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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国的作战行动在军事上是按照计划进行的，那末在政治上它也是按照计划进行的。由于印度在克节朗河地区遭到惨败，而且尼赫鲁认为印度正开始同中国进行一场长期的虽则是不宣而战的战争，这就使尼赫鲁完全放弃了过去拒绝接受军事援助的想法。仅仅在几个星期以前，他曾再次断然拒绝寻求军火援助的建议，说接受这种援助就意味着变成“别人的附庸”；他把接受军事援助与“加入某个军事集团”等同起来，并声称“即使我们在边境上遭到灾难”，也绝不会同意接受军援。但到了十月二十九日，当美国大使拜会尼赫鲁，并表示愿向印度提供它所需要的军事装备时，他立即表示接受。那天晚上，我在发给《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中写道：“印度完全改变了立国以来所维护的政策，在今天的一次内阁会议上正式作出了接受美国军事援助的决定。尼赫鲁的军事顾问们在此以前已经说服他，只有配备美国在数量上和质量上所能提供的装备，印度陆军才有可能打败中国部队。”当时印度已准备好它所需要的军事援助物品的清单，并已交给了美国人，使新德里的美国大使馆感到惊讶的不仅是印度要求的范围十分庞大，而且从订货单内容之混乱也可以看出印军组织混乱的程度。五角大楼使用了新式计算机登记物资的办法，才能够在五天后很快地把第一批供应品装上喷气式运输机从西德起飞，运往印度。
周恩来提请亚非各国政府首脑注意这个问题。他说：“印度政府已公开向美国乞求军事援助。”《人民日报》说，印度长期以来接受美国经济援助，现在又接受了美国的军事援助，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标志”：
它表明尼赫鲁政府不结盟政策的外衣已最后脱落下来了。……尼赫鲁越是投靠美帝国主义，就越要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坚持反华；他越是坚持反华，就越要投靠美帝国主义。这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尼赫鲁一步一步地丢掉了“不结盟”政策，正是他投靠美帝国主义和坚持反华的必然结果。
如果这种发展足以证实北京对尼赫鲁政府的本质的分析——同莫斯科争论中这是个关键性论点——这也一定使北京意识到有必要不使这场战争拖下去。十一月初，一名在北京的西方记者报道过一位中国官员“厌恶地”对他说：“只要印度人继续攻击我们，他们从美国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从这几次前哨战，他们就拿到几百万美元。大概他们今后还会要继续搞下去。”
在印度人看来，亚非国家不肯公开出来站在印度一边，是忘恩负义、胆小怕事；但在中国人看来，这可能表明这些国家终于对印度关于边境事件的说法产生了怀疑。十一月中旬周恩来致函亚非国家首脑，解释中国的立场，并衷心感谢他们“推动中印双方直接谈判的公正努力”，并宣称中国所要求的就是和平地解决同印度的争端。
与此同时，随着古巴危机的缓和，莫斯科也抛弃了它对于中印争端所采取的昙花一现的客观态度。正如尼赫鲁所预料到的，俄国人迅速地恢复了中国认为是偏袒一方的中立态度。十一月初，莫斯科不顾印度刚刚再一次拒绝了谈判的事实，号召双方实现停火并进行谈判。在北京看来，在古巴问题上赫鲁晓夫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首先他把俄国导弹安置在古巴，从而造成了美苏对抗；接着他又在美国压力下后退，拆除了导弹，从而又犯下了“投降主义”的错误。中国反击印度的作战行动获胜，向全世界表明了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恐吓威胁置之不理或予以蔑视，不但无害反而有利，这样也就格外显出赫鲁晓夫及其“修正主义集团”的虚弱和无能。
初期军事上的失利，揭开了雷声大雨点小的印度对华战争的序幕。惊骇的情绪逐步消逝，化为断然的决心，又进而产生乐观情绪。人们把战争看成是印度的伟大时刻加以欣赏，并认为这场战争的结果只能是国家的统一和最后的胜利。
印度对中国进攻的最初反应是毫不掩饰的惊讶和愤慨。它几乎忘记了是印度陆军早就要采取进攻行动，忘记了是印度政府拒绝同中国会谈。尼赫鲁当时诉苦说，如果中国人“有什么领土要求的话，他们本来可以提出来讨论，拿出来谈谈，并采取各种不同的和平解决方式的”。后来阿索卡·梅达也问道，“在我们的耐心、善意和显然急于求得解决的态度面前，中国人为什么还要坚持侵略呢？”印度人民院正式通过决议，重申“印度人民决心把侵略者赶出印度的神圣领土”，“本院深切遗憾地注意到，尽管印度对中国一直多次表示善意和友谊，……中国却辜负了这番善意和友谊，……并实行侵略，对印度发动了大规模的入侵”。在责备中国使用武力时，倒还没有完全忘记印度也曾打算使用武力。尼赫鲁指出，“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他们赶走并进攻他们。”
印度的一些政治阶层和某些城市群众的反应是十分强烈的。他们举行公众集会，每个党派包括印共 ＇ 注：然而，这时印度共产党的内部分歧由于中印边境争端的激化已变为难以掩饰的分裂。现在回顾起来，该党领导集团谴责中国进行边境战斗，保证该党无保留地支持尼赫鲁的行动，可以说是不可避免地使该党最后公开分裂为两派。 ＇ 在内都谴责中国。各募兵站拥挤一时。还有一些消极的行动，如学生们焚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模拟像，还有的用血书签名保证忠于祖国事业；新德里和加尔各答的华侨商店，不管是开鞋铺的还是卖古玩的，都被捣毁一空，华侨店主都挨了打。日本外交官员在小汽车上贴上日本的国徽和印地文的国籍证明，以免被手脚太快的暴徒误认为是中国人。印度政府发布了一项法令，甚至规定把华裔印度公民当作敌国侨民对待，有几千名华侨被关进拉贾斯坦（Rajasthan）的集中营，后来又被驱逐到中国去。印度政府宣布打算建立国民自卫队和全国步枪协会，此外，还打算扩大全国士官团，以便让每个大学生都可以入伍。女学生也参加了军训和操练，议员们拿着步枪摆出瞄准的姿态拍照；在旁遮普邦政府的部长们还决定穿军服出席立法议会。庞大的比尔拉工商业财团向国家献纳了一个小型的步枪靶场，以便新德里市民能够用。22的步枪练习射击。在首都公园里挖了许多狭窄的壕沟，政府办公大楼门口也堆起沙袋。财政部长德赛发起了国防基金运动，要募集现钞、黄金或首饰——“用首饰换军备”成了一个流行口号——并发行国防公债。他号召所有的人都要厉行节约。各军工厂也宣布将日夜加班。
群众支持同中国作斗争的这类表现受到表扬，认为这证明前几年令人担忧的不团结和“一盘散沙”实际上只是一些表面现象，而骨子里却是举国上下同仇敌忾。人民院赞扬“印度人民对这次紧急状态作出令人钦佩的，发自内心的反应……在我国各阶层人民当中兴起了强大的高潮……”尼赫鲁更富有诗意地感谢中国的这次行动，他说这次行动“骤然揭开蒙在印度脸上的面纱，使人瞥见印度的沉着的面貌，刚强、镇定、坚决，虽则是个古老的面貌，但却永葆青春而又充满活力”。反对派的前排议员有些话也可与此相媲美。一名社会党议员乞灵于“我们的殉国士兵的鲜血。鲜血凝成种子，正在印度孕育出一代崭新的、年青力壮的国民。”
人们带着明显的嘉许态度来对待他们自己感到的一场战争的来临，但尼赫鲁却佯作不知，仍然坚持说印度人具有内在的不可动摇的和平主义的思想。他说同印度人相比，中国人所受的陶冶使得他们更容易接受战争，似乎“认为战争是事物的自然状态”；而印度人则“厌恶战争，极端厌恶战争的念头——不只是厌恶战争的后果，而是从感情上就厌恶战争”。他援引甘地的话，提醒印度议会说，“从根本上看，我们是一个温和的民族”，并且表示他担心战争将改变这一切。“如果因为战争的迫切需要，我们竟会野蛮化，变成一个野蛮的国家，这使我感到不寒而栗。我想那将意味着印度的整个灵魂和精神的堕落，而那是非常有害的事。我确实希望我们大家将牢记这点。”尼赫鲁的中心信念是相信印度人民具有内在的、与众不同的和平主义思想，是温良和顺的。他在同中国的争执过程中，不仅在他的国内演讲中，而且在他致周恩来的信件中，以及致北京的外交照会中，都对此大肆宣扬。尼赫鲁之所以相信这番神话，也许渊源于他同甘地的密切关系。但是实际情况既不是象尼赫鲁所讲的那样，说印度人是一个温和的民族，也不是象尼拉特·乔杜里所讲的那样，说“人类社会中很少有（比印度人）更加好战和更加喜欢流血”， ＇ 注：乔杜里争辩说，“印度族的军国主义是一种真正的和强大的力量，影响着印度的外交政策”。他特别举例说，“和中国的冲突……几乎完全是由印度族的好战思想鼓动起来的，印度族的占有欲作为第二位的潜在因素，也起了作用。”甘地自己有一次也曾提到印度民族“一直是好战的”。 ＇ 而是介于这两种看法之间。
然而，在这个时刻，尼赫鲁对“野蛮化”所表现的惴惴不安却有点不合时宜。当时，几乎所有的报刊评论对公众反应都表示极度满意；《印度时报》刊载的一幅漫画就是这种情绪的一个缩影。漫画的标题是“对中国作战”，画出了尼赫鲁和他的内阁同僚洋洋得意地浏览挂满墙上的图表，各图表上分别写着 同仇敌忾，劳资协调，人民信任政府 等字样。所有的图表的指示线都是标志着急剧上升。尼赫鲁站在旁边评论说，“我们的日子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事实上印度总理也曾用更高雅的辞藻说出了这个论点：“这个挑战可以转化为一个机会，使我们得以成长，把笼罩我国边境的乌云转化成为我国的自由和繁荣幸福的灿烂阳光。”
尽管印度民众的反应被那些脑袋发热的印度人夸大了，但人们对所谓对华战争的挑战所引起的反响也的确是比较广泛的。这种反响当然绝不是什么“强大的高潮”，但至少是掠过印度社会这一潭死水上的一阵微波。对于印度的一些政治阶层来说，这种反应是自发的；任何其他国家突然感到自身处于作战状态时也差不多会有这样的反应，但是印度的反应却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会有的那种痛苦感。对于这类印度人，战争是遥远的、浪漫的、而且是能治百病的。对于城市群众来说，战争好象是一场马戏，是为他们提供了参加游行、高呼口号的机会。对于乡村来说，战争是遥远的事，但有些令人惶恐不安，因为战争与其说是对国家不如说是对农村带来威胁——无论如何，对印度农村群众来说，国家是他们不怎么关心的一种概念。最初，政府呼吁为国防基金献款，人们还是踊跃输将，但不久就怨声载道。人们指责地方官吏强迫村民捐献，连最贫苦的阶层也受到勒索。
印度当时鼓励慷慨激昂的情绪和发誓保证的那些做法。与此相反，中国对这场战斗始终轻描淡写，并不在意。一位驻北京的西方记者报道说，“中国报刊更多是刊登政治方面而不是军事方面的新闻。甚至中国打胜仗的消息也轻轻一笔带过。报刊没有打算引起读者们强烈的战争感觉。新华通讯社关于局势的措词谨慎的报道，一般很简短，报刊上也不常见。”
而印度政府却发表了许多声明，咬文嚼字，把边境战斗说成是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尼赫鲁解释说，从法律上看，“我们也许还没有处于交战状态，但是事实上我们的确是处于交战状态，虽然我们还没有这样公开宣布过——目前还没有必要这样做，但是将来怎样我就不知道了。”然而，尼赫鲁自始至终顶住了主张同北京断绝外交关系的强大压力。中印战斗爆发后不久，刚巧联合国正考虑每年一度的中国代表权问题，印度仍继续支持北京进入联合国，只是不再象过去那样带头催促解决这个问题了。
印度宣布了紧急状态，授予中央政府最高权力，停止公民自由权利，印度议会也提前十天复会（尼赫鲁拒绝了要求议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的主张）。这时候克节朗河溃败所带来的震惊情绪业已消失，代之而来的是一片升平气象——有人称之为“败北后解围的狂欢”。我在十月底给《泰晤士报》发的报道中写道，“新德里的信心明显增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