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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遮普联队在九月十五日一早就到达了克节朗河。从伦坡到克节朗河有两条路。一条比较短，要经过海拔一万三千五百英尺的哈东山口（Hathung La），有时要爬陡坡（有些地方要用绳子拉脚夫上去），或沿着长满青苔、很容易滑倒的大圆石的陡坡提心吊胆地往下走。 ＇ 注：通过这种困难地段的部队感到恼火的是非但靴子不够，而且用于加固鞋底的平头钉和小铁片也很缺乏，背着很多东西的士兵不可避免地要经常摔下来，而且摔得很重。 ＇ 旁遮普联队背着很少的口粮和子弹带里的弹药向前运动，把重武器、炮弹和挖工事的工具都留在伦坡，经过二十四个多小时的强行军，才到达了前沿。那些还不能适应气候条件的部队，要花两整天才能到达河边，再有一天才到多拉哨所。背着东西的脚夫也要花上三天的白天时间才能赶到。（在东北边境特区的深谷里，太阳落得很早，在那个季节下午四点过后不久天就黑了。）这条经过哈东山口的路线的不利之处是：部队向克节朗河运动时，中国部队能够观察得清清楚楚。另一条路是从背后绕到多拉哨所去。但是这条路要通过更高、更难攀登的海拔一万六千英尺的嘎坡第一山口（Karpo La 1）。与其说行军，不如说是危险的爬山。这两条路上当然都没有蔽身之处。部队要在旷野露宿。旁遮普联队还算有冬衣——虽然不是供下雪天和零度的天气穿的——而其他各营是穿着布军衣在十月里越过那些山口的，挡风的只有薄薄的毛衣，每人只带了一条毯子。
克节朗河因雨季涨水，河面宽达二十到五十英尺，无法涉水而过。象这一地区大部分高山里的溪流一样，河床很深，陡峭的河岸有二、三十英尺高。有几处用两、三根圆木捆在一起架了桥。印度部队溯河而上时，自东至西，把桥编了号。九月十五日，旁遮普联队在第二号桥处，在河流的两岸碰上一个连的中国部队。
中国部队里有一个中国文职官员。他们用印地语喊道：印度部队应当从南卡曲（照他们的叫法是克节朗）地区撤走，因为这是中国的领土。他们说，印中人民有着牢不可破的友谊，这种友谊不应当被小小的边界事件所破坏。他们问道……为什么＇印度方面＇调来了正规部队？他们声称他们只是中国的边防战士，不是人民解放军的士兵。最后他们要求＇印度方面＇派＇他们的＇当地文职官员来讨论边界的确切位置，以便友好地解决问题，避免开枪和流血。
为了响应中国方面的最后那项要求，负责该地区的印度政务官出发前往会晤他的中国对手。但是他到达伦坡时，却接到不要同中国人进行讨论的命令。这就是前面所述的上报给尼赫鲁的那个建议。
旁遮普联队奉命到达河边去为多拉哨所解围；如果通往哨所的补给线被切断，就要设法打通，并防止中国进一步入侵。因此印度指挥官就把一营人沿着河散开——两个连在下游的各桥旁，还有一个连在靠近第三号桥的多拉哨所附近。他派了一个排去到海拔一万四千五百英尺的居高临下的章多（Tsangdhar），那里有一块平地适于安放大炮或重迫击炮——假如这种武器能够运到这里来的话。旁遮普联队的各个阵地并不是互相呼应的，而且实际上在将近七英里地段铺开，走路就要化两天。守住这些阵地的目的不是为了防御，更不是为了进攻，而是为了防止越界。
在九月十三日晚上达尔维准将得到命令，要他从驻达旺的旅部前往克节朗河。普拉沙德将军从提斯浦尔打电话给他，狠狠地训斥他没有“到前方去”，命令他“立刻”前往。对于命令的后面一点，达尔维置之不理。当时早已天黑，他对师长说，由于静电杂声的干扰，听不清楚普拉沙德的命令。据后来透露，是森将军叫普拉沙德好好训达尔维一顿，命令他到前面去的。这种非要高级军官到前方去不可的固执做法，贯穿在整个塔格拉山脊战役的军事集结中。普拉沙德以后也受到同达尔维一样的屈辱。后来竟从军部派了一名负责礼仪、薪金、年金、福利和军纪的高级参谋在战斗前夕来第七旅报到，这是上述做法荒谬到了极点的表现。达尔维对叫他到克节朗河去的命令有很恰当的评语：“我‘到前面去’干什么呢？旅长的任务不光是赶往‘发生情况的现场’，应当要求他们在一定的距离以外指挥和掌握整个部队，否则他们只会在战斗的混乱中迷失方向，对战术形势不能有正确的了解。当然，他们应当经常到前线去，熟悉地形和战斗形势，如果情况需要也可亲自担任指挥。这完全要由他们自己来决定，而不是由他们的上级来决定。”他在几个月之前，曾亲自到兼则马尼…克节朗河地区进行过视察。
达尔维从一九六二年初起指挥第七旅。他当时四十二岁，毕业于印度军事学院，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曾参加步兵在缅甸服役，受过表扬。大战以后，他的经历是广泛的，提升是正常的；他曾任驻西段军部的参谋，对前进政策在西段所造成的后勤供应上的困难有切身的体会。后来，他自告奋勇提出愿负责指挥第七旅。
当印度军队十分吃力地在克节朗河集结时，在这条小河另一边的中国部队却毫不费力地与他们齐头并进。九月十五日旁遮普联队同原驻在多拉哨所的阿萨姆步枪队那个排会合时，在这条小河与塔格拉山脊之间似乎只有两个中国步兵连。但是第二天又有一个连从塔格拉那边下来了。据情报说，还有一营中国军队驻在塔格拉后面的勒村；到了九月二十日，又有情报说中国方面在该地有两个团（相当印度的两个旅），师的炮兵和师的其余部分在错那宗，该宗在塔格拉北边，距塔格拉只约二十英里，有一条公路几乎可以直通塔格拉。此外，还有人看到，中国在棒山口（Bum…La）集结部队，达旺的古时商路即通过该山口。新德里的陆军总部收到了这些情报，但在十天至两个星期后才转到前方各级指挥部，如果要对制订计划和采取行动起什么作用的话，就太晚了。前方各级指挥部得到的情报是支离破碎的、没有加以适当评价的，也是不及时的。陆军本身的情报系统已经萎缩，而政府的情报局又不起作用。
印度的军事情报机关（简称M。I。）的衰落可以追溯到英国统治的末期。一九四七年以前，印度军事情报机关里没有印度人，因此一九四七年后，它的全部人员都是新手。而且，许多事都由警官组成的情报局（简称I。B。）来处理。军事情报机关的作用也缩小了。情报局的影响和作用日益增长，而军事情报机关则逐渐萎缩，它的一些高级职位渐渐变成闲职或是往上爬的垫脚石。前面讲过，在现任局长马立克的领导下，情报局在政府举行核心会议时讲话很有分量。这种影响，归根结蒂来自马立克同尼赫鲁的关系。在那些年代里，同总理接近和得到总理的信任，是在政府中具有影响的先决条件，而马立克充分具备这两方面的条件。他原先是一个警官，能说会道，机敏过人。他掌握尼赫鲁的许多同僚和对手的档案材料，而情报工作在印度国内政治斗争中又很重要，这也使他同尼赫鲁关系密切起来。
到了六十年代，马立克对印度国内政治的某些方面的意见愈来愈受到重视，而他对中国的行动的预言也几乎被当作事实一般而为人们欣然接受。他曾判断——还不如说他曾预卜——印度哨所一经设立，中国不会加以干涉；这是建立前进政策的信心基石。现在他又认为，如果印度对塔格拉山脊下面的中国部队使用武力，中国不会进行大规模的报复；这种看法同样地加强了文职领导人和新德里的军人们贯彻里窝那作战行动的决心。奇怪的是，这种无需担心中国方面会有强烈反应的信念，甚至否定了情报局本身提出的关于中国部队在麦克马洪线北面的一些地方加紧集结的报告，而且，这种信念也当然使尼赫鲁和他的顾问们充耳不闻北京在外交照会中明确地、反复地提出的警告：中国将作出反应，而且会作出最强烈的反应。马立克所依靠的显然是他的感官以外的知觉，而不是依靠搜集与分析情报的正规的工作规则。而尼赫鲁及其同僚们之所以那么过分地、不合情理地相信他的预言，其原因之一无疑的是他专拣尼赫鲁及其同僚们所要听的话讲。
尼赫鲁及其同僚们是多么地相信这种认为可以不费很多周折就能把中国部队赶回塔格拉山脊那边去的看法，这可以从麦克马洪线已被越过这条消息所引起政治反应的强烈程度来测量。这则从提斯浦尔发来的消息，由一家通讯社在九月十日加以传播。印度政府起初想说服那家通讯社撤回这个报道。官员们对企图证实这一报道的新德里记者们说，这一报道是没有根据的。可是，那家通讯社支持它的记者；而且从印度东北部接着又发来别的报道，充实了最初的那个报道的内容；到九月十三日，一位官方发言人证实“有一些中国部队出现于不丹三国交界地区……”。即使在那个时候以及后来几天里，外交部的发言人在例行的晚间介绍情况时，对记者们还是闪烁其词，避免直截了当地说中国军队蓄意越过麦克马洪线。他在九月十四日说，“有一些中国部队看来是到了我们这一边。”
关于中国部队越过塔格拉山脊的消息，印度政府要掩盖或捂住，其企图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政府可以不受激动的政治舆论的牵制，那么不管应当怎么办，政府总能更方便地处理当时的局势。但这种企图自然是注定要失败的。不仅是因为有新闻自由，首都的印度政治记者也有本事，而且政府就象筛子一样把消息泄漏出去。无论什么时候，首都的记者总是能够打听到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总是知道得快些，而不是慢些。但这次政府最机密的决定在报上出现的速度之快是惊人的；关于这一点，后面还将讲到。
因此，官方企图缩小塔格拉山脊所发生的事情的严重性就象企图用灭火器去扑灭燎原大火一样。批评政府的人认为，即使只有一名中国兵越过了麦克马洪线，而没有把他立刻驱逐出去，那么政府就违背了它向全国承担的责任；如果中国部队大举越过这条线，那么政府所采取的行动当然就应该激烈得多。自由党很快提出要尼赫鲁辞职，因为他“完全不能保护印度的边界”，人民社会党则要求政府对中国发出最后通牒。议会正在休会，但即使没有这个讲坛，一场政治风暴也显然正在刮起来，而这场风暴会比政府所曾经历过的更为猛烈。议会里的反对党当然是一片狂呼，然而危险的是国大党人对所谓中国再次无端的、横蛮的侵略同样地表示愤慨，对政府所采取的对策也同样地越来越感到不耐烦。
政府的发言人和官员后来同记者们的私下谈话又作茧自缚。他们在介绍背景情况时表示，在政府看来，印度不能对中国的挑战不闻不问，因为如果让中国部队在塔格拉山脊下修筑工事，驻扎下来，那么，中国部队就会沿麦克马洪线全线进行一系列的这种试探和渗透活动。向记者介绍背景情况的发言人和官员们就这样含蓄地表示政府将采取行动。之后，他们还表示印度完全能应付塔格拉山脊下面的形势，从而使他们自己处于更加为难的境地。他们就助长了那种主张采取激烈行动的政治要求，也更促使人们指望政府会很快采取行动。
文职官员们的上述表示，只不过是反映了高级将官们，尤其是东部军区的森将军所作的保证。他对第七旅在塔格拉山脊下集中所需时间的估计，一直是盲目乐观的。一部分的原因可能是他本人和某些参谋人员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