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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重壁垒，建立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哨所”，“这些哨所的确是经常处于被人数较多的敌军袭击的危险之下。但这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已经冒了风险，我们已经向前推进，我们已经有效地阻止了他们的继续推进……如果＇中国军队＇要摧毁我们的某些军事哨所，他们是能够办到的。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失败。我们将搬出更大的问题来对付他们，更顽强地对付他们。”由此可见，不能说尼赫鲁对西段的形势不了解，也不能说他对印军所冒的风险没有估计到。
另一方面，西部军区的道拉特·辛格将军还是不赞成把他的军队投入一场他认为是丧失理智的、无望的赌博。八月中旬，他写报告给陆军总部，指出中国军队在西段占有巨大优势，印度哨所则孤立无援。为了要靠近空投地带，印度哨所只能设在河谷地带，因此中国军队就能居高临下控制着他们。他写道：“军事上，我们无法守住我们已有的阵地，更不要说强行摊牌了。”所以，最重要是不去挑起冲突。根据过去三年的经验，他认为“只要我们不破坏边境现状，中国不会为边境问题同印度打仗”。但是他说，阿克赛钦公路对于中国来说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略公路，如果印度的行动稍稍威胁到这条公路，中国定会做出强有力的反应。他建议当印度在西段的兵力还不能同中国相抗衡时（他说，要做到这点，需要有一个由四个旅组成的师以及一切支援火力），应暂停推行前进政策。应该通过某种政治的解决把被围困在加勒万河谷的守军撤回来。他还指出，中国已明白表示非但不会干涉印军从哨所撤回来，他们还会欢迎印军这样做。辛格在结尾给他的文职上司一顿教训：
政治方针必须以军事手段为基础。如果这两者不协调，就有危险会造成一种局面，使我们有可能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遭到比过去更大的损失。如果要客观地执行抗拒中国对我国领土的不合法要求的政策，就需要在军事上作好准备，舍此没有什么捷径。
辛格差不多等了三个星期才得到参谋局的答复。答复说：事态的发展证明了前进政策是正确的，继续执行前进政策对“实现我们的要求”是极为紧要的。“不这样做，＇中国军队＇就会涌进任何真空地带，这是他们的惯技。”辛格曾提出过，即使要保住现有阵地，也必须要增援（四个步兵营、一个山炮团和若干中型机关枪）。但复信根本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复信最后说：“如果摊牌逼到头上，就必须根据当时情况尽力而为。”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参谋局有一名高级军官来到东段视察，他当时向那些认为中国军队过于强大、难以抵挡的军官们保证说，拉达克的经验已经证明，“朝他们开几枪，他们就会拔腿跑掉”。
进入九月以后，中国在抗议中加重了威胁的语调。北京在九月中旬写道：“枪炮不是儿戏，玩火终必自焚。如果印度方面硬要以武力来威逼守土有责的中国边防部队，因而引起他们的抵抗，一切后果必须由印度方面承担。”
印度边境上的新的大赌博，两个巨人的“胆量比赛”，已达到高潮。如果双方中有一方是虚声恫吓的话，现在已到它应该最后扭身躲开的时刻了。但对冷眼旁观的世界来说，亚洲两个最大的国家会因争夺那么遥远和荒僻的土地而发生战争，仍然是难于置信的。印度认为不会发生战争，这种看法为自新德里发出的报道定了调子，因此在世界屋脊附近形成的对峙局面是引人入胜而不是令人惊惶的。一位英国新闻记者表达了共同的感觉。他说：“世界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理会到中国正遭到公然挑战，印度已经采取了如中国继续推进就难以后退的立场。”
在世界的另一面，这时正在酝酿着另一场更危险的“胆量比赛”。美国中央情报局记下这一事实：那年夏天，苏联载运军火到古巴去的船只中，有两艘装载木头的货船，舱口非常宽大，装货却很轻。但中央情报局还没有推论出它们的意义来。
第三章 北京的观点
尼赫鲁是民族独立运动的叛徒，是破坏人民解放运动进展的恶棍，是帝国主义的忠实奴仆。
—— 一九四九年上海《世界知识》
尼赫鲁是一位中国的友人，一位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反对者。
—— 一九五九年北京《人民日报》
尼赫鲁……骨子里是杀气腾腾。拒绝谈判的是尼赫鲁，下令打仗的也是尼赫鲁。
—— 一九六二年北京《人民日报》
中国对印度的态度曾有两个基调：首先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印度作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其次是把印度当作邻邦又是同属亚洲的大国处理同印度政府的关系。开始时，这两者是截然分开的，但事态的发展——特别是边界争端——使两者合拢，因此，中国就认为印度的行动表现出印度的政治本性，这种本性不可避免地导致同中国对撞。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后期，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中国的大动荡，已胜利在望，他们转过头来看印度，就不难识别印度所处的政治发展阶段。尼赫鲁曾同蒋介石有过长期相互敬慕的关系，他可能成为一个典型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领袖，而国大党则同早期的国民党一模一样。例如，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一年间，印度政府也曾出动军队镇压在海德拉巴（Hyderabad）邦的特伦甘纳地区（Telengana）由共产党领导的起义；该地区的农民曾夺取土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当时看来，印度的革命可能已经开始。毛泽东在答复印度共产党的祝贺时曾说过：“我确信，依靠勇敢的印度共产党和一切印度爱国者团结奋斗，印度决不会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及其合作者的绊羁之下。自由的印度将有一天要同自由的中国一样，作为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大家庭的一员而出现。”
看来，印度在开始制订对外政策时就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美国过去支持蒋介石，直到他垮台——垮得比美国意料的早——，现在又准备支持尼赫鲁。中国共产党一家杂志在一九五O年写道：“美国把真正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印度，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第四点计划和其他援助计划优先照顾印度。尼赫鲁既想取得美援，又想扮演一个进步人士的伪善角色，用以欺骗印度人民。”
印度明显地推行英国的喜马拉雅政策，甚至鼓动西藏脱离中国，这就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尼赫鲁政治本性的看法。 ＇ 注：不单是中国人看出了新生的印度继承了英国对喜马拉雅山的政策。一位研究国际关系的美国人一九五三年在新德里著文时也看出：“印度对西藏的政策和英国统治印度时所采取的政策极其类似。” ＇ 一九四九年九月，《人民日报》写道：“尼赫鲁之流以一个外国政府底名义，来宣布‘西藏从未承认中国的宗主权’，这是公然挑拨中国诸民族的感情，破坏中国诸民族团结，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同月，一家上海杂志指责尼赫鲁及印度政府为“英美帝国主义并吞西藏的阴谋”服务，同时他们自己也怀着帝国主义的野心。该杂志结尾说：帝国主义者已让尼赫鲁充当了蒋介石的代替人。
一九五O年中国进军西藏，印度在外交上对此所采取的作法，必定证实了中国对于印度对西藏的意图的怀疑。但事实上双方就此问题所进行的外交交涉 ＇ 注：见第一章 ＇ 标志着印度政策的转折点，中印关系的气氛还是良好的。在更广阔的外交舞台上，中国觉得印度新政府正起着有益的作用。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印度承认人民共和国。它是第二个采取这样行动的国家。 ＇ 注：缅甸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当时按梅农的意见，印度本来应该更早地承认中国，但印度照顾到外交礼貌，要让英国先承认。后来印度人对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的踌躇不决实在忍耐不住了。 ＇ 从那时起，它积极活动，要使北京新政府在联合国内代表中国。从一九五O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起，印度在外交方面为停止朝鲜战争并阻止中美战争出了不少力，当时，由于美国派遣第七舰队布防福摩萨，中美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这些为和平所做的努力，受到了北京的欢迎。十月初，中国曾试图利用印度作为通往华盛顿的热线。周恩来告诉印度大使潘尼迦说，如果美国越过三八线，中国将被迫对朝鲜进行干预。这个尝试的失败并不是由于印度的过失，而是美国不听警告。印度在朝鲜停火谈判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印度提出遣返俘虏问题的方案，终于打破了谈判的僵局。中国虽然批评了印度在谈判中所起的作用，但还是继续赞同印度外交的总路线。
五十年代中期，是“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岁月。但在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期间，中国方面对于印度所采取的僭越的态度虽未说穿，却感到很反感。当时尼赫鲁竟公然对周恩来以老前辈自居。他也许确实没有理会到，他这种作法表面上看来是对中国友善，而实际上却含有高人一等的味道。印度后来还经常提起这件事，认为他们的作法理应得到中国人的感激，但在中国看来，这只不过表现了尼赫鲁的极端傲慢。十年后，周恩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感到恼火。一九六五年，他对巴基斯坦访华记者追述这个事件时曾讲到尼赫鲁的“傲慢”。差不多与此同时，他还对一些来访的锡兰政界人士讲到，“我从未遇到过比尼赫鲁还傲慢的人。”当然，这不仅是个人之间的磨擦。潘尼迦就任驻华大使后，很快就体会到，他的驻在国对他的国家是颇为瞧不起的。事后他回忆当时中国对印度虽然真正友好，但多少有点以前辈自居。“这种态度就象一个社会地位已经确立的老大哥对于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兄弟所采取的教导态度一样。印度的独立是受到欢迎的。然而，中国作为世界大战后被公认的亚洲大国，指望印度懂得自己算老几，这是不言而喻的。”潘尼迦把这些形容为“国民党态度”，但是看来共产党取得政权后这种态度并没有改变。
按照印度的想法，印中两国的地位应象孪生兄弟那样平等；论资格，印度还要老一些。尼赫鲁毕竟早已世界闻名，他的著作为人传诵，他的生平事迹受人注意，而当时周恩来最多不过是毛泽东游击队的一名指挥官， ＇ 注：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回忆道：“周恩来是我一九三六年进入红色区域时遇到的第一位共产党领导人。他当时是驻扎延安以北一个小山沟的村子里的红军东线司令员。我刚要进帐篷，一个身穿旧棉军服的、个子细长的人出来迎接我，他用那穿着布鞋的双脚立正，用手在那褪了色的红星帽上，行了一个潇洒的军礼。……那就是周恩来，这位赤匪的脑袋是蒋介石出八万元洋钱悬赏的。” ＇ 在中国以外没有什么名气，他是一个三十年代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式的人物。尼赫鲁在国际上享有的威望和受到的尊重，到万隆会议时达到了顶峰。在布鲁塞尔被压迫民族的会议（Congress of Oppressed Peoples）上产生了亚非国家团结合作的想法；对尼赫鲁个人来说，万隆会议是布鲁塞尔会议后近三十年来他为之奋斗的事业的胜利。当时人们还不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份量。如果说一九五四年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主要是欧洲人的表演，那么在万隆会议上则是中国初次登上了亚洲的国际舞台。印度以及西方观察家都认为主要由于印度的努力，“共产党中国才在亚洲获得一定程度的威望”。因而，在万隆会议上，尼赫鲁以“一个社会地位已经确立的老大哥对于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兄弟那样采取教导的态度”，这就不足为奇了。当然，在周恩来及其同事们看来，印度和尼赫鲁这个民族资产阶级的人物竟然想充当他们的监护人是离奇可笑的。
中国对尼赫鲁和印度这种自封为亚洲领袖的作法，虽然感到恼火，但这并没有因此影响中国政府的政策，他们对尼赫鲁往往更多是感到可笑而不是生气。这很可能是由于他们对革命和对中国本身的力量具有自信。中国对尼赫鲁的外交政策给予高度的评价。尼赫鲁对帝国主义集团保持着审慎的距离，不让他们在印度建立基地；他很快地谴责了帝国主义的一些侵略行为，例如一九五六年苏伊士运河的战争和一九五八年英美干涉中东的事件；他一贯支持北京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象《人民日报》所概括的那样：“尼赫鲁是一位中国的友人，一位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反对者。”这也不奇怪，尼赫鲁的政策和态度，完全符合列宁主义对他这样一个民族资产阶级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