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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在指导中国22年的革命战争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总结人民革命武装斗争的实践经验，吸取古今中外战略战术的精华，创造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对残存在大陆的上国民党军实施战略追击，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包围、迂回、打歼灭战的理论。
战略追击中大迂回、大包围战略战术
1949年初，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基本瓦解，残存在长江以南的各个集团，已穷途末路，惶恐不安，其整个军事机器完全丧失统一指挥和组织抵抗的能力。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朱德立即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从此，人民解放军以空前的规模向中南、西南和西北地区全面进军。解放军百万大军强渡长江之后，溃退到中南、西南的国民党正规军，主力只剩下白崇禧、胡宗南两个集团。这两个集团竭力避免与解放军决战，企图保住老本，盘踞一方，期待转机，卷土重来。于是，他们仓促布防，企图以空间换取时间，实现他们的如意算盘。如此之着不成，他们则准备退往云贵，或分别从海上、陆上逃走。对于这样的作战对象，如果采取从后面突击和尾后猛追的打法，就不仅不能将其全歼，而且有可能使其迅速逃走。为此，毛泽东指出：“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毛泽东在指挥解放军向华南进军时指出：白崇禧“非万不得已还决不会和我作战”，对白部的作战方法，“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尔后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地提出：“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这些部署和决断，形成了战略追击的完整作战方针。
第二，第四野战军创造性地运用遵照上述方针，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战术，首先抢占敌后方，迫敌最后在内线和解放军决战，将敌歼灭。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对白部采取了远距离迂回方法和分3路进击的作战布势：西路兵团经湘北的常德、湘西的沅陵下芷江，封闭白部逃向云贵的通道，协同东路兵团对其实施迂回、包围；东路兵团由赣南出粤北的韶关，进而夺取广州，从南面切断其以雷州半岛从海上逃跑的道路，尔后进入广西境内，与主力兵团一道，围歼白崇禧集团；北路兵团先示形于对方，牵制白部，待东、西两部兵团进入广西境内，构成钳击态势时，即沿湘桂铁路向白部发起进攻，配合主力作战。经过衡宝、广东两战役，相继切断白崇禧集团西向云贵、南向中越边境和海上逃跑的道路，达成了对白崇禧集团的大包围。与此同时，西南地区外围的解放军部队作了一系列佯动，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亦于北线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在此情况下，第二野战军主力从南西由苏、皖、赣入湘西，尔后以大迂回动作，分别进占川东、川南，切断胡宗南集团退往云南的道路，并割裂了白、胡两大集团的联系，迫使胡宗南集团在茫然中争相撤退四川腹地。接着，第二野战军又迂回到成都以西，堵死了胡宗南集团向西退入西康的道路，与向南推进的北线兵团一起，达成了对胡宗南集团四面合围战役态势。这样，两大作战方向上各个战役兵团的作战行动，组成为始终围绕总的战略意图的一个有机整体，使国民党军队最后残存的两大集团，完全失去战场行动自由，不可解脱地步入被围歼的境地。经过相继发动的广西、成都战役，解放军歼灭了国民党赖以在大陆作最后挣扎的全部军事力量。共歼灭120余万人，实现了中央军委的全部战略意图。
对国民党军的战略追击阶段，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深刻地分析了敌情，做出了科学的判断，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战略上的大迂回动作，达成了对国民党军大包围、大歼灭的目的。这就首次把迂回、包围，由战术、战役的范围，扩大到了战略的范围，并创造性地把近距离的迂回包围，发展到跨越数千里地域的远距离包围。这是毛泽东的歼灭战思想在新条件下的发展。战略追击的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是作战指导原则的一个重大发展。
渡海攻岛作战中战略战术
在沿海渡海登陆作战中，灵活机动地运用近战、夜战的方法和集中兵力打小歼灭战的战术原则，赢得了登陆海南岛等攻岛作战的伟大胜利，使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得到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人民解放军在分别向西北、中南和西南大举进军的同时，进行了解放沿海岛屿的渡海登陆作战。参战部队针对国民党军所占岛屿设防与守备的不同情况，从自己的武器装备、运载能力等具体条件出发，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和利用夜暗进行近战歼敌的作战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于渡海登陆作战中，先后进行了漳厦战役、海南岛战役、舟山群岛战役、万山群岛战役，取得了以单一陆军实施渡海登陆的经验。
最初解放沿海岛屿的渡海作战，是在只有单一陆军的条件下实施的。当时，既缺乏现代渡海工具和空中、海上掩护以及远程炮火支援的能力，又不熟悉海情水性，没有渡海作战的技能和经验。而占岛的国民党军既拥有海、空军的绝对优势，又依恃岛上坚固阵地工事，建立了完整的岛屿防御体系。对这一新的作战对象，不能照搬过去大陆攻坚战术，而必须根据新的情况和作战规律，解决运载工具，在敌人火力下航渡和建立稳固的滩头阵地等关键问题。为此，担负渡海登陆作战的部队，把立足现有装备、积极充分准备、稳扎稳打和采取偷渡与强渡相结合的手段作为其行动方针。根据岛屿的距离、滩头条件和布防情况等，进行艰苦紧张的临战准备。即做好渡海物资器材和战术技术准备，进行摸索演练，研究制定编队、渡海和登岛作战的详细方案。
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以偷渡与强渡相结合的手段和近战夜战的方法，实施渡海登陆作战。以船作为基本战术单位，航渡时依建制成后三角队形，在两翼配置火力船队护航掩护渡海登岛。根据多数岛屿幅员狭小，地形起伏，守军多点守备，有较坚固的防御阵地，不便用大部队机动作战的特点，登岛部队采取先击弱敌、后打强敌、逐点围歼的战法，以连、营或团的基本战术单位，大胆向守军侧后穿插，或分进合击，打小歼灭战。当遇到守军的支撑点火力和坚固工事时，则充分发挥连排的独立作战能力和随伴火炮与炸药、手榴弹的威力，把以往大陆作战中运用自如的分割、包围和打、炸、阻等战术手段，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守军既不能进行有效的抵抗，又孤立无援，被各个击破。解放厦门岛、海南岛、舟山群岛等沿海岛屿的实践证明，这种打小歼灭战的方法，对于海岛作战十分有效。在历次渡海登陆作战中，使用自己改装的“土炮艇”组成护航队，运用近战歼敌的打法，以土制洋，以小胜大，曾经击沉击伤国民党军舰艇多艘，发挥了巨大威力。以木船为航渡工具而实施攻岛作战，这是解放军战争史上作战的又一重大胜利，在世界近代战争史上也是一奇迹。
第五章热血铸固新政权
本章导读
新中国成立前后，随着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胜利发展，许多大中城市相继解放，如何接收和管理新收复的城市，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一项新的重大任务。城市情况复杂，接管任务艰巨，为保证城市接管的顺利实施，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对新收复的城市首先实行军事管制。军事管制，是全党工作中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重要步骤，对顺利接管城市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新中国的建立并向社会主义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为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秩序的确立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一、城市军事管制
新的考验
1949年，相继解放了北平（今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汉、西安、广州、重庆、兰州等100余座大中城市和1000余座县城。这些城市，是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解放之初，由于国民党大溃败时的大破坏，使各大中城市疮痍满目，问题堆积如山。一座座城市虽然回到了人民手中，但国民党潜留了大批特务，反动的党团组织和大批的散兵游勇、盗匪、流氓、银元贩子到处为非作歹。如：上海解放前夕，工业陷入半解体状态，1。2万多家工厂中，只有30％维持开工，机器工业工厂停工80％以上，面粉业由于北运通路不畅，产量只是内战爆发前的十分之一，占上海工业产值74％的轻纺工业，缺原料无销路，陷入半瘫痪状态。政府接管的大米、面粉仅够全市吃半个月，而煤只能烧7天，国民党官兵留散在上海近2万人，国民党还留下8个特务组织3万多人，还有一批惯匪、流氓作乱，还有难民、乞丐、小偷、妓女、游民总计达60万人，上海的社会秩序很不安定。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趁新解放城市社会秩序尚未安定之际，大肆进行公开的和隐蔽的破坏。如：西安市刚解放时，国民党军马步芳、马鸿逵集团纠集11个师的兵力，配合胡宗南集团向咸阳、西安市反扑。头5天内，发生了170多起抢劫事件。刚解放的广州市，两个月中，发生了831起抢劫案。重庆市刚解放的头1个月中发生各种案件228起。潜伏的特务、反动分子勾结惯匪进行猖狂的破坏活动：有的公开持枪进行抢劫，组织暴乱；有的贴布告，自立番号，企图收编残兵败将；有的骚扰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行动，阻止接管城市工作；有的袭击、抓捕或杀戮解放军零星外出人员；有的破坏城市交通，抢劫解放军枪支、粮食物资；有的杀害群众和地方党政干部（据统计，1950年新解放区有4万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被反革命分子残杀），绑架勒索，奸淫妇女；有的纵火、爆炸、投毒、割电线、打哨兵；有的伪装军管人员，打出各种旗号，接管财物，制造混乱。散兵游勇、流氓盗匪也往往流窜街头巷尾，趁机行凶作恶，破坏社会秩序，损坏公共物资，盗窃国家财产。一些奸商、金融投机分子，囤积物资，金融投机活动猖獗，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心惶惶。台湾国民党军飞机对沿海城市的重要设施等进行狂轰滥炸，一些城市遭到破坏，人员伤亡。如：1949年1月9日国民党飞机轰炸济南市时，炸死炸伤市民140多人。1950年2月6日中午，国民党军飞机4批轰炸上海，投下六七十枚重磅炸弹，千百间民房被毁，500多居民被炸死。由于敌人破坏和捣乱，好些城市时常出现停水、停电、停工、停课、交通中断、供应困难、人心惶惶等混乱局面，严重危害着人民的生活和生命的安全。
解放的这些城市，在新的人民政权尚未建立之际，如何避免混乱，稳定城市秩序，平稳地完成由旧政权向新政权的顺利过渡，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说，进入上海，中国革命要过大难关。对于军队来说，如何接收城市还是一个新课题。一是过去对解放区周围的一些中小城市，往往是边打边接，边接边交，战斗任务结束，部队即撤出城外，现在是既打又管，有的还要长期参加警备和建设，缺乏经验；二是很多城市都是畸形发展的消费城市，一进城，当务之急就要先抓好几万、几十万或几百万人的生活和生产问题，其复杂程度大大超过了农村；三是阶级状况复杂，还有一套庞杂的反动官僚机构，处理安置政策性很强；四是阶级斗争极其尖锐激烈，敌人由公开转入地下活动，斗争的手段更为复杂；五是将会遇到过去很少遇到的外交外事问题，这就需要按政策处理好外国侨民和外交机构问题，等等。
军管制度的确立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后，全国大中城市陆续解放，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如何收管好这些城市，如何搞好这一战略转变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几乎是毫无经验而亟待解决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完成这个任务，是新中国得以建立并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条件。为此，中共中央对这一战略转变十分重视。1948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注意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要求：城市工作经验必须引起全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