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刊，落在我的名下。罗荣渠文集的编辑者如果有知，把它收入罗文之中，才是正理。〔11〕
此事罗荣渠生前从未对旁人提起，根本没有考虑到署名“回归自我”的问题。他去世后我们搜集他的遗稿为他编辑文集，并不知道他写过这样一篇文稿，若非郝斌提起，只能任其湮没了。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第十九辑所载《夜郎序首邑考》（曾获贵州省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文，本应有罗荣渠署名，他却执意推让。此事缘起于笔者在贵州遵义研究古夜郎地理位置问题，他得知我缺乏文献资料，为了给我以帮助，在百忙中去北大图书馆翻检有关典籍图册期刊，不厌其烦地搜集零星分散的资料进行抄录，对比较集中的资料加以复印，足有五六万字之多，个别有重要关系的专著则代为借出，还用描图纸描绘了几幅古代西南夷地理位置的示意图寄给我，并以他的看法告我。此文虽由我执笔写成，实为他与我通力合作的产物。我主张同署两人的名字，他坚决不同意，只好由他埋名隐身了。这是罗荣渠作品“失落自我”的又一例。
罗荣渠和冯友兰的作品署名“失落自我”者较多以集体名义发表。冯友兰早年在西南联大常被推以众教授的名义撰写重要文书，其中以1940年代教务会议执笔写的《就教育部课程设置诸问题呈常委会函》最值得注意。此函主旨在于力争学术自由。文称：
敬悉部中（指教育部）对于各大学应设课程以及考核学生成绩方法均有详细规定，其各课程亦须呈部核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唯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如牛津、剑桥即在同一大学之中，其各学院之内容亦大不相同，彼岂不能令其整齐划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12〕
冯友兰被推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也强调了同样的精神。文称：
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13〕
为避免行文冗长，此文也不便多摘。上引呈常委会函无个人署名，此文则有冯友兰署名。无论是否有其署名，都不仅显示了他笔下的功底，而且显示了他当时反对思想钳制，坚持发扬民主，维护学术尊严的主张。
与冯类似，罗荣渠笔下的功底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北大历史系也是大家公认的。北大历史系教授、北大图书馆原馆长林被甸说：“在一般人的心中，罗先生文思敏捷，写起文章来落笔万言，不费什么劲。”〔14〕因此，罗荣渠常被系里指派以集体名义或化名写文章。那时他只是一个外界不大知名的讲师，又正处于十年浩劫中，写这类文章与冯友兰在联大写文章可以自由发挥不同，被划定了框框。他常因自己的思想不能自由发挥而愤懑，写了文章也不对外宣扬，外界知者不多。但出自他笔下的文章毕竟不同凡响，其中的三篇近年竟有人冒名觊觎，在此有必要予以澄清。
真相是这样的：1972年3月，北大历史系根据上级指示，抽出罗荣渠和另外几个人组成一个写作组为《红旗》杂志撰写专论《读一点世界史》，由他执笔起草，经集体讨论修改定稿送审后化名“史军”发表于当年《红旗》第四期，《人民日报》则以整版篇幅全文转载。此后4月、5月，上面指示北大历史系继续撰写《再谈读一点世界史》、《三谈读一点世界史》，仍由原班人马集体讨论、罗荣渠执笔起草修改成文，又相继以“史军”化名在《红旗》当年第五、六期发表。这三篇文章写作过程中，罗荣渠曾两次给笔者来信告以起草和讨论时他的尴尬情况，言及与写作组内的某些人常有争执，这些“左派”人士惯于揣摩风向，曲意迎合极左思潮，在讨论中强词夺理，他孤掌难鸣，不得不被迫修改，致使文章质量逐篇下降，为此深表遗憾。虽然文章由罗荣渠执笔完稿，但他一直让其保留集体的署名，在他生前身后所出的文集中均未收入。出人意外的是，当年参加“史军”写作组一位“左”派召集人“文革”后出国出书，竟宣称当年以“史军”化名发表的三篇文章是他执笔写成的。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名实篇》说：“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此话看来至今仍未过时，正好用以衡量这位昔日“左派”人士的作为。
对署名问题之外的思考
“文革”中，罗荣渠在观点上不愿曲学阿世，在政治上被“四人帮”的代理人视为异己。他迫于外来压力而接受写作任务，因坚持独立思考以致发生争执的事不止上述两三次。“左派”头目既要利用他的文笔，又不得不对他严加控制，在控制不住时则强行压制直至加以排斥。1972年6月，罗荣渠在写了上述三篇化名“史军”谈读一点世界史的专论后，还曾奉命再写一篇读一点民族解放运动史的论文。他执笔起草前，写作班子内的讨论意见分歧愈来愈大，实在难以弥合。他的合理建议完全不被采纳，后来按“左派”头目意图写出的稿子却揣摩风向有误，连《红旗》编辑部也看不上，结果没有发表。1973年，《红旗》编辑部又出了一个题目约北大历史系大批判组写稿。罗荣渠不是这个组的成员，但仍奉命参与其事。在起草稿前的讨论中，他又独持己见，且坚不退让。会后他起草的稿子被拒绝接受，他又不肯修改，大批判组只得另写一稿送《红旗》发表。
还有一次，因限制罗荣渠参加对外学术交流活动，外宾提的问题我方竟另外无人能作出圆满回答。1974年及1975年，拉丁美洲特里尼达总理威廉斯两度访华。威氏是一个学者，他准备写一本有关美洲中国移民的书，此行顺便为写书做一些调查研究。根据威氏要求，外交部两次要北大历史系编写这方面的资料供其参考。罗荣渠是教拉美史的教师，奉派参与资料的编写，并以北大历史系的名义单独写了《十九世纪拉丁美洲华工概况》一文。1975年2月，威氏在北京约提供资料的学者开座谈会，北大历史系却不准罗荣渠去参加。据说威氏在会上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发明了指南针，到明代航海术已很发达，却没有发现美洲，也没有搞殖民征服。到会中方人士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威氏很不满意，他建议以后中方再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研讨会，广泛邀请各国学者参加，他还要来同大家辩论。这个问题罗荣渠本可作出圆满回答，但他当时不被允许参加讨论。拨乱反正以后，罗荣渠得以独立自主地进行学术研究，他的才华才得到了应有的尊重。1991年10月，他当选为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理事长，在大连主持召开了哥伦布远航美洲和东西两半球文明汇合学术讨论会，以《为什么不会有中国哥伦布？》为题发表了长篇学术论文，终于全面公开地回答了当年威廉斯提出的问题，应对了威氏对中国学术界提出的挑战。此文后来由《历史研究》1992年第一期发表，斐声学界，被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慎之誉为“一篇比较中西文化的大手笔”〔15〕。
罗荣渠是1956年调入北大的，而冯友兰前此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即由清华转到北大。比起冯来，罗是晚辈后学，且不在同一学术领域。罗以在我国开拓拉丁美洲史的研究特别是现代史学理论的研究闻名，但他的才华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才开始受到重视，到九十年代中期即过早去世。罗在联大历史系求学时，冯是文学院院长，前后大半个世纪中一直是哲学界蜚声中外的风云人物。因此，迄今未见有人把他们二人相提并论过。笔者因联大校歌歌词署名问题引发联想，才由冯友兰想到罗荣渠，又由署名问题引发对于作者的思想及学术活动是否受到外来压力的思考，发现他们二人的学术思想1976年以前在北大都曾遭遇过强大的外来压力，各自的反应也有很大差异，在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精英中很有代表性，值得加以注意。下面特对比简述他们在外来压力下学术思想丧失独立自主的经过及前后有关情况，以供参考。本文副标题所谓的漫谈“失落自我”，即指此而言。
“失落自我”本是冯友兰的女婿蔡仲德为划分冯一生中的三个时代而使用的一个词语。冯友兰的一生被划分为：“实现自我”时代（1918~1948）、“失落自我”时代（1949~1976）与“回归自我”时代（1977~1990）〔16〕。其中“实现自我”时代以他早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为标志。他的哲学著作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即已大放光彩，四十年代更是如日中天。进入五十年代，特别是从他到北大至“文革”结束，则一直处于“失落自我”的时代，但有一个在外力高压下由“半失落”到“全失落”的渐进过程。若借用蔡仲德划分的时段来看罗荣渠，他在1949年只是一个应届毕业的大学生，学术上的建树还有待起步，思想上还说不上“实现自我”，因而迄至此时之前只能算是逐渐“形成自我”的时代。他参加工作后尚未实现自我就不断受到压抑。1956年调到北大，直到“文革”结束前，他都处于不完全的“失落自我”时代。因他对抗外来压力的韧性极为坚强，发展趋势与冯友兰相左，一直在“半失落”之中不断挣扎，终于从“半失落”中挣扎出来。此后才是他的“实现自我”时代，而冯友兰在同一时段却处于“回归自我”时代。
冯友兰的“失落自我”与“回归自我”
冯友兰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在学术上“实现自我”一帆风顺，并曾受到“国师”的礼遇。此后，随着政权的更替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改变，他的地位一落千丈。为了适应形势的演变，他“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17〕。不料“最高指示”却告诫他：“……不必急于求成，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18〕1952年，他由清华调入北大，由一级教授降为四级教授。遭此打击，他在思想改造中不惜否定自己的过去以自赎，被认为有比较显著的表现，才得以过关，1954年底又重新评为一级教授。他遇事“顺着说”，但有时仍故态复萌，说的不合拍，又挨过批。哲学系一直不准他开哲学史通史课，到1959年才让他作为“反面教员”登上讲台。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环境相对宽松，他在学术上彻底改弦更张，完全按照苏联模式写出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卷，原有的独立思考已根本动摇。
“文革”开始后，他已年逾七十，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反共老手”，关进牛棚，在批斗折腾中苦熬。1968年，传出了“最高指示”：“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如果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19〕冯从此被放出牛棚，感戴不已，于是屡以诗文主动上呈表示忠诚。
1973年发动“批孔”后，冯被指令担任“梁效”（清华、北大两校批判组）顾问。接着，《光明日报》发表了冯友兰署名的《对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复古和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篇文章。此后两年，他在报刊上发表的署名“批孔”文章，火力愈来愈猛。1975年又写了七万字的小册子《论孔丘》，由人民出版社大量印发，对孔子全盘否定，很受运动发动者的青睐。冯感到自己的红极一时“是一种幸福”，他在《三松堂自序》中说：“同是一个批林批孔，在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好像是一种灾难，后来我觉得确是一种幸福。”“从尊孔到批孔，从觉得好像是灾难，到觉得确实是幸福，是一种思想改造上的转变。”〔20〕当时发表的“批孔”文章和小册子不可胜数，但大多以某某批判组、理论组或例如“梁效”之类的化名署名，仅“四人帮”在上海的写作班子就使用过上百个化名，而以个人真名发表者大多为现身说法、反戈一击的头面人物所著。冯友兰以首屈一指的“尊孔派”摇身一变，公开以紧跟的“批孔派”亮相，说明他的“失落自我”已达到顶峰。此时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