新时期以来所经历的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侏儒》所对应的是新时期之初的思想解放阶段；《晕眩》所对应的是商业化大潮风起云涌阶段；《心界》所对应的则正是世纪之交方兴未艾的文化建设和精神探索阶段。将“侏儒时代”、“晕眩时代”和“心界时代”连接起来，就是一段完整的新时期精神现象史。而在这条奇特的“精神隧道”中，又有知识分子精神自我发育的历史轨迹。“隧道”的出处，则是一片奇丽的风景。
注释：
〔1〕〔2〕金岱：《侏儒》，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189页。
〔3〕〔4〕金岱：《晕眩》，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41、37页。
〔5〕金岱：《圣痞·痞圣·圣与痞之外》，《“右手”与“左手”——金岱思想随笔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
〔6〕〔7〕〔8〕金岱：《心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71、379、373页。
张爱玲书影
——一个人的杂志史
？ 谢其章
我所住的小区旁的一家小型超市有个图书角落，一个月之内竟上了三种关于张爱玲的书，“开门七件事”，张爱玲莫非是第八件？
二十年前，台湾的超级“张迷”唐文标先生将他收集到的所有上海沦陷时期有关张爱玲的出版资料，包括张爱玲的照片，张爱玲画的插图、扉页、漫画、书籍封面，第一次发表文章的刊头及发表过张爱玲作品的各杂志的封面及目录页，汇总原样影印，印成一本三百八十三页厚十六开本的《张爱玲资料大全集》。我对此书想念殷切，曾托台湾友人代为寻觅，被告之非正式出版物已极难寻获，慢慢也就死了心。
关于张爱玲，我不大乐意甚而有些厌烦那些个没完没了的“评论派”，像评论鲁迅那样“掘地三尺”地挖出张爱玲的“创作思想根源”。我喜欢唐文标那样的“资料派”兼而发点议论。唐文标说：“但我个人仍希望能有一天，把我手头收集的各式各样的、未为张爱玲先生以前结集问世的散稿图片，全部影印出来。这件‘好玩的事’虽然暂时不在远景出版计划之中，但总认为可以一试的。我喜欢全部影印，一方面为了存其真，这些文字未经修改的真迹；另一方面我也偏爱一些‘原拓本’，可能本来清朝人穿他们自己的衣服才像样。”〔1〕
这么“好玩的事”，肯定属于极少数人的偏嗜，已经有人说过“……搜索张爱玲散逸的旧作重刊，并且在前面慎重其事，而又无限欣喜的附上一小段文字，说明寻获经过”〔2〕这样调讽的话。“张迷”中有多少喜欢“原拓本”的爱好者，不好说。反正邵迎建先生这样的超级“张迷”也承认：“我虽然以张爱玲为题写出了硕士论文，但在资料方面并没有什么突破，所以在北京查资料时，也只注意大学和研究机关的最新论文，没有在找老杂志方面下功夫。”〔3〕
我是一个地道的杂志癖者，二十年前开始如痴如狂地搜求旧杂志，那时候并不知道张爱玲如何了不得，只是因为沦陷时期京、沪二地所出杂志皆在网罗目标之内，倒是“无心栽柳”地搜获到不少首刊有张爱玲作品的原版杂志，等到有目地地找寻张爱玲的首发刊时，却极少有所得了。某年于古旧书刊拍卖会上以四百九十五元拍得《新世纪杂志》一至四期全份（1945。4—1945。7，上海新世纪月刊社），创刊号上“编辑室杂谈”内云：“张爱玲小姐的文章早已脍炙人口，本期因发稿时间关系，来不及送来，下期想必能拨冗为本刊撰稿的。”当下心中大喜，赶忙翻检后三期，可从未听说张爱玲在《新世纪》上写过东西呀，说不定能发现一佚文呢。忙乎了一阵，一篇篇细查，哪里有张小姐半个字的踪影。张爱玲当年炙手可热，想邀她的稿的大有人在，但张爱玲绝非有求必应，哪怕用一篇不成样的文字搪塞一下，所以《新世纪》终于让我失望。张爱玲只红了二、三年，那二、三年的光景她的文字也只集中在上海滩，至多南京有那么几篇，北方沦陷区的刊物至今未发现张爱玲的一字一句。翻查旧杂志比翻报纸容易得多，如初刊《借银灯》的《太平》杂志，以前就从无人提及，连专业人士也不知道上海那时还有这么个杂志。政论性时事性杂志往往不被重视，而这些杂志设置的文艺栏目往往隐藏着你百觅不获的名作家的逸作。
我本人从不跑图书馆，埋首报海刊林，那滋味肯定苦不堪言，但我对泡图书馆的人是敬重的，享用他们的劳动成果时也满怀感激。不跑图书馆是因为个人只能利用公藏而不能占有公藏，不过瘾。我跑的是旧书店旧书摊拍卖会，正因为完全凭着私家藏品搞“张爱玲书影”，所以可以说张爱玲一个人的杂志史就是另外一个“张迷”的收藏史。藏之藏之，忽忽十数年，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最早入藏的是《万象》。旧书店柜台里捆好的一捆，每册书顶部都刷着红色，防霉还是防虫？专业术语称之为“色边”。彼时我正热衷搜罗这种开本小巧玲珑的海派都市风杂志，见到《万象》当然十分中意。请求了好几回，人家不卖给我说是给山东某图书馆留的。后来那个图书馆很久不来取货，旧书店管事的见我实在心诚终于做主卖给我了，价格八百五十元，完整的一套，还带着那册莫名其妙的“万象号外”。以后《万象》的行情逐年看涨，见到最贵的一次是标价七万元，还是合订本，不像我存的那套是未曾切边的散册，但是也卖出去了，这可不是礼品书那样的高定价高折扣，据店员讲是四万元卖给海外，这种杂志没有限制出境的规定。《万象》和张爱玲只维持了一年的关系。张为什么和《万象》闹翻？似乎有一个很流行且已被固定下来的说法，那就是当张的《连环套》正在《万象》连载之际，《万象》又同时发表了迅雨（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猛烈批评《连环套》，致使张一怒之下“腰斩”《连环套》，断了和《万象》的“文字缘”。我却更同意余彬先生的判断——“更说得通的原因可能还是和《万象》老板平襟亚的矛盾，他们因稿费等问题而起的摩擦在小报上传得沸沸扬扬，这一年的八月二人还在《海报》上打过一场笔墨官司。”〔4〕
除了小报上两人打笔仗，双方还在一本叫《语林》的杂志上交手了一回合，并扯上了张爱玲的中学老师汪宏声。张的题目狠呆呆的：《不得不说的废话》，平襟亚（秋翁）则摆事实：《“一千元”的经过》，汪宏声赶紧发表《“灰钿”之声明》。双方彻底闹翻，平襟亚在《海报》上更是把与张的私信也抖落出来，气哼哼地写道：“后此永不重提往事，更不愿我的笔触再及她的芳名。”为什么闹矛盾也不能为钱闹矛盾，尤其是面子薄的文人之间。《不得不说的废话》从未在各种号称“最齐备”的张爱玲文集中出现过，吵架的文章也是文章啊，为什么拒收？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个叫《语林》的杂志。《语林》共出五期（1944年12月25日—1945年6月1日）编辑为钱公侠，是钱公侠促成了当事三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