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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3月。 ＇ 。再者，一位阅历很广而活跃的外交家J。N。迪克西特出任外交秘书，集中注意并给予外交部派往北京的触角以新的推动。到1993年6月，已与中方拟定了一个初稿。总理批准它作为预定9月高峰访问期间要在北京举行的最后讨论的基础；但在间歇期间，他和迪克西特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向政治领袖们说明了政府这样做的理由，并解释说，达成一项协定符合国家的利益。得到了批准，甚至从反对党方面——而且坚持在这一过程期间不要向外泄露，这次也得到遵守。 ＇ 注：1995年3月8日在赫尔大学与J。N。迪克西特的会见。北京坚持的一点是希望加入象征中国拒绝承认印度1975年兼并锡金的措词，而在1993年9月拉奥赴北京时的初稿中有这样的含意，印度人坚持要删去，中国人在最后时刻放弃了这一要求。 ＇ 结果，在北京会谈结束后宣布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时，公众感到吃惊。
该协定三页九条。是一个示范性文本，简洁而明确。熟悉中印争端过程的人没有人在阅读它时不会联想到，如果1959年尼赫鲁政府同意了周恩来的正是这样一个维持现状协定的主张，该会避免了多少冲突和破坏。对印度方面来说紧要的段落，一个也可使尼赫鲁得以解放的段落，是防止误解的说明：“提到实际控制线……不妨碍＇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各自立场”。 ＇ 注：引自来自印度外交部的一份抄件的原文。 ＇
总之，协定作了如下规定：
——双方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
——双方严格遵守和尊重实际控制线。
——在实际控制线上的兵力将减少至“与……友好睦邻关系相适应的水平……”。
——双方将建立一个加强的工作组研究如何实现这些目的。
纳拉辛哈·拉奥对政治基础的仔细准备产生了效果，在印度没有发生反对该协定的叫喊。这在实际上在不事声张中消除了尼赫鲁边界政策的两个支柱之一。
这个协定象1954年协定一样在开头引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注意将沿边界线的危险摩擦排除在争端之外，开拓中印缓和的道路，顺便使印度陆军得以在战略上重新部署。但是障碍存在其执行之中，因为执行得从协定的实际控制线的确切走向开始。印度方面坚持要保留在森达尔吉的冒险主义演习期间取得的在战略上没有意义的小片领土，这意味着执行变成了一个令人烦恼而拖长的过程；现在这个过程依然在继续着。
在1993年的高峰谈判中双方都认识到：协定此后要抓紧的第一个任务必须是使在桑德洛河附近危险地近距离对峙的4个哨所脱离接触。中国开始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印度人应当首先撤（这样便使得原来作出反应的中国哨所成为多余，然后让它们撤走）。北京争辩说，所有的哨所都清楚地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因而处于有争议的领土之外，在中国本土上。但是在印度方面看来，根本没有什么“有争议的领土”，印度所主张属于印度的，便是印度的；因此不可能有什么由印度部队启动从桑德洛河的4个哨所脱离接触的问题。中国人必须首先撤退，以此承认有关的领土是印度的。在1995年8月在新德里举行的工作小组会议上达成了妥协——相互同时撤军 ＇ 注：这一背景是从1996年10月在北京外交部的讨论中得来的，后来又与印度的有关官员进行了讨论。 ＇ 。
被当时任印度外交秘书的萨尔曼·海达尔欢呼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的这一协定的迅速宣布，并没有象前几次那样被平静地接受。在印度的政治意见中，言词和良好的愿望是一回事，撤军，那怕是从一丁点的领土上撤军，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个协定及其随后的从桑德洛河附近的两个印度哨所的撤退受到一些政治家和记者的强烈批评。一个最温和的典型是一位前任外交秘书A。P。文卡特斯瓦兰的的抱怨，他认为这个协定是印度“俯首屈从、放弃优势而没有确保一种补偿……”。 ＇ 注：1995年9月3日《先锋报》（新德里）。 ＇ 没有后继的从前线阵地上的有意义的脱离接触，尽管有报道说有大量的印度部队从中国边界调往巴基斯坦边界。
1996年12月，又一次在新德里，进一步签署了一个在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在这个协定中双方承担义务不进行攻击，并采取措施减少或限制其在边界地区的军事力量。对军事演习的规模和地点制定了限制，并对迅速的通讯联系作了规定。在由于对实际控制线的定位出现不同看法而引起对峙时要求自我克制，并要加速对实际控制线的澄清和确认的过程。为此目的而召开的例行会议继续举行，但它们已从原来求得渐进的战略性脱离接触而不妨基本的边界要求的目的转向，回到争端的核心——哪些领土属于哪方？
情况就是这样，如瓦杰帕伊总理在写信给克林顿总统为其政府的核试验进行辩护时所说的，中印边界争端依然没有解决。的确，它距离解决，甚至距离谈判仍然很远。最近印度政府的多位部长公然把中国称为主要的战略敌人表明，纳拉辛哈·拉奥行政当局在实际控制线上实现安定的意图不适合占统治地位的印度人民党的想法，并且暗示只要它在当政，就有可能在边界上出现新的对抗。因此，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反思确认：首先，它＇不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除非印度政府方面通过无理性的政策制定予以创造；第二，在边界战争前及其后的几十年里没能解决边界问题，责任在印度；第三，是印度的政策将一个在外交上僵持的争端推向战场——而且，如果继续，还可能重演。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边界战争看来是减少了，甚至是无足轻重了。但是冲突却不仅对印度和中国，而且也对整个国际社会有着深远的和有害的影响。假若尼赫鲁能表现出缅甸的吴努那样的智慧和政治勇气，并且象他那样，大约在1959年，同北京谈判出一个相互满意边界解决办法，并以一个友好和互不侵犯的条件签署了它，世界政治该将会出现多么不同的情景。那么，中国就不会遭受冲突和印度诬陷带来的僧恨，代之的是其国际威信的极大提高。北京占有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也许会提早好多年。印度可能不会走向导致与巴基斯坦1965年战争的扩军备战。中美关系可能早就得到修补，并很可能对华盛顿对越南的做法产生影响。还有，印度的核试验的唯一借口自然不会存在——不过那时，事情就成为双料虚伪，因为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自独立后不久以来，即一直保证要使印度拥有核武器。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