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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大举推行其前进政策之前，中国总以为发生战争的想法是荒唐的。一九五九年底，北京给新德里的照会中写道：“更不可能荒谬地设想，我们两个共有十亿多人口的伟大的友好邻邦，会为这种暂时的、局部的争端而发动战争。”然而在中国同苏联的大论战中，他们曾主张战争有时是不可避免的；不能因为共产党人（指俄国共产党人）害怕核战争，就在战争面前退缩；中国同苏联一样，希望避免世界大战，特别是核战争；但是不能因此就屈从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是一个对敌人作如何估计的问题：正如毛泽东说过的，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这样的敌人不能估计过高；他们“已经腐烂，没有前途”，所以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但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却又决不可轻视敌人，相反，应当重视敌人，集中全力作战，方能取得胜利。”
边界战争发生后，北京以赞许的态度，回顾了中苏之间发生过的一个历史事件。一九二九年有关中东铁路的争议发生后，中国国民党政府拒绝同苏联谈判。……并向苏联边境进攻，“爆发了武装冲突”，苏联“不得不起而自卫”，侵入满洲，打垮了国民党军队，然后退至本国领土。中国人现在认为苏联当时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苏联的坚决反击，不但维护了苏联的利益，“也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的”。 ＇ 投笔从戎注：中东路事件是强国以武装干涉保护境外特权和利益，俗称“炮舰外交”的典型事例。张学良及其幕僚在民族主义情绪影响下，企图用强硬手段回收苏联在中东铁路及沿线剩余的特权和利益。错误评估苏联内部政治形势和外交姿态，加之对其他强国的意愿和中苏军事力量对比基本无概念，结果引发苏联进行武装干涉时孤立无援；东北军一度进行激烈抵抗，最终失败。期间并无“并向苏联边境进攻”一事。作为同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部分和中国民族主义革命一分子的中共，对中东路事件的态度颇为尴尬，随着与苏联关系的变化，在无条件支持苏联和反对外国在华特权之间摇摆。 ＇
这就是一九六二年九月印度恣意向中印边境西段推进时，中国向它提出警告中所包含的想法：“如果印度方面硬要以武力来威逼守土有责的中国边防部队，因而引起他们的抵抗，一切后果必须由印度方面承担。”
第四章 边境战争
以为印度这样一个在军事和经济方面远比中国软弱的国家，真的会妄想对中国发动军事进攻，进行侵略，那是完全不严肃的。
——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O年二月六日通知
许多文官政府对于本国的军事潜力究竟有多大，几乎是全然不了解的，对于他们所发动的战争在军事上应具备哪些条件又几乎是漠不关心的；而军人们却一次又一次地被这些文官政府的野心、冲动和失策投入战争中去。
—— 艾尔弗雷德·瓦格兹：《军国主义的历史》
一、山脊和河流
一九六二年夏天，印度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边界的西段。印度政府对一些事件经过的说法颠倒是非，宣传说中国蓄意在西段向前推进，企图扩大其控制地区。这种说法虽然对外界达到了掩盖事实真相的目的，却使印度政府受到国内的指责，说它还没有大胆地、断然地迎接中国的挑战。政府事实上是在执行一种孤注一掷的政策，而人家却责怪它过于容忍，甚至是懦弱无能。这意味着尼赫鲁已自行放弃了任何选择的余地。暂停执行前进政策以解除在西段受到的压力，会被看作是投降和对于民族事业的背叛。而且，对于中国在地面上的任何行动，凡可以被解释为新挑衅的，不论情况如何，都不能不采取明显的、强有力的反措施。既然尼赫鲁使公众误以为印度军队有力量对付中国，他就只能以动用军事力量作为印度的对策，而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印度在西段推行前进政策的目标是把中国部队从印度要求的领土上赶出去，于是就使西段边境出现了剑拔弩张的形势。在东段，中国是把麦克马洪线当作事实上的边界来遵守的，并没有占据任何印度所要求的领土；然而正是在东段，印度的小规模推进触发了一场边境战争。
自从一九五九年八月的朗久事件后，东段三年来一直平静无事。朗久事件发生后不久，尼赫鲁和周恩来协议双方沿东部边界停止巡逻。印度陆军奉命不在距麦克马洪线两英里以内进行巡逻。然而，前进政策的指令把这些命令都推翻了，使麦克马洪线再度出现紧张的局势。一九六一年十二月陆军总部发出一项指示，命令东部军区将哨所向前推进，要他们尽可能靠近麦克马洪线建立新的哨所，以便有效占领整个边境，并在哨所之间的空隙地带进行巡逻。这些命令使东段印军面临与西段印军同样的困难任务。他们有时要走上几个星期才到达麦克马洪线。而一旦驻守部队按照上级指示把哨所建立起来后，如何供应他们就成了尖锐的问题。同西段一样，他们的全部必需品要靠空投。在西段，在河谷的平地上还容易找到良好的空投场所，可是在东北边境特区险峻的、丛林密布的山脊上却很难找到这种合适的空投场所，气候条件之坏也经常使空投任务接连几个星期无法执行。在这种情况下，最边远的驻军就有断粮饿死的现实危险。
象他们在西段的同僚一样，负责麦克马洪线地段的高级军官指出：把部队派驻在得不到给养的地方是不切实际的。也象在西段的情况那样，上级把他们的意见都撇在一边。一九六二年二月，考尔将军亲自到阿萨姆处理那里的军长乌姆拉欧·辛格（Umrao Singh）中将提出的反对意见，正如一位有关的军人后来说的，“其目的是吓唬那些对设立前沿哨所的整个想法表示不安和怀疑的将军们”。考尔在情报局长马立克及其副手的协助下，根据陆军总部的地图具体规定了新的哨所应设立在哪些地方。结果不是派正规部队就是派了阿萨姆步枪队去执行这项任务。在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印军沿麦克马洪线建立了大约二十四个新哨所。
上述部队在东段推行前进政策时困难固然很大，但没有遇到中国方面的对抗行动。只要印度军队还是在麦克马洪线的印度一边，中国就没有作出反应。成为爆发点的是象朗久那样双方对确切的边界走向还有争议的地方。一九六二年，印度方面没有企图重新占领朗久（一九六O年间中国方面就已经从这个村子撤出）。但是当印度军队在麦克马洪线西端的狭长争议地区里建立新哨所时，就点燃了边界战争的星火。
根据英国和西藏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在德里签署的那份地图，麦克马洪线的终点是在北纬二十七度四十四分三十秒与不丹交界处。这一地区无分水岭可依循，因此麦克马洪就沿着他的地图上所画的显著的山脊地形来划线。可是当印度人在五十年代踏勘东北边境特区这一西北角的时候，他们发现如果要把麦克马洪线的地图上的座标移到地面上来，它的位置就不是在附近的最高的山脊上。靠近边界的西端的最高的地形是塔格拉山脊 ＇ 译者注：“塔格拉山脊”又译“塘格拉山岭”。 ＇ ，位于麦克马洪划线以北三、四英里处。有证据说明，印度方面至少从一九五九年初起就已经决定把塔格拉山脊作为边界， ＇ 注：见第二章第一节注 ＇ 但是一直到该年八月，他们才采取具体行动。当时他们在兼则马尼设立了一个哨所，这个地方无论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或其他的地图都标明是在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地方。这就是说，印度对地图上所标明的麦克马洪线以北的一块成直角的三角形地区提出了领土要求，并推进到了那里。这一地区的南面大致长十二英里，西面大致长四英里，共计约二十五平方英里。
中国方面立即作出反应。尼赫鲁在当月稍晚一些时候告诉人民院：中国派出一支约二百人的队伍，把阿萨姆步枪队的十至十二人“用武力推了回去”两英里。接着中国部队就撤走了；两天后，印度军队又回到兼则马尼。中国人打算再次把他们推回去，但这次印度军队显然明白表示他们将进行抵抗，于是中国人就让他们留在兼则马尼。新德里在八月十一日照会北京，就这一事件提出抗议，声称兼则马尼是在印度境内，“按照传统和条约地图”，边界是沿塔格拉山脊的。印度的所谓“传统”，指的是南面一个村子里的牧民习惯于在这个地区进行季节性的放牧。然而北面村子里的人也同样使用这块地方。印度声称条约地图表明边界在塔格拉山脊上，而兼则马尼在印度境内，这纯属虚构。条约地图上根本没有画出塔格拉山脊或兼则马尼。但是印度政府在上述抗议照会中却说兼则马尼是在北纬二十七度四十六分，而地图上标明的边界则是在北纬二十七度四十四分三十秒处从东向西走的。
中国也对此事件提出了抗议，宣称兼则马尼“无可置疑地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指责印度的行动“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警告说，如果印度哨所不撤出兼则马尼，新德里应对由此而产生的严重后果负责。印度在语气缓和的复照中，建议双方讨论在兼则马尼和其他争议地点的边界线的确切走向， ＇ 注：见第三章注 ＇ 并要求中国的人员不要越出塔格拉山脊的北面，使兼则马尼的现状不受干扰。与此同时，印度方面保证不改变这一地区的状况，“以待进一步讨论”。中国提出印度方面如不撤出将产生“严重后果”的含蓄的威胁后，并没有采取行动。以后三年里，印度哨所继续不受干扰地留在兼则马尼。直到印度违背自己的含蓄的保证而建立了另一个哨所之后，中国部队才越过了塔格拉山脊。
一九六O年双方官员会晤时，印度方面在口头上和他们提出的地图上都主张塔格拉山脊是边界的标志，并把印度、中国、不丹的三国交界处定在北纬二十七度四十八分的地方。虽然印度政府自己对东北边境特区西北角的边界位置看法是明确的、前后一致的，可是，陆军方面却不知道在制图上的变动，或者是陆军总部没有把这事传达下去。在设立兼则马尼哨所时，阿萨姆步枪队是归文官系统指挥，通过阿萨姆邦长来领导的。因此，西端的边界与他们的地图有出入这件事，没有引起陆军方面的注意，至少是没有引起新德里陆军总部下属单位的注意。但是，陆军方面还是奉命不要在兼则马尼以西的麦克马洪线上进行巡逻的。
由于本文现在必须比较详细地谈到印度陆军的编制和各级指挥官，因此需要先说明一下一九六二年夏季时印军的指挥系统。陆军总部当然设在新德里。普·恩·塔帕尔上将任陆军参谋长，考尔中将是他的参谋局长。考尔有一帮他亲自挑选的参谋人员，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副手乔·辛·迪隆（J。S。Dhillon）少将和作战处长帕利特（Palit）准将。东部军区司令部设在勒克瑙（Lucknow），负责从北方邦起，经过麦克马洪线，到缅甸和东巴基斯坦边境这一段漫长的弧形边界，并负责对那加叛乱分子的讨伐。军区司令由前任参谋局长莱·普·森中将担任。下属第三十三军，军部在西隆（距勒克瑙六百英里），负责整个东部军区防地，军长是乌姆拉欧·辛格中将。该军下辖第四师，师部在距西隆二百英里的提斯浦尔，由尼兰詹·普拉沙德（Niranjan Prasad）少将指挥。该师当时有两个步兵旅。第七旅旅部在达旺，旅长是约翰·达尔维准将。该旅有一个营驻守达旺，另一营驻守德让宗，还有一营驻守邦迪拉。第五旅旅部设在北拉金普尔（North Lakhimpur）。下辖三个营分散驻守东北边境特区的其余地区。原由第四师指挥的第十一旅当时在那加地区执行任务，不属该师建制。
一九六二年头六个月里，陆军总部为了执行前进政策而下令在麦克马洪线上建立的二十四个新哨所，都不在兼则马尼地区。这大概反映陆军总部了解政府已作出保证：如果中国不破坏该地区现状的话，印度也将不予破坏。假使事情果真是如此，总部却没有把兼则马尼三国交界地区的特殊情况下达给第三十三军。因此，一九六二年五月，那个不准在兼则马尼以西进行巡逻的禁令刚撤销后，该军显然是自作主张，下令建立几个哨所，其中之一就在印度、中国、不丹的交界处。（同时下令在麦克马洪线的另一端的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