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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减杀了美国的威风，打破了它“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世界人民、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为世界的和平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和民族自尊心。同时，也促进了全国正在进行的民主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加快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
第四，取得了进行现代化战争的经验，造就了一大批适应现代作战需要的军事指挥人才，军队作战能力、军事学术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促进了我国的国防建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3。现代化战争的宝贵经验
抗美援朝，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册上的光辉篇章，有丰富而宝贵的现代化战争的经验。认真研究其经验，特别是毛泽东、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卓绝的军事战略指导经验，对于加强人民解放军建设和夺取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根据朝鲜战场的实际情况，制定战略指导方针，适时进行战略转变，争取和掌握战争主动权。毛泽东曾指出：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抗美援朝战争中，面临着新的敌人、新的战场，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美军将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近半数投入朝鲜战场，实施陆、海、空联合作战，火力强，运动速度快，战场激烈紧张，变化急速。中央军委、毛泽东从朝鲜战场上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着眼于朝鲜战争的特点和发展，及时制定战略指导方针，并适时进行战略转变，实行正确的战略、战役指导，因而争取和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根据参加的这一场国际性局部战争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在志愿军作战之初，于1950年10月23日，即提出“我们应当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的战略指导方针。毛泽东之所以提出“稳”和“争”的战略方针，是因为这场战争比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进行的历次战争更为复杂和艰巨。不打冒失仗，不做那些办不到的事，避免大的失误和风险。这一方针是正确的，志愿军的作战始终遵循了这个战略指导方针。
志愿军入朝参战之初，中央军委曾估计敌人占领平壤、元山线后继续向北推进时，尚需一定时间，并根据志愿军初次出国作战，情况不明、人地两生、装备落后等情况，决定志愿军入朝后采取以积极防御、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以反击、袭击、伏击来歼灭与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作战指导方针，即先在北朝鲜的龟城、泰川、球场、德川、宁远、五老里一线，利用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组织防御，制止敌人进攻，稳定战局，以争取时间，掩护朝鲜人民军北撤整顿，为尔后作战创造条件。在入朝之前，根据朝鲜敌我情况的地理环境，确定第一个时期采用上述作战方针和作战形式，无疑是稳妥的。但是，在志愿军10月19日入朝后，敌人前进甚速。10月20日，西线南朝鲜第2军团已进到顺川、成川和破邑之线，距离军队预定防御地区只有70～100公里；东线南朝鲜军首都师已进占预定防御地区五老里、洪原等地。而志愿军已过江的5个师刚刚到鸭绿江南岸，距离预定防御地区还有120～270公里，已不可能先敌到达预定地区。此时，敌军尚未发现志愿军入朝，正大胆冒进，兵力分散，而且中路南朝鲜军3个师态势突出，其东西线之间敞开一个80余公里的大缺口，利于志愿军利用突然性，从运动中各个歼灭。根据战场情况的新变化，毛泽东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于10月21日电示志愿军改变原定先组织防御的计划，决定利用战略上突然性采取在运动中各个歼敌的作战方针，迅速实施战略反攻。彭德怀遵照其电令，迅即于21日21时改变部署，决定以一部分兵力阻击东线之敌，而集中主力于西线，诱敌深入，从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先打南朝鲜军，后打美、英军。志愿军在开进中及时变更部署，捕捉战机，先机制敌。10月25日，志愿军一部在温井与敌遭遇，初战获胜，揭开了入朝作战的序幕。交战后志愿军采取了分途歼敌、逐步扩大战果的战法，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经过连续13个昼夜的艰苦作战，首战告捷，歼灭敌1。5万余人，使军队在朝鲜站稳了脚跟，把疯狂进犯的敌人从鸭绿江边，打退到清川江以南。第一次战役后，彭德怀及时总结了初战胜利的经验，提出了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的战略方针。志愿军照此方针，于11月下旬至1951年6月初，又连续实施了4次战役，连战连捷，将战线推进并稳定在三八线附近，为夺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到1951年6月上旬，经过5次战役，歼灭敌军23万余人，给敌以沉重打击，剥夺了敌人的战争主动权，迫使敌人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接受停战谈判。这时，从军事上看，中朝在兵力数量上虽占优势，总兵力共达112万人，敌我兵力对比1∶1。6，但在技术装备上仍处于异常悬殊的劣势，敌人有轻迫击炮以上火炮3560余门，坦克1130余辆、飞机1670余架，舰艇270余艘。志愿军仅有少量的坦克和飞机，火炮的数量、质量亦远不如敌人。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握在敌人手里。敌我装备悬殊，暂时还不可能围歼敌军重兵集团，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全部消灭或将敌人赶下大海去；而且朝鲜地形狭长，回旋余地不大，打运动战受到一定限制；特别是第五次战役后，敌退守三八线，利用朝鲜地势狭窄的条件，收缩战线、调整部署，兵力、火力更趋集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按前一时期的方针打下去，显然是不利的。根据战场出现的新的情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及时提出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战略指导方针，和采取“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作战指导思想。由过去的运动战转为实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阵地战。这一战略转变，在战争指导上正确地解决了是持久还是速决的这个重大问题。在这个战略方针指导下，就能利用朝鲜山多林密的有利地形构筑坚固工事，更有效地发挥作战特长，打小歼灭战，成排、成连、成营地歼灭敌人。阵地战时期，志愿军依托坚固的坑道攻势，既可以同具有现代化装备的敌人屹然对峙，不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疯狂进攻，又可以积极反击敌人，大大减少伤亡（每天伤亡减少41。6％），把战线步步向前推进。连侵朝美军总司令克拉克和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也不得不承认：“敌人的防御工事实在太巩固了。原子弹在朝鲜作战术性的使用，大概也不会发生效力。”阵地战，使志愿军牢牢地掌握了战场主动权，达到了最后战胜敌人的目的。
2、军事斗争与政治、外交斗争融为一体。战争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武装力量的对抗，它包含了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以至文化的各个方面的斗争。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大的一场国际性的局部战争，它带有国家集团和国家集团间的战争性质。所以受政治、外交因素的制约更为明显。聂荣臻元帅指出：抗美援朝战争是军事、政治、外交、文化等各种斗争的总体战。在这场战争中，美国一方面极力企图扼杀朝鲜人民的革命力量，进而为扩大战争作准备；另一方面，在当时两个阵营（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对垒的状况下，它进行这场战争又不能不受其全球战略的制约，自然便出现了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打与谈交织进行的现象。其斗争的特点是：政治、外交斗争不但表现在战争之前，而且贯穿于战争全过程。其表现形式亦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而每一形式又有着各种不同的新内容。战争的前一阶段，主要表现在国际外交方面的斗争，而后一阶段，主要表现在历时两年多的谈判与战斗同时较量。但是政治、外交斗争的胜利要以军事斗争为后盾，必须有作战行动相配合。
抗美援朝战争，面对强大而蛮横的对手，同它进行政治、外交斗争，无疑是非常困难的，经过尖锐的军事较量，它才讲一点理。所以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全过程中，中共中央始终贯彻了“能战方能言和”的思想，坚持了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双管齐下的方针。志愿军参战之前，采取“先礼后兵”的原则。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即以陆、海、空军大举侵入朝鲜，同时用武力霸占了我国的领土台湾。在美军入侵朝鲜的第3天，毛泽东即向全世界表明了我国的严正立场，指出：“全世界各国的事物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能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和坚决的反抗。”中国人民“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他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在表明了我国的政治立场以后，立即在军事上作了应变的准备。9月中旬，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并加速向北推进时，周恩来对美国发出了严正警告：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为争取避免出现中国被迫出兵的情况，中国决定通过外交途径向美国再一次提出警告。10月2日深夜，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印度转告美国：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一定要管。但是，美国无视中国的警告，于10月7日越过三八线，并向中朝边境疯狂冒进。面对美国的疯狂挑衅，中国人民忍无可忍，只好举起反侵略的旗帜来制止美国的侵略，用战争来保卫和平。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之后，同敌人在军事和外交两条战线上进行了尖锐的较量。志愿军进入朝鲜后及时地捕捉战机，第一仗就把敌人由鸭绿江边打退到清川江以南。敌人遭到第一次军事打击后，美国在联合国诬蔑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干涉朝鲜，是侵略。这样，我国又在联合国与美国进行了第一次较量。为了阐明中国抗美援朝行动的正义性，我国又派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演说，控诉美国侵略我国台湾和武装干涉朝鲜的罪行，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行动是完全合理的和正义的，同时再次重申了中国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我国代表在联合国讲坛上义正辞严的发言，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使美国完全处于被告地位。这是我国在联合国第一次与美国交锋。这次外交较量，我国获得了重大的胜利。志愿军入朝至1951年6月，连续发动了5次战役，把敌人打退到三八线，敌人付出了重大伤亡，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在败退中丧命，总司令麦克阿瑟被撤职。美国统治集团承认：朝鲜战争是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只好接受停战谈判。当时《美国新闻与世界导报》不禁慨叹地说：“一个美国司令官，在美国政府的命令下挥起白旗前去和敌人谈判，在美国立国175年的历史中，这是第一次。”停战谈判的局面，是军事斗争的胜利造成的。
1951年7月，敌我双方在三八线上开城进行停战谈判后，美国并不甘心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因此谈判一开始，它便采取了拖延和讹诈的政策，不肯公平合理地解决朝鲜问题，企图用谈判来掩护军事进攻，以军事压力来迫使志愿军屈服。因而战场上便出现了边打边谈、军事斗争与谈判斗争交织进行的复杂局面。针对这种情况，彭德怀提出了“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双管齐下”的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志愿军又以新的形式同敌人在两条战线上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即面对面的桌上谈判和枪对枪、刀对刀的战场较量。
当谈判进入军事分界线这一实质问题的讨论时，美国以所谓的“谋求海空优势的补偿”为借口，妄图将军事分界线划入志愿军阵地后方，不战而获得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一无理要求遭到我方驳斥和拒绝后，美方便狂妄地发出了“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的叫嚣，连续发动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志愿军坚决地粉碎进攻后，它回到了谈判桌上来。之后，又以沿海岛屿不受军事分界线限制为由，企图强占朝鲜北部沿海岛屿。针对这一情况，志愿军以军事进攻收复了这些岛屿，粉碎了敌之无理要求。1952年，美方又在战俘遣返问题上进行讹诈，拖延将近一年。为了配合这一谈判斗争，志愿军于1952年秋进行了全线性的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