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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东军区部队首先集中兵力围剿了涪陵、巴县、南川地区的股匪，在1个月的作战中，歼灭股匪2。3万余人。接着又对武隆、彭水以南地区和贵州桐梓山进行了重点清剿，对黔江、彭水、荣昌、永川、泸州等地组织了会剿。到7月底，川东清剿部队共歼灭股匪9。5万余人。9月以后，川东部队主力转向黔东北地区清剿，在各分区部队和人民武装的配合下，先后对川黔边区的道真、正安、务川、德江、沿河和印江、思南、江口、铜仁、松桃及梵净山进行了重点清剿和会剿，歼灭“黔东北人民自卫军”、“川黔湘鄂人民自卫军”和“西南剿共总指挥部”等股匪3。2万余人。在追剿作战中，由于粮食供应困难，部队经常吃不饱饭，没有鞋袜，就用草捆脚或干脆赤足爬山涉水，广大指战员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克服种种困难，在各族人民的帮助下，到1950年底，共歼灭匪特19。3万余人，基本肃清川东股匪。
川南军区部队，1950年3月集中兵力对兜子山、螺观山、古楼山和桐子林、马边股匪展开重点清剿，经过1个月的积极作战，歼灭匪特1。6万余人。接着，又经过半年的作战，共歼灭股匪14万人。从9月上旬开始，川南军区与调入泸州至宜宾线的第15军部队，联合对川康黔滇边的股匪展开清剿，歼匪2万余人，到12月底，川南地区共歼灭股匪29。3万余人。
川西军区剿匪部队，于1950年4月间，镇压了龙潭寺、西板滩地区的两起大规模的匪特暴乱，歼灭匪特1。9万余人。随后，又对邛崃、大邑、总岗山区和双流地区股匪组织多次围剿作战，至7月底，共歼灭股匪5万余人。8月以后，川西剿匪部队转向汶（川）灌（县）彭（县）边和川康边的羊儿岗、天台山以及懋功、抚边、绥靖（今丹巴）地区清剿，歼灭股匪2。6万余人。到12月底，川西军区全年共歼股匪8。3万余人。
川北军区剿匪部队，在三四月份歼灭股匪9305人，基本平息川北腹地的匪乱，但北部地区的匪情仍较严重。5月以后，川北军区采用分区包干清剿，经过3个月积极作战，歼灭股匪1万余人。到1950年底，川北大股土匪被基本剿灭，共歼灭匪特8万余人。
西昌战役后西康军区部队便集中兵力对雅安、西昌、康定地区之土匪，采用分区包干办法清剿。各清剿部队在少数民族地区执行任务，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明纪律，赢得了各族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在人民群众的支援帮助下，在1950年的剿匪作战中，西康军区部队共剿灭股匪1。5万余人。
贵州军区所辖范围宽广，兵力不足，开始时又未能集中兵力对大股土匪进行重点清剿，因而开始阶段剿匪成效不大。1950年3月，军区召开剿匪会议，调整了剿匪部署，并决定主动撤出27个县，集中兵力清剿交通线两侧及经济富庶地区的股匪。4月份即歼灭股匪1。08万余人，取得较好成绩，到5月底，共歼灭匪特3。9万余人。从7月开始，贵州军区剿匪部队对盘踞石阡、雷山和黔南长顺、紫云、惠水地区的股匪展开合围进剿，到1950年底，先后歼灭了“黔东北反共人民自救军”、“黔东南绥靖司令部”和“贵州人民反共救国军”、“川黔湘反共自救军”、“黔桂边区人民反共救国军”等主要股匪。在全年的剿匪作战中，共歼灭股匪19万余人。
云南是采取和平方式解放的，开始由于对土匪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重视不够，加上起义部队不断发生叛乱，致使土匪数量迅速增加。楚雄地区的新平、易门、牟定、广通县城先后被股匪占领，玉溪地区的征粮工作被迫停止，蒙自、文山以及滇缅公路两侧地区的情况更为复杂，据1950年5月份统计，云南地区的股匪人数已达4。5万余人。针对这一严重情况，云南军区决定采取集中兵力、分片包干的办法，以第13军9个团、第15军第43师和第14军第42师等部，分别对楚雄、玉溪、新平、昭通、华坪、永胜等地股匪展开重点围剿。各进剿部队按照统一部署，在积极开展军事清剿的同时，大力进行发动群众，开展政治攻势，瓦解匪部。到1950年底，全省共剿灭股匪6。2万余人，收复被股匪占领的县城10余座。残存土匪大部转向省县边沿和国境线附近地区活动。
西南地区军民，经过1950年的积极进剿，共剿灭股匪85万余人，社会秩序和人民生产、生活趋于正常。毛泽东在收到西南军区1950年剿匪工作总结报告后，非常高兴，于1951年1月28日复电说：你们1月6日送来的1950年一年剿匪工作总结报告，收到阅悉，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剿灭匪众85万人，缴枪40万余支，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
1950年，西南地区主要股匪被歼灭以后，大量残匪流窜在省县结合部山区和滇缅（甸）边境地区。在四川西北、大小凉山及云南边沿少数民族地区，溃散土匪利用边区地形险要交通不便以及原有的社会关系进行潜伏，以伺机建立新的反动组织。他们挑拨民族关系，拉拢少数民族上层反动分子，有的还混入人民政府基层组织和群众团体。据川东地区统计，在此期间，新发现反革命组织59个，破获反革命暴乱50余起，发生暗杀解放军人员及地方干部157次，投毒223起，纵火事件316次。各地土匪在扩充实力的同时，还极力与台湾国民党联系，争取空投补给，妄图在四川边沿山区建立所谓“陆上台湾”。在1952年内，他们就接受台湾空投10次，除补给物资以外，空投特务14人、电台13部。活动于黑水地区的傅秉勋和川甘青边之马良匪部，在此时期均发展到数千人。这些土匪四处骚扰破坏，严重影响到国家的重建和人民生活的安定。
党中央、毛泽东十分关心西南地区的匪情变化。1951年2月25日，毛泽东看了川西军区的剿匪报告后指示：西南的经验是县区乡均建立有党外民主人士参加的清匪委员会，保有清匪小组，区有捕捉队，此外尚有情报站与检查站的组织。再则清匪必须与反霸、减租、退押或土改相结合进去，必须杀掉匪首、惯匪与恶霸，并必须由党委统一领导，全力以赴，才能发动群众，根绝匪祸。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西南军区于3月15日发出剿匪命令，要求各剿匪部队认真学习川西军区的经验，普遍成立各级清匪组织和捕捉队，追捕匪特。并从主力部队中抽调一批干部加强地方武装，加强对重要点线和城市的守备，保证党在各地工作的顺利进行。
1951年上半年，贵州军区协同云南、广西部队，对黔桂滇边、黔桂边组织了会剿；西康军区围剿盐边、盐源地区的土匪；云南军区对滇西南之镇康、耿马、双江和滇南之红河地区进行了清剿。在清剿作战中，各地区部队在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依靠各族人民群众，组织联防联剿，在1至4月份的清剿作战中，歼灭土匪7万余人。到1951年底，西南军区剿匪部队在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地区共歼灭匪特20万余人。从1952年至1953年，剿匪部队在大力剿灭散匪的同时，还组织了几次较大规模的会剿股匪战斗。1952年7月至9月间，剿匪部队继在川西北歼灭懋功地区股匪后，又以9个多团的兵力发起黑水剿匪战役，剿灭直接受台湾特务机关指挥和接济的傅秉勋股匪3600余人，毙俘匪首傅秉勋和黑水地区反动大头人苏永和等人。6月20日至9月底，云南军区用3个多团，对滇越（南）边花龙地区股匪周光禄部展开清剿，全歼该匪2200余人。
1953年3月至5月间，西南军区除以4个多团兵力配合军区剿灭草地股匪马良部外，还争取阿坝大土官华尔功成烈交出窝藏流窜于川康甘青地区的“川康反共救国军”第3路中将总指挥、军统特务周迅予，中统特务何本初，“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少将主任、“川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少将主任、“川南游击总指挥”、军统特务王旭夫等匪首。据不完全统计，经过1951年至1953年的清剿斗争，西南军区在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地区共歼灭土匪24万余人，基本肃清了西南地区的土匪。
至1953年西南地区，先后共歼灭匪特116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700余门、各种枪60万余支。
西北剿匪
西北地区解放后，国民党军胡宗南和马步芳、马鸿逵残部的骨干分子，伙同国民党特务勾结，纠集溃散官兵、惯匪、流氓、地主和反动会道门头目，组织土匪武装，进行反革命武装暴乱，袭击城镇，抢劫仓库，阻绝交通，捕杀干部，残害人民。为剿灭西北地区的土匪，1949年至1953年，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多次召开会议和下发指示，部署剿匪事宜，规定了剿匪方针和政策，先后调集了2个兵团部、11个军部、38个师和1个旅、3个团共10万余人，开展大规模的剿匪作战。
陕西小剿匪。1949年5月，西北军区召开了关中6个分区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部署剿匪，接着各分区部队对各地股匪开展清剿。至12月，共歼匪4000余人。1949年12月23日，第19军奉命对陕南川北股匪发起进剿。28日，第55师2个团以长途奔袭手段，突然包围通江、万源两城，守匪不战而降。1950年1月，第55师又兵分多路，先后对平溪坝、长坪、苦草坝、鸡背梁股匪展开搜剿，歼灭国民党残余及投匪8300余人，其中生俘“川陕鄂绥靖公署”主任王凌云以下6485人，新编第5军军长徐经济等1800余人被迫投降。21日，第55师又于南江官路口地区，歼灭国民党第127军第301师1700余人。与此同时，第19军第57师和汉中、安康军分区部队，先后在孙家坪、黄官岭、元木沟地区，歼灭股匪“西安绥靖公署第3纵队”、“川陕救国军”、“川陕边区人民自卫军”、保安第4旅等匪部共1。7万余人。陕南进剿部队在清剿作战取得初步胜利后，遵照第一野战军前委的指示，采取军政兼施、区别对待的方针，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政治攻势，先后剿灭“忠义救国军”、“反共救国军”等股匪，并争取6000余名匪徒投降。到1950年8月，陕南股匪被基本肃清，先后歼灭匪特3。3万余人。
与此同时，陕北军区于1949年下半年调集3个团，在各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对主要股匪高怀雄、段宝珊、张世华部展开3次连续清剿，至1950年6月，终于将上述股匪歼灭于内蒙古东乌审地区。至此，陕西地区除川陕甘边尚有小部股匪活动外，主要股匪基本被肃清。
甘肃省剿匪。该省是以回汉为主的多民族居住地区，经济落后，封建势力强大，历史上多次发生回汉民族仇杀事件。解放后，国民党残余势力勾结惯匪武装，利用民族间的矛盾，大肆挑拨民族关系，以“保教、保枪、保命”为口号，组织“反共民团”，疯狂围攻县乡政权，杀害革命干部和无辜群众。遵照西北军区的指示，第4军第11、第12师及骑兵团于1949年12月中旬进入匪患严重的临夏地区，以分进合击和穷追堵击战术，在土墩、牛头墩地区歼灭马保、马八娃、马英贵股匪千余人。1950年5月，匪首马云山受胡宗南、马继援指使，由四川窜回平凉，在化平（今泾源）、固原、西吉、海原地区纠集地主恶霸和惯匪，拼凑起2个旅、19个团，加上被裹胁的群众，共1。3万余人，打着“忠义救国军”的旗号，于5月8日在平凉、西吉、海原同时举行暴动。为迅速平息匪徒暴乱，西北军区于5月23日发出剿匪指示，要求各进剿部队在实行坚决的军事打击的同时，应不放松政治瓦解工作，特别应注意争取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并指示各进剿部队抽调一批干部加强地方工作。遵照西北军区的指示，甘肃省委和甘肃军区组成平凉剿匪指挥部和工作委员会，统一指挥骑兵旅、回族骑兵团和警备第2团等部，进至平凉地区清剿。至7月底，将叛乱股匪歼灭，击毙匪首马云山，俘匪首李福林以下1200余人。在此期间，第4军平息了临夏股匪暴乱，歼灭股匪2000余人。进入河西走廊地区的第3军，对酒泉、玉门、张掖、敦煌等地股匪发起29次围剿，剿灭匪特2100余人。
宁夏剿匪。1950年初，宁夏军区独立第1师、骑兵第6师一部，在三边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对盘踞在同心县西南的武当、麻黄沟、惠安堡一带作恶的“贺兰剿共总部”、“仁义军”等股匪展开进剿。至3月下旬，将其全部歼灭，活捉匪首张廷芝。3月，宁夏军区又集中3个多团，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深入贺兰山区对股匪郭栓子部展开围剿。经过艰苦奋战，于11月将宁夏地区危害最大的股匪全歼，生俘自称“贺兰王”的匪首郭栓子。
青海省剿匪。兰州战役后，马步芳残部逃往青海，在大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