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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洋行（中国）
香港分行施……
2月13日
9时～12时委员会开会，讨论预算问题。根据菲奇的报告，上海和其他地方共为我们募集了20万元。因此我们目前的总财产约为30万元。我们可以用这些钱办一些事。
下午在平仓巷做礼拜。贝茨博士发表了令人惊异的讲话，他谈论亚伯拉罕·林肯，说林肯的名言在一些方面仍完全适合于当前这年代。他朗读了1863年林肯的宣言。
对于今天收到的、上面援引的洋行1937年12月1日电报确认必须说明，我从未收到过这份电报。尽管当时有人通过电报建议我，避开对我生命的更大危险；若是德国大使馆离开南京，可以和他们一起走。最后，还要求我发一份电报，说明我的打算。我的回答是：“我已决定留在南京主持国际委员会工作，以建立中立区保护20多万平民。”据我现在从电报确认中看出，上海总部对此不同意。不过我从没有收到过这份电报。这确实是一件憾事。我真是个倒霉鬼！当时我的确是听话的，现在这事不中洋行的意！当然可以相信，洋行上述电报的意图只是为了使我避免任何生命危险。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没有收到电报是好事。作为一位很守纪律的职员，也许我在最后一瞬间还会改变我的决定，并乘上怡和洋行的三桅帆船离去。众所周知，这条船遭到了日本人的猛烈轰炸。此外，我总是在怀疑，假如我跑了，西门子洋行（中国）在南京的其余雇员以及还有一些穷苦的可怜人今天是否还活着。
我还是出乎意料地成功地搞到了木板箱。在我的老百姓中（即在我院子里的难民中）有一个木匠，通过他的关系我弄到了20只木板箱，而且不仅有木板箱，还有稻草。这些难民中有几个人冒着大雨，从汉西门城外拖来了3车稻草，总共花了2元钱。木匠免费帮忙包装行李。可以看到，和穷人的友谊是有价值的。有时（例如这一次）甚至十分有价值，因为木头几乎从市场上消失了。
克·克勒格尔先生从上海发来的信还附了“简讯摘要”。
1938年1月30日《字林西报》简讯摘要：
美国驻东京大使提出更强烈的抗议
日本一名哨兵打了 J．M．阿利森先生耳光，这一行为引发出新的外交交涉。
美国官员的报告已发表（华盛顿，1938年1月28日）：
国务院今天委托美国驻东京大使约瑟夫·格鲁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抗议在南京的一名日本哨兵动手殴打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约翰 M．阿利森的行为。
目前在驻南京美国大使馆代表美国利益的阿利森先生报告，他被一名日本哨兵毫无理由地打了耳光。——在给格鲁先生下达指示的同时，国务院公布了阿利森先生关于这次被打受辱事件的报告，报告与日本人的叙述有很大不同。
（对这一事件的较长叙述待续）
同一报纸的摘要：
日本大使持怀疑态度
日本大使认为中国关于日本人暴行的报道不准确，并因此持怀疑态度。
伦敦，1938年1月29日讯
驻伦敦的日本大使吉田茂先生今天在接受《每日杂谈》代表的采访中，对传到欧洲的关于日本士兵在中国犯下残酷暴行的报道表示遗憾。他补充说，简直难以想象，我们的部队竟然会如此放纵自己，会这样违背悠久的传统。大使接着又说，我已经电告东京，报道我们部队残酷暴行的消息已经传到英国，我请求不要对我隐瞒真实情况。关于据说日本士兵虐待平民并当着父母的面杀戮孩子们的报道，使我感到异常震惊。这样的行为与我们的传统根本不相符，在我们国家全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例。无论您到哪里去进行调查，您都提供不出我们的军队曾经有过这类行为的证据。我们的军队有着良好的纪律。我再重复一下，这支军队会以这样的方式违反传统，是不能想象的。我作为我国的大使，对于出现这样的报道，只能表示极为遗憾。（合众社）
前一篇文章中关于一名日本兵殴打阿利森先生的事件，这时已通过日本政府出面郑重道歉而获得解决。
从《日本大使持怀疑态度》这篇报道可以看出，全世界这时已获悉日本士兵在南京犯下的残酷暴行。吉田茂大使先生如此为自己的同胞辩护，没有人会因此而见怪。此外，这里25万难民中的每个人都可以给他提供证据，证明关于日本兵痞难以形容的暴行的消息是真实的！
大学医院中国南京1938年2月12日致王承天先生自治委员会南京
我们期待2月14日星期一早晨上海救援南京组织用太古洋行的“万通”号轮船运来100吨蚕豆。英国大使馆的杰弗里先生通知我们，日本当局已经表示，希望这次船运粮食事宜由贵委员会进行办理。
为此，我们请求贵委员会为我们运进这批货物，并取得许可证，将这批货物寄存在贵委员会的仓库里。这些蚕豆应该免费分发给南京的穷人和有困难的人。
我们对贵委员会满足我们的请求预致谢意。
顺致崇高的敬意
签名：罗伯特 O．威尔逊大夫
致美国大使馆电，南京发出：上海，1938年2月14日收到：南京，1938年2月15日11时急件——下面是致斯迈思博士和特里默大夫的：
我们星期日继续查询的结果是，蚕豆靠岸的地点完全由南京军事当局决定。如完全由自治委员会运入，预计不会有困难。——汤姆逊
高斯
2月14日
由于我们这里发生了几例脚气病（鼓楼医院愿意提供详情），我们曾请求上海运给我们100吨蚕豆，这批货应该于今天由太古洋行的“万通”号轮船运抵这里。在上海的日本海军早已发给许可证准许船运这批蚕豆在下关靠岸，但是南京的日本军队尚未同意，后来果然遭到了拒绝。今天下午1时，上海的无线电台报道了这事，并指出：由于我们的国际委员会（上海人称为“南京救济委员会”）和自治委员会“缺少合作”，运入货物产生困难，不言而喻，运人之事只允许由自治委员会办理。从我们上面收录的信函中可以看到，我们早已于2月12日就此事向自治委员会提出了请求。由于此事涉及鼓楼医院（大学医院），因而该信由医院的威尔逊大夫签署。日本人声称，他们对南京的脚气病一无所知，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因为他们根本不关心这里的健康状况。
2月15日
昨天晚上，龙和周离开了我的家。他们今天要动身，怎样走，我不知道；他们没有把自己的计划对我讲，我也没有问。我们的友谊出现了裂痕，尽管如此，我还是祝愿他们一路平安抵达香港。不过，我不想再见到这两个人。
我现在忙于收拾东西，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我的健康状况并不很好，每天只睡两个小时，也许这和我的糖尿病有关。但是，这不要紧，我差不多已经闯过来了。总会成功的！妻子说得对，不要在最后一刻发生“抛锚”，她在最近一封信里这样写道。她当然认为，我应该以最最安全的方式（乘坐炮艇）走，不要像克勒格尔那样坐运货车，而且还是在敞开的车厢里，免得最后又得了什么病。就这么做，妻子，别担心！“蚕豆问题”尚未解决。日本人就威尔逊大夫的信已拒绝了自治委员会。他们要求我们无条件地将豆子交给自治委员会，否则这货物不许运人。由于我们这批蚕豆是在上海买来的，我们不能无条件地交出去。而且很有可能会有这样的危险：日本人突然拒绝自治委员会把豆子分配给我们的各个难民收容所。此外，这些蚕豆是委托鼓楼医院代销的，就是说，日本人试图禁止把粮食交给私人机构。阿利森先生目前正在（与英国大使馆一道）作出努力，促使日本人改变态度，从而有利于我们。
据我刚才听说，难民收容所的负责人一致决定，给上海西门子洋行发电报，请求让我继续留在这里。这根本不合我的意。我的神经的确有些吃不消了，我真想出去休假旅行。此外我也担心洋行的人会认为，是我本人叫人拍这份电报的，当然情况并非如此。除去我的家具外，我已经把所有小件物品都包装好了，此刻我就坐在已空出了一半的房子里，没有任何舒适设备。大件家具和已装好的木板箱，我只好暂时放在这里，请韩（湘琳）看管。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关于形势的内部报告
1938年2月14日
难民
1937年12月下半月难民的人数达到最高点时，在25个难民收容所里共有6。9406万人。1938年1月25日有6万人，而今天在24个难民收容所里只有3。5334万人。从1月28日日本人给自治委员会发布命令，要难民最迟于2月4日离开难民收容所以来，收容所的难民人数曾减少了2。5万人。我们可以看作为成果的是，在上海的日高先生到达后，日本人根据我们的抗议，秘而不宣地表示同意不再使用武力在2月4日将难民赶出安全区的难民收容所。但是如上所述，这种同意只是对我们委员会秘密作出的；1月28日发布的命令不仅仍然有效，而且日本人通过自治委员会的代表于1月30日检查了难民收容所后，还强调重申了这项命令。国际委员会也建议有条件的难民返回自己的家里去，但是回家只能逐步进行。应该预见到，数万名难民中特别是寡妇、丈夫被抓走的女人以及房子完全被烧毁的那些人，要过几个月后才能回去。这些人当然必须在特别为他们而建立起来的难民收容所里受到照顾。根据日本当局对返回自己住处的家庭登记的报告，今天在安全区内还有15万人，而今年1月份是25万人。由于回到自己住所的家庭仍然需要我们帮助，因此我们在最近为重新定居而开放的每个区内都设立了一个恢复秩序委员会办公室，以便在需要的情况下为他们提供帮助。
援助
现在仍看不出短时期内有重新启动经济生活的迹象，甚至不久将有经济生活的希望也甚微，某种程度的局部性生产也不可能。至于安排好在城墙内外小块田地和小菜园春播春种，也是困难重重。许多地段、建筑物、设施以及储备都已被毁坏，只有极少数工人为日本军队和其他日本当局工作而得到报酬。所有这些事实都表明，经济生活的复苏在今后几个月内是不可能的。形势的严峻还由于下述事实而加剧：大部分市民都是依靠带来的储备粮食生活，这些储备每天都在减少，毫无疑问不久就会耗尽。因此可以预见形势还将恶化，在今后数月中要求我们在更大的范围内给予援助。
行政管理和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目前的一切救济工作均由组织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实施。由于在元月的最后几天有五分之二市民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安全区与市区其他部分之间的严格界限已变得模糊。因此国际委员会已不再作为一个特定的区域委员会，而是作为一个纯民间的救济组织继续进行工作。
国际委员会一开始就与中国红十字会进行了极好的合作，与它共同从事了大规模的粥厂工作。此外，委员会还和红卍字会合作主持两个大粥厂，红卍字会同时负责掩埋尸体，事实证明这是一件相当艰巨的任务。这个组织虽然每天掩埋200具尸体，但今天在城里各个地方还有3万具尚未掩埋的尸体，其中大部分是在近郊下关。这里的国际红十字会特别关心中国的伤兵，对大学医院的免费治疗病员，它按照战争前的标准为他们支付治疗费、伙食费以及三等病房的住院费。医院失去了正常的诊治收入，而原先的储备连一半的亏空都弥补不了，因此没有红十字会在这方面的支持，医院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
我们与自治委员会保持着十分良好的关系。自治委员会的食品委员以前就是我们组织的成员，他在新岗位上，只要是在日本当局许可的范围内，都和我们进行合作。只要有可能，我们也尽力帮助他解决问题。我们敦促日本当局开放禁令，通过他将大量的米和面粉出售给居民。为此目的，我们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从圣诞节以来（早在自治委员会正式成立之前）就和这些人合作将粮食和燃料运进城内。正是这个委员今天领导着自治委员会的汽车修理厂，实际上负责全部车辆的调度，并负责车辆优先供社会服务使用，然后才派其他用途。
此外，我们还建立了与自治委员会下属的救济课的合作。救济课与我们的恢复秩序部之间每周共同举行数次座谈会。尽管实际效果要将来才会显示出来，但这两个组织已经提出了恢复秩序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