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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杰出，获元帅衔。 ＇
马内克肖案件的教训是清楚的，它对已经受到损害的军官们的士气和团结进一步产生了破坏作用。军官们即使在朋友面前讲话，也都小心翼翼；因为大家都很清楚，要想得到提升，唯一的途径就是博得考尔及其一伙的好感。由于害怕告密而出言谨慎，再前进一步就是选词择句来讨好军职或文职的上司。使得高级军官都变得不是奉承拍马，就是唯唯诺诺，其代价之大，在后来边界战争中得到了可悲痛的证明。
造成这一切的动机，倒不象它所产生的后果那样清楚。考尔想当陆军参谋长这一点是肯定的；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发生边界战争，他就会接替塔帕尔将军的职位。他是否还有更大的野心呢？一九六一年底某些印度的政治观察家认为他是有的。当时，孟买的一家政论周刊《潮流》写道：“考尔是个要当心的人物”，“他不但会当成陆军参谋长，终有一天他甚至会当成印度的总理”。但提出这种预言的思想是含糊的。“尼赫鲁对考尔将军已经有了信任，并且认为他是可以用来抵制任何破坏军队纪律和瓦解民主政治的保证。……”但《潮流》显然没有意识到这篇文章本身的矛盾，接着写道：“如果尼赫鲁想要指定一名继承人的话，他甚至可能甩开所有的那批知名的老国大党人，而不会反对选择象考尔将军这样的非正统人物。”说考尔会按照宪法的程序被选为国大党领袖，取得政权，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这种提法是荒诞的；但当时关于考尔的前途的推测，更多地是考虑到：通过由他发动的或由于文官统治的总崩溃而产生的一次军事政变，而使他取得政权。一个美国作家威尔斯·汉根（Welles Hangen）是这样描绘这种可能前景的：
考尔可能把军事统治强加给印度，而同时自己又小心地躲在幕后。他自己可以充当纳赛尔式的人物，而由塔帕尔或其他年高德劭的头面人物扮演纳吉布的角色。……此外，考尔也不会是一个毫无吸引力的军事统治者。正如他解释自己同梅农的关系时那样，说得头头是道，他也能够巧妙地讲一堆道理，使得印度民主政治的退位变得合理化。在这个暴风骤雨式的变革世纪后半期里，他的登台表演，一定会比优柔寡断的印度民主政治干得更有劲头，更为漂亮……他会成为一切秩序爱好者们的崇拜对象。
这种推测也有些牵强附会，这不只是由于在当时（在六十年代初期，该作家写下上面这一段话的时候），进行军事干预的可能性极小，还由于考尔的权势来源于文官统治的本身，来源于尼赫鲁和梅农对他的宠信，因而很不可能由他来领导一次军事政变。如果说考尔要把自己的权力扩展到陆军以外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话，但看来考尔本人还是很可能曾经产生这种念头。上述这位作家基本上根据考尔对自己所作的高度估价写下他对考尔的颇为赞赏的长篇描绘，他曾经引证说：考尔“象一般印度人那样相信占卜而他的星占则预言终有一天他将统治印度”。 ＇ 注：除了威尔斯·汉根对考尔的同情的描述外，还有两种对考尔的描绘。一个就是马诺哈尔·马尔贡卡（Manohar Malgonkar）所写的一部熟悉大战期间和大战后初期印度陆军内情的小说（书名《远方战鼓》（Distant Drum），Asia Publishing House 一九六O年出版），书中的一个名叫卡马拉·坎特（Kamala Kant）的角色就是影射考尔的，写的是一个好搞阴谋，有政治野心的军官，大战年代担任参谋工作，后来又回到步兵以谋求提升，之后又当上驻华盛顿的武官。他的描述笔调辛辣，是根据马内克肖派的一名军官的观点写成的。再就是考尔本人的自述，书名《没有讲过的故事》（The Untold Story），内容毫不坦率，但却颇有启发性。该书是在他下台后为了进行自我辩解和指控他的批评者们而写的，书中提到考尔的缺点之一可能是他对他自己的人品和作用作了不切实际的理解——这其中有些沃尔特·米蒂（Walter Mitty）的味道。 ＇ ＇ 译者注：沃尔特·米蒂是美国作家詹姆斯·瑟克（James Thurker）所写的一篇小说的主人公。书中的米蒂是个很平凡的小人物，但喜欢从事幻想，以逃避现实。他曾梦想自己变成了一个不起的大人物，过着煊赫一时的生活。 ＇
梅农当时的动机也招致了怀疑。人们怀疑他要在陆军中拉上一伙人，制造派系，以便为自己建立基础，一旦尼赫鲁死后，能够从而争夺政权；《印度斯坦时报》在蒂迈雅辞职事件发生时，曾提到：“梅农先生所选定的一批军官秘密集会，认为武装部队将来有一天会奉命去执行一项政治任务，他们狂妄地把自己看成是必须为这种政治任务作准备的人。”但是，认为梅农为了自己的长远打算企图建立军事基础的假想，可能只不过是反映了人们当时对他的怀疑和厌恶之深；并没有什么证据足以说明他怀有超越宪政的野心。他自己又是很讲现实的人，不会沉溺于这类梦想之中。看来，梅农是和尼赫鲁一样地委身于民主政体的；此外，他也是忠于这位总理以及总理的理想的。
与其说梅农是想替自己搞政变铺平道路，不如讲可能他是认为他在采取措施，以制止某些高级军人搞政变。在印度政客们的头脑中，一直对军人不信任，甚至害怕他们发动政变——可能他们从来也不象西方政治学家那样相信印度文官执政体制是无懈可击和生气勃勃的。梅农干预提升，把自己的人安插到重要岗位，不让那些他特别不信任人出头，他这样做可能是为了分化陆军最高指挥部，使之不可能策划阴谋。如果对于蒂迈雅和维尔马的指控并不完全是开玩笑的话，那么，梅农及其文职的同僚们肯定是有些担心某些高级军官正在发展政治野心。
在考尔当上了参谋局长的时候，他对陆军内部事务的影响是显著的——但他还不能影响关于军事开支或军队装备给养短缺的解决。考尔利用了他同尼赫鲁的关系，把陆军方面的意见和警告直接向尼赫鲁提出，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并没有比那些通过惯常的途径反映问题的同僚们取得更大的进展。这些问题必须从政治上去考虑，尼赫鲁对于涉及外交政策的问题，当然宁愿依靠他自己的判断行事。因此，在听取了考尔的意见之后，根据考尔本人的记载，尼赫鲁讲到：考尔和其他的一些将军们“并没有充分理解形势。……无论是中国还是巴基斯坦，除了制造紧张之外，都不可能挑起一场＇同印度的＇战争，因为它们都有各自的问题需要解决”。还是前进政策的一条基本前提——就是认为中国人不会对它做出有力的反应。此外，直到一九六二年十月十日为止，考尔还强烈地支持与此有关的一个假想，就是认为在任何小规模的冲突中，印度陆军都会击败中国部队。
前进政策形成的时间，也就是说印度有一天要把巡逻队和哨所推进到中国人所占领地区这种设想变为实际行动的意图的时间，可以追溯到一九六O年初。但直到一九六一年底，这个政策才真正付诸实行。从开始采纳这个政策到开始企图贯彻这个政策，时间拖了这么长，这反映出陆军方面不愿意实施一项军事上绝对办不到的方针。
印度政府在一九五九年底时的政策，如尼赫鲁在他同年九月的备忘录中所提到的那样，是维持边境现状，并审慎地避免任何“不只是大规模的、甚至是小规模的”挑衅。 ＇ 注：见第一章第二节 ＇ 这样的政策也反映在当时陆军总部发给各有关军区司令部的指令中。十一月份，东部军区接到指令，要让全体官兵了解“我们必须避免同中国人进行实际的冲突，除非这种冲突的确是强加到我们头上”，而且任何巡逻队都不得进入距离麦克马洪线二英里以内的地段——唯有哨所恰好建立在这条线上的地区（如兼则马尼）除外。一九六O年二月，西部军区接到命令，要他们大体沿着穆尔古（Murgo）、错格斯察鲁（Tsogstsalu）、波布朗（Phobrang）、楚舒勒、碟穆绰克一线建立据点，并阻止中国人进一步入侵。当时，印度方面认为中国在最西部的阵地是在克孜勒吉勒尕（Qizil Jilga）、迪拉山口（Dehra La）、萨木崇岭（Samzungling）（地处加勒万河畔）、空喀山口及库尔纳克堡（Khurnak Fort）等地；因此，即使印度人建立了上述据点，双方隔开还有二十至五十英里的距离（碟穆绰克除外，该地距中国主要公路的南端不到二十英里）。
但陆军即便对这样有限的和防御性的任务，也感到力量不足。当时在拉达克只有查谟和克什米尔民兵团 ＇ 注：这是一支在本地招募的轻装备的部队。这支部队在一九六二年的战争中打得很出色，因而转为正式部队，并更名为拉达克侦察部队（Ladakh Scouts）。 ＇ 的两个营——既没有正规部队，也没有支援火力。当时没有通向西部边境地区的公路，该地区内部也没有公路。从斯林那加（Srinagar）到列城之间的筑路工程，在一九五四年就开始了，四年之后又停顿下来，等候关于该工程开支方面贪污问题的调查结果。要到列城，只有一条骡子走的小道，或靠空运。列城和楚舒勒二地还有飞机跑道，而其他地方只能靠空投供应。当时根据西部军区的估计，除了已在该地区的两个民兵营以外，它还需要一个旅团（五个步兵营加上支援火力）。
提出上述要求一方面是根据这样的情报：就是说中国在该地区已经集结了一个团的兵力（相当于印度的一个旅），外加包括某些装甲部队在内的支援火力；同时中国的公路网已向前延伸得很远，这也使中国部队在供应和调动上都占有很大优势。西部军区要求在一九六O年内调来四个营，在一九六一年再调来一个营。
一九六O年五月，国防部在克里希纳·梅农主持的一次会议上作出决定，要陆军在从什约克（Shyok）通向北面的古时商路上占据阵地，并在尽可能靠近喀喇昆仑山口的地方建立一个哨所。在完成上述任务后，将试探沿奇普恰普河谷向东进行巡逻的可能性。在目前，要对未被占领的地区进行巡逻；但部队应避免冲突，如果同中国人遭遇，就向上级报告对方的阵地，而不要企图赶走对方。这个决议可以说是朝着贯彻前进政策的方向作了某种试探，但还远远不是明确的和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的训令。
这样的训令第一次出现在一九六O年五月二十九日由外事秘书苏·杜德（S。Dutt）签署的一份文件中。文件指出：并没有限制印度方面派出巡逻队（尼赫鲁在同周恩来的会谈中，当然是避免了承担这样的义务）；所承担的唯一义务是避免边境冲突。因此，文件建议在西段应采取更加积极的巡逻政策；部队应避开中国的哨所，如果在那些地区，根据已知的情况，中国人尚未立足，就应毫不犹豫地跨越中国主张线进入那些地区巡逻并建立哨所，但无论如何，仍应命令部队不得对中国的哨所和巡逻队使用武力。
这份文件送交给国防部，国防部又转给了陆军总部，但在以后的三个月内下达给部队的命令中并没有传达这个精神。在杜德签署了文件后的第四天，陆军总部发给西部军区的一份电报中事实上又重申了过去下达的命令。电报说，政府的政策是保持边界的现状，“坚守现由我方控制的，在国际边界我们一方的阵地。至于说到有争议的地区，则应维持过去一个时期来存在着的现状”。根据这项政策，陆军还必须“对于无争议和（或）未被占领的地区施行有效的控制，＇并且＇阻止对我国领土的进一步入侵”，电报接着写道，“这在某些情况下就要求向前进行巡逻，并且在我们目前的防御阵地的前方建立新的……哨所”。电文在关于实际行动部分的结尾，命令部队必须避免同中国军队发生任何冲突，只有在自卫的情况下才能开火。陆军总部的电报，一方面反映了杜德的文件中要求在西段进行更积极的巡逻的措词，同时又审慎地删掉了它的核心，即要求印度部队进入中国所主张的领土。陆军总部的指令只提到“无争议和（或）未被占领”的地区——这就是说，是指那些在中国主张线以外的印度方面还没有建立哨所或派遣巡逻队进入的地区。
从一九六O年八、九月间陆军总部下达的一些新指示中，可以推断出印度政府曾催促军方，要他们在西段的巡逻向前推进。训令通知西部军区，可以派遣巡逻队进入中国所主张但尚未占领的地区，“以便弄清楚中国入侵的范围，＇并且＇保证不使中国部队向至今尚未建立固定哨所的地区继续推进”。这份电报规定要实施前进政策；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