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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德国留学时,他的德文水平便在当地传为佳话。一次,辜鸿铭乘坐火车由维也纳往柏林,与他同车厢对面而坐的三个德国青年,看他一身东方人的装束,且拖着一条小辫,便对他挤眉弄眼,窃窃评论。辜鸿铭佯装不懂,顺手抄起一份德文报纸,倒着看了起来。这下好了,那几个洋青年立即起哄:“瞧,这个土里土气的中国佬,竟然把报纸都拿倒了,还装得像真的似的,哈、哈、哈……”在一阵阵的嘲笑声中,只见他慢腾腾地挪起身,悠闲而又庄重地吐出一串字正腔圆、正宗地道的德语:“德国的文字太简单了。不倒着看有意思吗?不要说如此简单的东西,就是你们的圣人歌德的《浮士德》,我也能倒背如流。”他还真的背诵起歌德的语录来,以教训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洋青年。那几个洋青年已被羞得无地自容,火车一到站,便赶紧溜之大吉了。
他通晓多国语言,却从来不以为然,而最看重的还是汉语。他说,世界上最为伟大的语言有三种,一是汉语,一是希伯来语,一是古希腊语。当有洋人苦于汉语难学,出现畏难情绪时,他便好言相劝:“凡是美好的东西,都是不易学到的。”而当有洋人批评汉字繁难落后,为野蛮符号时,他便勃然变色,予以驳斥:“汉语乃心灵的语言,不像西方的语言那样,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儿童最易学会就是证明。你非难汉语,正是因为你所受的西方教育,忽视心灵开发的后遗症。说了你不要不高兴,以你这样愚顽不化的脑壳,要想学好汉语,那才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哩!”
说到辜鸿铭汉语的大有长进,必得要感谢一个人,那就是清末大儒沈曾植。初为张之洞幕僚时,辜鸿铭的汉语水平很低。凭着自己的语言天赋,辜鸿铭刻苦自修,好歹能读通儒家典籍。一天,沈曾植来张府贺寿,一向倨傲的他,也不得不放下架子,前去讨教。高谈阔论许久,沈曾植却一言不发。辜鸿铭好奇地问:“先生为何沉默不语。”沈曾植回答说:“你说的话我都能懂,你要懂我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由此,辜鸿铭暗暗发下恒心,以二十年时光读中国书,“穷四书、五经之奥,兼涉群籍”。二十年时光弹指一挥间,功夫不负有心人,辜鸿铭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终于精益求精、融会贯通了。
还有人说,辜鸿铭凡所居住过的地方,都能说一口地道的当地方言,如厦门话、广东话、上海话、北京话,张口即是,与当地人毫无二致。这种语言天分,实在令人钦羡。
醇 儒
醇儒这一雅称,还是著名的金石学家罗振玉所赠,辜鸿铭当之无愧。辜鸿铭服膺儒学,甘愿做儒家文明的信徒,对传承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情有独钟,如痴如醉。戊戌政变发生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由北京怏怏南下,来到武昌,慕名前来会晤辜鸿铭。在谈到儒学时,伊藤带有情绪化地问道:“闻君素精西学,尚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不能行于今日之二十世纪乎?”似乎孔孟之道已经不适于当今时代。这种说法,辜鸿铭岂能接受?他立即侃侃而谈:“孔子教人之法,譬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前数千年其法为三三如九,至今二十世纪,其法亦仍是三三如九,固不能改如九为如八也。”在他看来,儒学乃万世不易的法则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怎容妄自置喙。
还有一次,辜鸿铭的洋朋友宴客,宾客中只有他是中国人。大家都互相谦逊让座,最后还是推辜鸿铭居首座。酒畅淋漓之际,自然谈到中西文明的问题。辜鸿铭尊崇儒学已是闻名京城,于是,有人便有意挑起话题,以活跃宴席的气氛:“老辜,我们知道你是尊孔的,请你告诉我们,孔子之教到底有什么好处呀?”
辜鸿铭端起酒杯,慢慢地呷了一口,笑呵呵地说:“孔子之教不就在我们身边吗?刚才大家你推我让,不肯坐首席,那便是孔子之教啊。倘若都不谦让,像西人那样搞所谓竞争之法,你看看,那会又是怎样呢?那么,我们一定要等到优胜劣败决定后,方可入席举箸。那样的话,我们的这顿美餐,恐怕是很难吃到嘴!”这番形象而生动的孔教说法,直让洋朋友们听得哑然失笑,颔首称是。
他之推崇中华文明的程度,已近乎偏激,其嬉笑怒骂,常有惊人之论,伶牙俐齿,可达借古论世的目的。当时,戊戌改良派以西方的制度和理论,作为中国维新图强的依据,倡立西方的议会制度。对此,辜鸿铭极力反对,认为“中国士子不知西洋乱政所由来”,并以自己在西方的经历,用中文写成《西洋礼教考略》、《西洋官制考略》、《西洋议院考略》等数篇论文,探究西方礼教官制,指出中国比西方开化得早,且礼教官制早已形成体系,并指出西方议院的种种弊端。他说,自孔子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国没有议院,不也是好好的吗?他甚至认为,西方的所谓国会不是什么新鲜玩意,早在三国时,我华夏便已有国会,君若不信,请看诸葛亮的《前出师表》,那就是一篇《国会请愿书》:
武侯谓后主曰:“诚宜开张圣听”云云,即是请开国会。又曰:“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伪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云云,即是请立宪。盖西洋各国当日之所以开国会立宪者,其命意所在亦只欲得平明之治耳。今朝廷果能开张圣听,则治自明。如此,虽无国会,亦有国会;不如此,虽有国会,不如无国会矣。朝廷能视官民上下贵贱大小俱为一体,陟罚臧否无有异同,则治自平。如此,虽不立宪,亦立宪也;不如此,虽立宪,亦非立宪。故吾曰:武侯之《前出师表》是一篇真国会请愿书。
辜鸿铭说,美国人博大、质朴,但缺乏深奥;英国人深奥、质朴,但又不够博大;德国人深奥、博大,但缺乏质朴;而只有中国人具有深奥、博大和质朴的秉性。所以,一个外国人哪怕他是个很有学养的汉学家,也不能准确地理解中国文化,理解“真正的中国人”。他坚持认为,中国社会是以儒家的仁义道德所建构起来的,“中国所以不需宪法,一则因为中国人民有廉耻观念——有极高的道德标准;二则因为中国政府系创立于道德的基础,而非创立于商业的基础之上”。中国人可以用毛笔精确地书写,便可说明中国人的理智,毛笔自然没有钢笔尖利清楚,也很难运用。但是,一当学会毛笔,便会轻重如意,浓淡适宜,比钢笔所写出来的字更加美观动人。
辜鸿铭弘扬儒学的所有努力,使他在欧洲很有声望。辜鸿铭的著作多见于英美各国的图书馆,一个在祖国遭受讥讽和冷落的学者,却在欧美等物质发达的国家备受欢迎和推崇,确实是件令人很费思量的事情。德国人对他尤为青睐,认为象征东方文化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印度的泰戈尔,一个便是中国的辜鸿铭。在德国一些大学的哲学课上,辜鸿铭的著作被作为大学生的必修课,学生有不懂辜鸿铭的,则不能参加哲学讨论。有的学校还成立了“辜鸿铭研究会”、“辜鸿铭俱乐部”。辜鸿铭在国外已化为一符号,所象征的正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
孤 忠
庚子年间,义和团运动已成汹涌之势,而西方列强又对华夏大地虎视眈眈。慈禧以其惯用的两面派伎俩,本想投机于西方列强与义和团之间,然而,就像一个外国人所分析的:“倘若她不想被义和团的浪潮所淹没,她就必须浮在这个浪潮之上——要使浪潮不至于消灭皇朝,就必须把它转向洋人。”因此,她一方面借义和团的力量对付西方列强,同时也借外国人的力量消灭义和团;另一方面又派心腹荣禄暗中保护驻京外国使馆,并用谄媚的面孔向外国声明:这次中外开战,全是意料外的事情。所以,清政府已向外部切实声明,要严密保护外交使馆,对于义和团乱民,要“相机设法自行惩办”。慈禧还肉麻地向列强讨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慈禧满以为机关算尽,可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没曾想洋人也不是傻瓜蛋,竟一鼓作气攻击京城,慈禧也如丧家之犬,带着光绪等走上凄凄惶惶的逃亡之路。
这种视国事如儿戏的做法,当时便受到很多中外人士的批评。康有为便屡有文章揭露慈禧,指出慈禧是肇其祸端的元凶。辜鸿铭历来恼怒康有为,见其攻击慈禧,自然予以辩驳,竭力为慈禧开脱罪责。他在上海《字林西报》上发表文章,巧为辞令,以致黑白颠倒,是非混淆,把中国内乱外患的罪责,说成是“皆由康党散布谣言,煽惑人心”所致,甚至把慈禧再次训政,发动戊戌政变,说成“中国本以孝治天下,皇上自请训政,乃名正言顺之举”。
辜鸿铭把中国内乱外患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康有为,指出,如果不是康有为变法维新,抨击慈禧仇视向西方学习,并进而袒护义和团的排外活动,西方列强不可能会对慈禧“猜忌不满”,自然也就不会有如此惨痛的结局。如此牵强附会的推理,也只有辜鸿铭做得出来。
辜鸿铭甚至肉麻地吹捧这个专权女人的“盛德崇功”,历数太平天国起事以来,全国十多个省局势糜烂,不可收拾,并认为,时又值咸丰皇帝去世,慈禧以一寡妇辅立幼主,勘乱平祸,保持天下太平,“惟其德足以感人,其明足以知人”。为证明慈禧的大功大德,他还将慈禧有失君德的权术,给抖露了出来。当时朝中权贵大臣分为两个阵营:一为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一为徐桐、李秉衡、刚毅等,两派争争吵吵,互不相让,而慈禧却驾驭有术,使他们都能各得其所,人尽其材。他由此赞叹:“多么智慧的驾驭,多么宽广的胸襟!在用人行政上是多么精明和老到,多么不同寻常!”
辜鸿铭告诉外国人,“皇太后不仇恨西人,不固执旧法”。为化解西方人对慈禧的误解,他搜索枯肠地举出三条证据:一、1861年与英国议和以来,中外相安处事;二、近来,慈禧两次召见公使夫人,待以优礼,“以示中外一家之意”;三、让朝廷知晓外国情形,谕光绪学习英文等等。这些都是慈禧“不仇视西人之证”,而慈禧的垂帘听政也是“出于万不得已耳”,因为“中国所以系赖者,唯皇太后耳”。他辩解说,义和团之所以专与外国人为难作对,是因为“西人欲干预内政,有请皇太后归政之说”。义和团的行动正是我们这个民族传统的“忠君”、“尊王”精神的体现。在满朝都斥义和团为“匪”的语境之中,唯有他义正辞严为义和团辩说,甚至还为之讴歌,这也正是辜鸿铭的特殊之处。
民国建立后的第六年,辫帅张勋抬出宣统复辟帝制,辜鸿铭欣然参与其事。当时,辜鸿铭负“调停江浙之责”。当他刚行至天津,便被兴兵讨逆的段祺瑞阻回北京。张勋勃然大怒,破口便骂:“你有负委托,何面目来见我耶!”从不看人眼色的辜鸿铭连连顿首道:“鸿铭该死,乞大帅宽恕。”帝制复辟终是一场春梦,然而,辜鸿铭的尊王忠君的意识却是深入骨髓。迨至晚年,他倒遇到一件刻骨铭心的隆恩,那就是废帝宣统在养心殿单独召见他,并与他一同用膳。一向妄自尊大、出言不逊的狂夫,却感动得战战兢兢,语不达意。这一切,令在场的宣统的洋教师庄士敦都大为诧异。而辜鸿铭对自己的效忠清室,有着如此的解释:
我的许多朋友嘲笑我,认为我对满族王朝愚忠。但我的忠诚不仅是对我世代受恩之王朝的忠诚,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对中国政教的忠诚,对中国文明之目标的忠诚。
狷 介
辜鸿铭的青春岁月是在西方世界度过的。曾饱经白人世界的冷遇,这种精神压迫的反作用力,使他尤为赞美中华传统文化,仇视所有崇洋媚外的思想。还是在张之洞幕府工作的第一天,辜鸿铭在一份致外国人的商务公文中,看到把中国货写成native
goods(土货)时,顿时沉下脸来,将native改成Chinese。他说,native有蔑视的成分,非洲、美洲、澳洲的土著可以用native,我华夏文明古国所产货物怎能以native相称呢?应当堂堂正正地标之为Chinese
goods(中国货)。同事中有人提醒说,native goods习用日久,乍一改写成Chinese
goods,洋人难以接受。辜鸿铭不听则已,听了后更是恼羞成怒,瞪着眼睛斥道:“积非成是,奴隶思想!就算抚台把它改成native,我照样要翻译成Chinese
goods。”
1917年7月,他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教授,主讲英国古典文学。在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