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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九六二年十月，认为中国不能再让当时的局面拖下去的那种主张显得更有道理了。难道说舍此还有什么别的途径可供选择吗？按照印度的条件解决争端，仍然是不可想象的。且不说印度的条件完全无法接受，这样做将意味着低声下气地屈服于压力，而已经在革命中“站起来了”的中国是永远也不会再这样干的。“解放了的新中国决不能再容许被推回到受损害的旧中国的地位上去。”因此，另一个做法就是对印度的挑战进行一次反击，这一反击要很强大、很坚决，足以终止印度的挑战。
军事行动的政治目标在于一劳永逸地证明，印度开进中国占有的领土以便按照它的条件来解决争端的企图，完全是徒劳的，从而就可以把印度带到谈判桌上来。万一做不到这一点，如果能使印度在同意进行全面的边界谈判之前承认现状应予以保持，那也就行了。
看来，上述的利害权衡，使北京的决策者转而决定采取断然的行动。不过还有一些因素虽然大概都是次要的，但这些因素也许可以用来证实采取这种行动的正确性和必然性。西方有一种看法，这在美国特别流行——中国认为它应当“打击印度气焰，从而攫取亚洲的领导权”，“强使印度进行扩充军备，从而阻挠印度的发展”。这种看法似乎没有抓住要害，事实也未必如此。作为中国人，北京政府领导人似乎从未设想过除了中国以外，还有哪个国家可以指望取得亚洲的领导权；作为共产党人，他们一定从未设想过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和民族资产阶级政府的印度能在经济发展的竞赛中与中国抗衡。即使在一九六二年，当时大跃进已经失败，中国的经济遇到困难，对北京的纯正的共产主义者们来说，这种想法也是荒谬的。然而印度人，尤其尼赫鲁，却显然认为他们的国家应该同中国平起平坐，甚至要高出中国一头。——尼赫鲁说过印度同中国作战要震撼全世界，印中两国谁也不能“把对方打翻在地”。也许中国觉得，让印度和全世界看到印度这种妄自尊大是谬误的，这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看来中国还感到，在边界上对印度进行反击，在另外一个方面也可以得到好处。中印争端已成为中苏之间重大争执的一个因素。对印度进行打击，就可以把中国所认为的尼赫鲁与美国共同反华的隐蔽联盟公开出来，从而揭露莫斯科支持印度在意识形态上所犯的错误。这样势必在印度国内削弱了尼赫鲁政府，从而也就支援了印度的被压迫阶级和革命力量。这两种结果，都证明北京在反对莫斯科方面所持的立场是正确的。此外，还有战争本身的问题。莫斯科竭力主张：甚至连局部战争都必须避免，否则就会升级为大国核对峙的局面。中印争端是一个理想的测验。美国把自己与印度拴在一起，这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打在奴才的身上，就会痛在主子的心里。对印度采取果断的军事行动，象外科手术那样的精确，为一贯的政治目标服务，不但可以表明战争仍然是贯彻政策的一种必要的手段，而且可以表明，如同毛泽东所说的，有理由轻视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只要充分重视他们战术上的长处和短处，并且“集中全力作战”。因此，对印度进行有效的军事打击，就能在两盘不同的棋局里将对方的军。
不过要使这种打击奏效，就应该是大规模的行动。对中国说来，仅仅拔除印度按照其前进政策在西段设立的四十个左右的小哨所，是无济于事的。这样做不能指望印度政府改变它对谈判的态度，而且在印度一旦感到有力量再次向前推进时，西段又会遭到骚扰。印度对中国的真正挑衅是在西段。然而，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来看，进行声势浩大的、毁灭性的报复的机会，只存在于东段，在于强有力地推进到麦克马洪线南面的争议地区里去。所以，印度在塔格拉山脊下采取的行动，绝妙地适合中国的需要，因为是印度的行动挑起了中国的报复，而印度寻衅的地点又恰好选择在中国若进行有效的报复就必须来个全线出击的地方。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九月八日中国对多拉哨所的包围是不是一个圈套，有意要把印度军队引到他们后来所采取的那条道路上去呢？
按照中国的观点，他们对多拉哨所采取的行动，与他们在西段对他们认为是设在自己境内的印度哨所所采取的行动，并无不同。他们在多拉哨所面前摆开优势兵力——虽然只有大约六十人，而不是印度所说的五、六百人——催促人数不多的哨所驻军撤走，同时就印度“新的入侵”，将会引起的严重后果对新德里发出了警告。多拉哨所无疑地是在麦克马洪线以北。假如中国军队是在该线以南同印度军队进行这种对峙，那显然是一个圈套；但是当时即使印度方面也没有指控中国越过了该线本身，东段的冲突是印度单方面修改该线，将该线往北移动而引起的。当西段的印度哨所被围困时，印度并没有作出强烈的反应。既然如此，中国怎么能估计到他们对多拉哨所施加压力就会引起印度军队在当地大规模的集结以发动进攻呢？印度的这种反应是不合理的，因此，看来并不是中国所能预料到的。
最接近实际的结论是：中国对多拉哨所的包围十之八九并不是圈套。不过还有一点疑问：从印度设立这个哨所到中国作出反应之间，相隔有十个星期之久，这是很奇怪的。中国方面没有马上得悉这个新哨所的设立，是有可能的，但也未必如此。那么，迟迟不作出反应，在九月份里对多拉哨所迟迟不采取行动，是不是有意的？这个问题只能作为悬案。
不管怎样，当印度把在多拉哨所的对峙局面升级为双方的意志与力量的较量时，北京一定看到这种做法给中国提供了大好机会。印度以自己的行动把紧张局势扩大到东段（在此以前东段在表面上还是安静的），从而给中国提供了越过麦克马洪线采取军事行动的时机。
北京到底在什么时候作出发动进攻的最后决定，不得而知。根据印度驻拉萨总领事的报告来判断，中国军队起码从十月初起就在集结。但这不一定说明那时北京已下了攻击令。作出决定的日子看来很可能是在十月中旬，在十月六日到十七日之间：十月六日，新德里突然停止交换关于双方会谈讨论边界形势的照会；十七日，印度方面看到在塔格拉山脊上的中国军队开始为发动进攻积极进行准备。
十月十一日在尼赫鲁官邸举行的会议议而不决，这种状况也反映在对下一步该怎么做的问题出现了混乱和矛盾。是要为立即重新执行里窝那作战行动继续进行准备呢？还是说可以把第七旅的大部分从克节朗河地区撤回，在他们可以得到给养的阵地上过冬呢？十月十三日考尔回到提斯浦尔的军部时，告诉部下说：他没有能够使政府认识克节朗河地区局势的实际情况，因而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仍然有效，必须执行。然而，塔帕尔将军的理解则是里窝那作战行动要推迟，因为几天之后他叫东部军区估计一下：来年春天开始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时需要多少部队和给养。
随后的九天里，争论不休，无所适从。有关的档案记载十分混乱，事实上使人感到，事到如今，人们故意要把纪录搞得含糊费解，以便一旦灾难降临，可以有所推诿。梅农、考尔和参谋局仍然希望能够设法把中国部队赶回去，而且下了决心不从克节朗河撤退。自从中国包围多拉哨所以来，梅农一直坚持采取迅速行动把中国部队赶回到山脊的另一边去。赶走中国部队的行动的真正劲头大部分始终是来自梅农和文职官员，由塔帕尔不算热心地而森比较热心地传达下去，由考尔接过去并予以大力支持。这时，梅农关于及早采取坚决行动赶走中国部队的公开诺言甚至比尼赫鲁的诺言还要明确。十月十四日，他宣称：“印度政府的政策是要把中国部队从东北边境特区赶出去，不管是要用一天、一百天、还是一千天的时间”，而且在拉达克要坚持打下去，“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如果让大部分军队从克节朗河撤下来，就会暴露这些诺言原来不过是吹牛皮，说大话；当议会复会时，公众的失望必然首先会集中发泄在梅农身上。由于同样的原因，考尔也许诺过把部队留在沿河一线。想当初，他担任指挥里窝那作战行动想把中国部队赶回去，大吹大擂，何等威风；而如今，如果政界人士、新闻界和公众听到的不是期待已久的来自塔格拉山脊的凯歌，而是部队撤退时的啜泣，那就会重新掀起一阵要他滚蛋的强烈呼声。至于参谋局，考尔是他们的局长，他们是继续同他合作的。所有有关人员自然很了解，假如从克节朗河撤下来，外界马上就会知道。即使北京不首先宣布这件事，在新德里消息也会泄露出去。
后方的人员大叫“前进！”前方的人员则大叫“后退！”达尔维准将和普拉沙德将军都知道，从后勤支援来看，第七旅留在克节朗河过冬，是办不到的。尽管如此，还是派了增援部队给第七旅，从而使得给养的问题更加严重。十月十二至十四日间，另一个营——第四近卫军联队抵达克节朗河，他们是从新德里调来的，因此既不能适应当地气候，又疲惫不堪，而且装备也跟别的营一样糟。后来几天里，又来了四百五十名左右脚夫。他们都没有带口粮和冬衣，因此就要给更多的人开饭、发衣服。到那时，印度这边共有约三千人，其中二千五百人是军队的官兵。冬衣和帐篷只够供应二、三百人，其他人依旧穿着夏天的军装，斧子和挖掘工具也很缺乏，只好用树枝或降落伞的材料勉强搭成住处。十月十七日，河谷里下了第一次雪。接着有一些迫击炮从山口那边运到这里来，还用降落伞投下了四门伞兵用的野战炮，不过弄到手后只有两门能用。炮手是从亚格拉的伞兵旅直接调来的，他们行军爬过一万六千英尺高的嘎坡第一山口，一路上由于不习惯高山地势和挨了冻，死亡不少。
十月九日以后，开始压缩部队的口粮，但尽管如此，口粮也只剩下了两天的储备。糖、盐、火柴都没有。上面派来更多的较大型飞机给部队空投物资，但供应情况并没有显著改善。较大的美制包裹式运输机（Fairchild Packets） ＇ 投笔从戎注：飞行车厢，美国费尔柴尔德C…119军用运输机。 ＇ 不能飞得很低很慢，所以物资能投中章多那块狭小的空投场的机会不多。这种飞机每天能够空投的时间也有限制，只是从拂晓到大约九点半为止，九点半以后空投场就被浓云遮住。许多投下的东西找不到，或者由于降落伞未能打开而坠毁了——为了节省外汇，陆军多年来都把用过的降落伞回收修理和重新装置，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投下的物资只能找回百分之三十。当然，第七旅所面临的问题还不止是找回空投的物资。这些物资找到后还要用人力从空投场背下三千英尺的陡坡，运送给沿河的部队，而那时部队的阵地已经大大延长，从一头到另一头，要走七天之久。当脚夫的老百姓不断逃跑；军队本身的工兵如果不发给他们食物和冬衣也拒绝运送物资。
把部队置于这种境地，让他们与在军事力量的各个方面都占优势的敌人对阵，这是荒谬的、有罪的；把他们留在原地渡过大雪纷飞、气候在零度以下的冬季，简直就是叫他们一直受风雪和疾病的严酷的折磨，而不要多久就会挨饿至死。在战争时士兵也能忍受这些而去作战的；但这不是战争，这是一场政治游戏。
十月十二日，第七旅接到考尔的命令，重申部队应留驻原地。同日他们从新闻广播中听到尼赫鲁肯定他们仍应执行把中国部队从塔格拉山脊清除掉的命令；据达尔维讲，十月十六日上面告诉他说，国防部长已向军队交代：十一月一日是内阁可以同意的完成作战行动的最后期限。 ＇ 注：在陆军关于这些事件的报告中，没有提到这个新的期限。可是，调查委员会并没有要达尔维提供证据，而且第七旅的档案材料也已毁掉，或者是在溃败时丧失了。由于当时命令是口头传下去的，没有用书面形式加以重申，因此关于这一指示没有档案可查，是不足为奇的。拿达尔维写的书《喜马拉雅的失策》中的叙述与陆军的报告里搜集的材料来对照，表明达尔维的纪事是细心的、准确的。 ＇
前方的军官认为第七旅的大部人员应当撤回来，这种主张得到了第四军一位举足轻重的参谋官员的大力支持。军参谋长K。K。辛格准将在书面意见里有力地指出，把这个旅留在克节朗河地区是办不到的。他极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