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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考尔就任时，印军的部署如下：
在克节朗河：第九旁遮普联队，加上第二拉加普特联队的一个连，还有一个中型机枪排（两挺机枪）。
在伦坡：第七旅旅部，第二拉加普特联队的另外两个连，第九廓尔喀步兵联队（第一营），一队重迫击炮，一个机枪连的剩余部分和几名工兵。还有一个步兵营，即第四近卫军联队（4 Grenadiers），正在开赴伦坡的途中，十月九日才到达。
在达旺：第四炮兵旅所属的两个步兵营（第一锡克联队和第四高尔瓦尔步枪联队），第七旅调走后，由该旅负责达旺的防务；他们有几门山炮和重迫击炮。
在东北边境特区其余地方：在第五步兵旅管辖下的五个营，但分布得很散，实际上每营一般不超过两个连。还有一个营正在去瓦弄途中。
再细看一下克节朗河地区部队的分布：四个步兵连分布在长达七英里左右的沿河前线上，要三天时间才能从一侧走到另一侧。十月初，森下令占领塔格拉山脊最西端的章勒。这个地方控制着通往西面的主要山口的通道，达尔维和乌姆拉欧·辛格都说在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开始之前，不应占领章勒。他们认为，过早地占领章勒，就会暴露印度的意图，使中国部队预先提防。森否定了他们的意见，在十月四日把旁遮普部队一个连派往章勒，从他们当时的阵地前往章勒要走两天。森还下令说，第七旅在开始行动前储备十五天的给养，而不是乌姆拉欧·辛格规定的三十天的给养。乌姆拉欧·辛格对这项他称之为军事上错误的命令提出了抗议。这大概是他被调往那加和巴基斯坦前线去之前发出的最后一次电报。
十月四日，当考尔、森和乌姆拉欧·辛格在提斯浦尔商谈的时候，第四师师长普拉沙德又一次到伦坡去见达尔维。达尔维问到：他们和乌姆拉欧·辛格提出的关于实施里窝那作战行动的意见和方案的下落如何？据达尔维说，普拉沙德当时回答说：“你听着，老兄，没有人对你们那个乱弹琴的意见发生兴趣。他们关心的只是你们发动赶走中国部队总攻势的日期。”接着他告诉达尔维说，考尔接替了乌姆拉欧·辛格，并命令达尔维立刻前往克节朗河。达尔维提出抗议：“我对他说，高级军官在夜里象小偷一样跑掉，太不体面了。我们怕谁，是怕中国人，还是怕我们自己的上司？”不过他当然还是走了。
考尔本人第二天来到伦坡。他离开提斯浦尔是为了去会见在赴克节朗河途中的普拉沙德的。他告诉他的部下，在里窝那作战行动完成之前，他是不会回去的。但是在起飞之后他又决定去伦坡。他在中午到达。当时达尔维已赴克节朗河，代理他职务的旅参谋长与别的军官一起去看究竟是谁突然乘直升飞机来了，结果这个旅参谋长第一个挨到了考尔的训斥。考尔告诉他，新德里的印象是这个旅不大愿意执行目前的任务，并说凡不能坚决执行上级命令的军官都要撤职，他命令当时在伦坡的部队马上开拔，前往塔格拉地区。旅参谋长提出异议说，该旅在克节朗河没有办法搞到给养。考尔却草率地加以否定，并说，成吨成吨的物资正空投到章多 （事实上由于气候关系，那里的空投区已经关闭五天了）。旅参谋长又提醒他说，空投到章多的物资可以找回来的大约只有百分之三十。考尔驳斥道：“我的命令是：要末找回来，要末饿肚子。”他后来所作的唯一让步是答应部队可以在第二天拂晓开拔，而不是马上开拔——当时离开天黑，只有一个钟头了。于是，廓尔喀联队和拉加普特联队在十月六日开拔了。他们仍旧穿着单军衣，每人只携带一条毯子，五十发子弹和轻武器，其他武器有的留在伦坡，有的从平原到伦坡的强行军途中就丢下了。通克节朗河有两条路，他们奉命走的是更艰险的那一条，要翻过一万六千英尺高的嘎坡第一山口，然后下到一万四千五百英尺高的章多，在那里待命。行军的条件非常恶劣，当时士兵们已疲惫不堪，据达尔维讲，有些人就死在山口上或死在章多。
考尔接着飞往色基姆（Serkhim），那里连夜为他开辟了直升飞机降落点。在那里，他见到普拉沙德。第二天，即十月六日，他向陆军总部发了一个很长的电报。这份电报反映了他从普拉沙德那里了解到的情况，或许也反映了乌姆拉欧·辛格在提斯浦尔带警告口吻向他强调指出的问题。电报里他强调面临的困难。他报告中国部队在塔格拉山脊下增兵很多，显然配有大炮、重迫击炮和中型机枪，“他们还拥有无后座力炮和自动步枪以及其他危险的 ＇ 注：选用这个形容词暴露了考尔的老底。对作战的士兵来说，“危险的”武器只是那些保险拴有毛病的武器。 ＇ 武器”。目前看来，在塔格拉山脊下的那个中国营的后面，有一个团作为后盾。不过，考尔说，他正根据这一情况加速集结印度部队，并答应在十月十日开始里窝那作战行动。他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机智克敌，以实现我们的目标”。但是他警告说，中国部队是有可能击溃印度部队的。因此他建议空军应保持戒备状态，以便必要时能迅速地在空中展开攻势进行支援，以挽回局势。
乌姆拉欧·辛格曾在他的意见书中提出，如果到那时能集中足够的给养，才可于十月十日开始行动。现在考尔却在没有所规定的补给基地的情况下，把十月十日这个日期定为开始行动的限期。考尔答应在四天内开始赶走中国人的作战行动，所以时间一刻也不能放松。在克节朗河附近，没有降落直升飞机的地方，唯一平坦和没有障碍的地区是处于中国的那一边。因此，十月六日一早考尔一行前往多拉哨所时，只能步行翻过哈东山口。考尔走得很急，超过他体力所能支持的程度——他并不比他的士兵们更能适应这样高的地势。有一段路他让一个健壮的西藏脚夫背着他爬上山口。许多士兵也是很吃力地爬上这条山路，他们看到他们的军长骑在人背上从身边过去。
十月七日午后不久考尔到达多拉哨所，然后把剩下来的时间全用来研究地形。地形是不可能鼓舞人心的。克节朗河仍然是水深流急，河谷里丛林密布，部队离开小道就很难运动，能够开展火力的射界也很有限。在印度一边，从河边开始，地势逐渐升高，约达五百码左右，然后陡然直上哈东山脊，山脊高于河床约四千英尺。章多的空投区位于该山脊的顶峰。在北部中国占有的一边，徐徐升高的地方更窄，上升到险峻的塔格拉山脊的地势更陡，大部分地方几乎是悬崖峭壁。不过河的北岸有一处通向一个平坦的牧场，长约一千码，然后升高到一个叫僧崇的山头。这个山头可控制并可从侧翼迂回多拉哨所正对面的中国阵地。所以占领僧崇是达尔维最初的进攻方案中的第一阶段目标。
印度的阵地和交通线是在中国部队的控制之下。中国部队除使用步兵以及挖掘和清除树木的工具外，还有不少民工协助。他们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工事间有交通壕并组成了难以接近的火力网。然而印度部队却连挖掘工具和斧子都很少，不能很有效地挖掘工事。他们企图用挖掘工具和铁铲砍伐树木，遭到了中国部队的嘲笑。
十月七日晚上，考尔巡视现场后，又给新德里发了电报。他的电报很不寻常，电报是绕过正常的途径直接发给陆军总部的，只抄送东部军区。不仅如此，电报长得要命，东拉西扯，漫无边际，甚至如谈轶闻趣事一般，象是从前线写给家中一位疼爱自己的叔叔的信件，而不大象一份军事电报。电报是由考尔口授给随从军官的，当随从军官累得记不下去时，就口授给达尔维准将。达尔维后来说，“记录员的差使安在心烦意乱的老资格的准将身上，可有点不大相称。”电报由通讯兵送往伦坡；从伦坡再用电话口传到一个无线电站，然后译成密码，经由提斯浦尔发往新德里。考尔的电报太长，有时要发上八个钟头，堵住了无线电路，使其他电报都发不成。即使是最优先拍发，考尔从克节朗河发出的第一份电报，也要三天后才到达新德里。
考尔在十月七日的电报中叙述了他所面临的困难。他现在才说，中国在塔格拉山脊下面的兵力已增至一个团；印度部队的供应情况濒于绝境，印军所有的弹药仍然只限于装在子弹带里的那些（每人五十发），从那天开始不得不扣紧口粮定量；冬衣也缺乏，三个营中有两个营穿着夏天的军衣，每人只有一条毯子，而当晚要在一万五千英尺的高处露宿（考尔没有说明这是他自己的命令所造成的结果）。自从印军进驻克节朗河以来，部队所报回的情况一直是这样说的，考尔这时也无非是用自己的语言重新加以描述而已，所不同的是自从他命令第七旅的其余部分进驻该地以后，局势更形危急。然而，他在电报中接着写道：
虽然有这一切困难，我正在采取各种可能的步骤来执行政府和你＇指塔帕尔将军＇给我的命令。但是我必须指出，尽管我们在即将开始的作战行动的最初阶段能够获胜，但中国部队势必进行有力的反击……把我们从已夺到的阵地上赶走。我没有力量对付这种威胁。鉴于这一地区的作战行动的重要意义，我建议现在就集结陆军和空军所有的力量，以便于恢复有利于我方的形势。
考尔说，他自己要与第七旅呆在一起，直到整个作战行动结束为止。
考尔原来认为中国不会还击，因此，他自告奋勇去指挥的作战行动将能轻而易举地完成。现在这种信念显然受到严重的考验。下级所作的关于中国阵地上的兵力、武器威力以及对方增援的方便条件等方面的报告，他再也不能视为怕打仗的军官们的夸张说法而置之不理了。他可以亲眼看到他自己所描述的全部情况，因为中国部队并没有企图隐蔽自己的武器和兵力。但是，“虽然有这一切困难”，他还是要照样进行里窝那作战行动，而且要按照他原定的日期，即十月十日，开始行动。他将命令第七旅去进攻的敌人，在人数上至少与印度方面相等，又可以很快得到增援；武器配备上要强得多，而且占有巩固的防御阵地。而他却要他的这个旅在取得当时要发动进攻所必需的火力支援、弹药和后备给养之前就发动进攻。这就象是要手中没有拿着弹弓的大卫去打戈里阿斯 ＇ 译者注：大卫（David）是公元前一世纪的以色列国王。传说他当国王前，曾用弹弓和石块杀死腓力斯坦（Philistine）国的巨人戈里阿斯（Goliath）。 ＇ ，或者象是第七旅的冲锋 ＇ 译者注：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轻骑兵旅向俄国的炮兵阵地发起冲锋，因指挥错误，造成重大伤亡。后来英国诗人泰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写了《轻骑兵旅的冲锋》一诗。作者在此处把印军第七旅向中国部队发动进攻比作轻骑兵旅的冲锋。 ＇ 。灾难是不可避免的了；从考尔发出的电报中可以看出他已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他两次警告新德里说，他固然担保作战行动开始时能够取胜，但是他缺乏足以抵挡反攻的后备力量，所以要求“集结陆军和空军的力量”以便挽回局势。（没有谁比他这位参谋局长更清楚：陆军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集结，至少附近没有什么兵力可以用以扭转克节朗河地区不利的局面。他自己也很了解：空军的战术支援在这种地形条件下不起什么作用。）如果中国部队真的作出反应——考尔似乎仍然寄托希望于他们不会这样做——印度部队初步向前推进后被击溃或赶回，那么他就可以说，他事先已警告过新德里可能出现这种万一的情况，而且具体建议过应当采取哪些措施去支持他。如果他们没有听从他的建议，那么过错在于陆军总部和政府，而不在于他本人。
也是在十月七日，考尔接到陆军总部转来印度驻拉萨总领事的报告。总领事的情报员告诉他：在塔格拉后面麦克马洪线的中国一边，看到有一个师规模的重迫击炮和大炮在集结，中国部队正在谈论进攻达旺。这个情报未加任何评语就转到克节朗河考尔的指挥部，丝毫没有说明情报局、参谋局或政府对这个情报是否重视。如果说考尔为了备案起见在两头押了宝以便在发生灾难时推诿责任，那么新德里的军政官员在这方面并不落后。假如中国用上述那些大炮和迫击炮进攻达旺，考尔怎么也不能埋怨新德里没有提醒过他。从拉萨来的报告没有附任何评语，也可能是反映了新德里的有关人士这时象孤注一掷的赌徒那样，意志甚至连头脑都处于瘫痪状态。
第二天，十月八日，考尔揭开了里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