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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德里指责说，在西段推进的是中国军队而不是印度军队，这种说法结果反而给自己带来了麻烦。情况就好象是三个人争论不休，互相插话：印度政府指责中国进一步入侵，国内的批评者就据此攻击政府俯首贴耳地让中国人为所欲为。尼赫鲁于是又后退了一步，他告诉议会说，要讲中国是进行了“新的侵略”“并不那么确切”，因为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中国人对印度的行动感到不安，因而他们就设立了一些前沿哨所。北京接着就插进来说，尼赫鲁“无意之中讲出了真相”。
政府的批评者认为，这种混乱的说法并没有掩盖中国仍然侵占印度领土的事实。《印度斯坦时报》的编者在专栏中叫嚷道：“还要等多久，忍辱多久”政府才会使中国认清印度是“决心为它的尊严而战斗呢？”
头脑比较清醒的看法也是有的。有一位议员在人民院中说，一条事实上的停火线已经在西段出现，中国和印度任何一方侵犯这条停火线都会受到惩罚。他说，关于在克什米尔印度所主张但为巴基斯坦占领的地区，印度过去曾向巴基斯坦作过保证：“我们将不采用武力去解放被侵占的地方”；他建议印度也给中国同样的保证。加尔各答的《划时代报》（Yugantar）——它一般遵循国大党的路线的——警告说：“印度如果要建设新的社会生活，实现五年计划，就必须停止把成亿卢比化费在沿着我国喜马拉雅山二千英里长的边界上保持军事实力的姿态”，它敦促政府进行谈判。
但是议会中占压倒优势的态度是担心政府进行谈判，并坚持政府不应谈判。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印度致中国的措词含糊的照会，又引起人们常有的疑惧，担心尼赫鲁会以姑息换取边界问题的解决。七月二十一日在奇普恰普河谷发生了空喀山口事件后的第一次冲突，二个印度士兵受伤。同一天中国就这一事件提出抗议，语气是威胁性的：“中国不愿意同印度打仗，中印边界问题只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但虽然中国保持克制态度，却不能坐视“自己的边防部队被侵略者所围歼。在此紧急时刻，中国政府要求印度政府立即命令印度部队停止对上述中国哨所的攻击，并且从该地区撤走……如果印度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警告，继续一意孤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由印度方面承担全部责任”。
印度在七月二十六日发出的复照语气特别温和，而且提出了一个新的着重点，即印度指出过的“一九五六年中国的主张”和“一九六O年中国的主张”之间存在着差异。印度过去指出这种差异并谴责中国侵入这两条线之间的地区，纯粹是为了说明中国是在继续扩大他们的要求并推进他们的阵地，但这次印度的照会仅仅责怪说，“诚然，印度政府对一九五六年中国地图的主张线是有争议的，但是中国地方部队不应该越过周恩来先生所确认的他们自己的主张线。”照会紧接着提醒北京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印度准备“进一步讨论”边界问题。
苏联第一副总理米高扬那个星期正在新德里，这看来提供了印度照会中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积极语气的最可能的解释。印度政府认为：印度在争端中的立场取得俄国的同情是十分重要的，而俄国当时也在敦促进行谈判。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梅农刚刚从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回国，他在日内瓦曾与陈毅元帅进行过讨论，这一点在印度很快就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不管是什么原因促使照会改变语气，七月二十六日的照会全文一发表，立即引起一场喧嚷。它被认为是隐晦地向中国建议：只要中国在西段稍为后撤，撤至他们“一九五六年主张线”后面，印度就将开始边界问题的谈判。
在议会中，这个照会被说成是可耻的，“一个最令人震骇和出乎意外的文件”，但这还不足以充分表达它所引起的愤慨。《印度斯坦时报》以《通向耻辱之路》为题发表评论说：
印度政府根据它的无限智慧，认为完全改变它的对华政策的时机已经到来了。它已几乎承认了中国侵略拉达克的非法所得，作为同北京霸王进行新的一轮谈判的代价。它这样做，就失信于印度人民——人民和议会。
尼赫鲁在回答这种攻击时，对那些“敢于说我们正在采取使印度屈辱的行动”的人们加以斥责，并说，他宁愿自己“烧成灰烬”也不肯这样干。他接着解释说，人们对政府的立场“有一些误解和错误看法”，接着他又重申政府的立场。
印度七月二十六日的照会重新提出谈判问题；在随后的十个星期中，一方面边境战争日益逼近，一方面双方就派出代表再举行会议的可能性交换了照会。这是和平解决争端的最后机会，甚至是既不解决问题也不发生冲突，而是保持原状的最后机会。因此必须详加叙述。同以往一样，印度的基本立场和这次交换照会中的语调上的变化，完全为隐晦的语义所掩盖，这些语义象是一种密码，只有始终记住密码的底本才能理解其含义。
七月二十六日照会的要点是这么一句话：“一俟目前的紧张局势得到缓和和适当的气氛创造出来之后”，印度政府即准备在一九六O年官员报告的基础上，重新讨论边境的问题。印度政府的批评者根据这句话以及照会中明显强调要中国有限地撤退到他们“一九五六年的主张线”的提法得出结论，认为政府正打算全盘推翻过去的政策。但是如果把它同以前的外交信件联系起来看——北京当然是会这样联系起来看的——就可以看出这份照会并没有改变印度的一贯立场。新德里准备在“一俟适当的气氛之后”就进行谈判；但它曾一再申明要创造这种气氛的唯一方法就是要中国从印度在西段所主张的领土撤退。按照印度的用语，这就是：“中国军队从印度的领土撤出，以恢复原状”，从而“创造有利于边界谈判的气氛”。 ＇ 注：例如，印度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三日的照会中写道：“印度政府希望中国政府……从这块领土＇这向来是印度领土＇撤退，恢复现状。中国军队撤离其自一九五九年以来侵入的印度领土，从而恢复现状，这是为两国政府就边界问题举行任何谈判创造有利气氛的必要步骤。” ＇
印度的立场是斩钉截铁的。中国必须首先从印度所主张的领土撤出一切人员，才能举行任何关于边界问题的会晤或谈判。在完成了这种撤退后，印度准备在会议桌上同中国见面——但只讨论印度所主张的边界的微小调整。北京《人民日报》看到了要害：“如果中国接受这种‘谈判’的条件，印度方面甚至不经过谈判，就可以达到它对中国提出的领土要求，那么，谈判本身不也就成为没有必要的事情了吗？”
八月十三日尼赫鲁在议会重申上述立场，以应付七月二十六日照会所引起的人们对政府的攻击。他宣读了一份准备好的书面声明（这在他说来是不寻常的），说我们心里明白，“除非消除目前的紧张状态，恢复被武力改变了的边界现状，就不能够开始以官员报告为基础的讨论。”这意味着在中国从印度在西段所要求的领土撤出以前不同中国会晤。声明接着宣称，印度准备开始另一种形式的讨论；但这是为着对付中国的外交行动的。
北京以七月二十六日印度来照中同样合理和积极的语调对印方作了答复，但是继续拒绝印度提出的实际上是要中国“从自己的大片领土上作片面的撤退”的建议。这样，中国一面拒绝了印度对恢复讨论所提出的条件，但同时接受了举行讨论的建议：
中国政府赞成印度政府在来照中提出的两国在官员报告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中印边界问题的建议。进行这种讨论不需要而且不应该有先决条件。事实上，只要印度方面停止向中国境内推进，边境局势马上就可以缓和下来。既然中印两国政府都不愿意打仗，既然中印两国政府都愿意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在两国官员报告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中印边界问题，就不应该再推延下去。中国政府建议尽快举行这种讨论，并且立即通过外交途径商定有关举行这种讨论的级别、日期、地点和其他程序问题。
印度就象一个钓鱼的人——他的鱼钩被一条他丝毫不想钓到的鱼咬住了。
从新德里的观点看来，同中国进行讨论显然是毫无用处的。要达成印度所能接受的解决，唯一的办法就是中国同意尼赫鲁的建议，即双方在西段撤退到对方主张线的后面。但中国已屡次明白拒绝“从自己的大片领土上作片面的撤退”。而且，在中国没有同意撤退前同中国进行讨论，就会促使印度的激昂愤慨的政界舆论把姑息和失信这类不体面的谴责加于尼赫鲁和政府头上。国内的考虑排除了恢复同中国在官员报告的基础上（即在边界争执的是非问题上）进行对话的可能——从整个形势看来，即便进行对话，也是不会有结果的。但其他一些虽不那么直接但仍很重要的考虑却促使印度不是那么直截了当地完全拒绝同中国会谈。
在世界舆论的竞赛场上，印度好比是在自己的场地上同对手比赛那样，取得了一切便利条件。观众台上挤满着支持印度的人群，印度穿着民主色彩的运动衣，在同一队身体更为强健的对手进行比赛；印方的球技熟练，斗志顽强。当西方世界的报纸和政府看到印度勇敢地顶住了他们认为是中国扩张主义的进攻时，他们就大声喝采，希望印度再接再厉。西方舆论早就把中印两国视为亚洲两个政治集团的决赛对手；现在由于中国骤然夺取印度领土，竞赛已经开始了。有关边界的历史和文件的争论，除了专家之外，谁都不易弄清，难于抓住来龙去脉；即使对于专家们来说，也查不到那些能看出争论的哪一方是比较接近真理的档案。事情就变成为是相信印度的话还是相信中国的话的问题了。而在西方，一般对这个问题是没有什么犹豫的。虽然入侵果阿损害了印度的声誉，从而引起一些人对印度的态度和行动产生新的疑窦，但并不影响他们对印度同中国的争论上谁是谁非的看法。费利克斯·格林（Felix Greene）是这样解释美国的反应的：
在我们的意识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就是说中国是在推行贪婪的、好战的外交政策；不论什么时候发生争端，只要涉及中国，就立即假定这个争端是由中国挑起来的。所有的评论，“新闻报道”，和学术性的见解，都是根据这个假定而写的。这样累积起来的效果，就更进一步加强了原来的假定；因而下一次再使用这种假定的时候，其效果就来得更大。
美国人特别容易接受的看法是说，印度同中国正在争夺亚洲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领导权。肯尼迪在一九五九年（当时他还是参议员）主张增加对印度五年计划的援助时说道：“我们希望印度在同中国的竞赛中获胜……如果中国胜利而印度失败，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去衡量，力量对比就将变成对我们不利。”尼赫鲁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访问华盛顿后，肯尼迪总统对他的估价大为降低。总统后来说，尼赫鲁这次访问是他所接待过的一次“最糟糕的国家元首的访问”。他描写他同尼赫鲁的谈话：“你好象是把什么东西抓到了手里，但又发现你抓到的只是一团雾气。”根据阿瑟·施勒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所写的肯尼迪政府的纪事，总统本来是指望印度在以后几年里会成为“世界上的或是南亚的强大的积极的力量”。但是那次的会见使总统失望了。虽然如此，美国的政策自然仍是要帮助印度发展，并在它同中国的争端中支持它。一九五九年后印度对中国日益敌视，美国对不结盟国家的态度也有改变，这两方面的情况都促进和扩大了美国对印度的经济援助。一九六二年，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代理主席斯帕克曼（Sparkman）说过：“我们知道印度在东北边境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