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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阁楼的房子》被称作“最能体现契诃夫抒情情调”的小说。
一个具有萧涧秋〔1〕气质的年轻画家四处漂泊。在寄居朋友田庄的期间，他认识了邻近庄园的贵族少女任尼雅（小名米修司）。任尼雅美丽善良，天真无邪，两人很快堕入了情网。但是这段爱情遭到了任尼雅姐姐莉季雅（爱称莉达）的干涉，两人被迫分手。任尼雅后来随母亲出国，画家重新漂泊天涯。这是契诃夫小说《带阁楼的房子》的大致情节。
浓重的音乐性语言、如诗的风景描写、淡淡的爱情氛围、贯穿全篇的挥之不去的忧伤、有如纯洁与美的象征的米修司……使《带阁楼的房子》达到了很高的艺术高度。在一代中国人的心目中，俄罗斯文学《带阁楼的房子》占有重要的位置。
一篇回忆王蒙青年时期的文章曾提到：“他夜夜吸吮俄罗斯文学的乳汁：在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前夜》、《贵族之家》上作蝇头眉批。对契诃夫的《草原》、《带阁楼的房子》、《乏味的故事》赞不绝口。”赵鑫珊提到年轻时最打动自己的外国电影有十部，《带阁楼的房子》名列其中。刘小枫在提到俄罗斯文学如何影响五六十年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时，略过许多名著，单举《带阁楼的房子》为例说：“这一代人为《带阁楼的房子》流泪。”“这一代人始终不能摆脱《带阁楼的房子》和《夜行的驿车》中散发出来的理想的温馨，它表达出这代人从苦涩中萌生的对神圣的爱之渴慕的深切体认。”〔2〕
《带阁楼的房子》主题是什么？越是问年轻的读者，答案越倾向于——一曲美与爱的颂歌。
《带阁楼的房子》大部分笔触是用来描述米修司的姐姐莉达的，米修司其实只是莉达的点缀，那么这部小说的主题是否与莉达有关？
莉达姐妹出身显赫，父亲是莫斯科高官，“去世时做到了枢密顾问官”。父亲死后，一家人不论冬夏总是住在乡下。莉达在地方小学做教员，每月挣二十五个卢布，“她只花这笔钱，觉得自食其力很值得骄傲”。莉达终年的生活内容包括：教书，替村民看病，花钱购买书籍分发给村民，辅导农民小孩，为乡村设立医疗所而奔忙，担任赈济委员会的委员为遭灾的村民募捐，参加县地方自治会的会议。莉达痛恨当地土霸王——地方自治会主席巴拉京，巴拉京把“整个一县都抓在手心”，“把这一县里所有的职位全分配给他的侄子和女婿了”。莉达主张“应当斗争，青年们应当组成一个有力量的团体”〔3〕，并且批评那些“事不关己”的青年。小说最后的信息是“她渐渐在她四周集合了一派同情她的人，形成一个有力量的团体，在最近一回地方选举中‘干掉’了在那以前始终把全县抓在手里的巴拉京”。
奇怪的是契诃夫似乎并不肯定莉达的忙忙碌碌。小说中自始至终没有赞扬莉达的文字，相反对她不客气的描写倒不少：“很俊俏，脸上有一种严厉的神气……”“固执的小嘴……”“没一点笑容……”“白天，莉达替病人看病，分发书籍……到傍晚高声地讲地方自治会和学校。”“讲得太多，声音也太响——也许她在学校里这样讲惯了吧。”“莉达……从什么地方回来，手里拿着一马鞭子，那样苗条、美丽，浸在阳光里，正在向一个工人交代什么话。她匆匆忙忙用很大的说话声给两三个害病的农民看了病，随后现出认真的担忧神情……”小说中有一处原是画家藏在肚里的话（腹诽），令人联想这会不会是契诃夫自己的看法：“自己不是医生而给农民看病，那是欺骗他们。再说既有两千俄亩的田产，要做慈善家自然便当。”〔4〕所有这些细节，使读者难以建立起对莉达的好感。尤其莉达极力破坏了妹妹米修司与画家的爱情，使两个相爱的人从此天各一方。小说的最后一句“米修司，你在哪儿啊？”让读者留下了不尽惆怅，也留下了对莉达的憎恶。
中国一些介绍性文章将《带阁楼的房子》定位为讽刺小说或批判小说，认为契诃夫对莉达的描写揭露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伪善”和“虚伪”。
苏联评论界同样认为《带阁楼的房子》是讽刺小说。契诃夫研究者屠尔科夫这样写道：“莉季雅以她似乎是自食其力而自豪，因为她是地方自治学校的教师。但这种自豪感却不妨碍她享受她所属的阶层和社会地位给予她的一切特权。”“莉季雅真正的生活目的，并不是像她所高喊的那样‘为同胞服务’，她的生活目的是让他人成为她施行她所谓的恩惠和善行的对象及材料。”〔5〕
评论家何时成了不食人间五谷的道德家了？
莉达纵有再多的不是，总没有压迫农民。她的一些生活姿态乃至特权地位都是历史造成的，不可能脱离历史条件，要求她改变掉所有生活习惯或者把财产全部捐出，才算“站在人民一边”？毕竟连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这样的进步作家年轻时也都没有把自己的庄园捐出。莉达能做到书中那样，已经很不容易了。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孩子，本属权贵子弟，却将自己的青春岁月抛在穷乡僻壤，不是为农民服务几个星期（像志愿者那样），而是“不论冬夏总是住在乡下”，教农民小孩文化，设立图书馆，自己掏钱购买药品替农民治病，不结婚，过着苦行僧生活，还要与什么巴拉京作斗争。今天社会若有“莉达“，有几个会与“巴拉京”斗争？到头来还被讥为“她的生活目的是让他人成为她施行她所谓的恩惠和善行的对象及材料。”何苦？所谓“让他人……”无非是说莉达希望让人感激她，讽刺莉达虚荣。我们真希望今天的社会这样的“虚荣者”越多越好。
评论家们不妨扪心自问，今天社会能不能产生莉达？如果你是权贵子弟，你会做莉达吗？
当社会存在不义，一个有知识的人应该怎么办？书中画家与莉达的一场争论可谓“永恒的争论”。
画家责备莉达“维护现行的社会制度”，责备莉达“您用医院和学校去帮助他们，可是您用这些东西并没有解除他们的镣铐，刚好相反，您把他们的奴隶地位弄得更深了”。还说什么“医疗所啦、学校啦、图书馆啦、药房啦，在现有条件下，是仅仅为奴役服务的。人民给一条大链子缚住。您呢，不去砍断那条链子，反倒替它添上新的环节”。对此莉达的回答是：“我不打算跟您吵，这些话我早已听别人说过。我只要跟您说一句话：人不可以把手放在膝盖上坐着不动。固然，我们没有拯救人类，也许我们还做了很多错事，可是我们在尽我们的能力做，那我们就是对的。”〔6〕
托尔斯泰在其剧本《活尸》中，也曾讨论过类似莉达和画家所争论的问题。面对社会广泛不义，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应该怎么办？托尔斯泰给迷惘者提供了三条道路：献身，做革命者；融入，做腾达者；回避，做旁观者。托尔斯泰在这里故意忽略了还有第四条道路，那就是莉达之路。其实那也是托尔斯泰所推崇的道路。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俄国许多“托尔斯泰主义者”在乡村所做的正是与莉达相同的工作。
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俄国还有许多“自由民粹派”从事乡村建设。自由民粹派“帮助农民巩固村社以对抗瓦解村社的资本主义关系，扩大农民份地，降低赎金和各种税收以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帮助农民组织信贷合作社与销售合作社，落实各种农艺和农技革新措施，为农民提供司法、教育和医疗援助……”〔7〕他们在农村一呆就是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在舍弃个人享受上似乎比莉达更“愚蠢”。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俄国，类似莉达这样贵族出身的少女有不少人参加了革命。契诃夫开始思考写作《带阁楼的房子》大约是在1894年。小说开头写到“这是六七年前的事了”，莉达在书中是二十三岁，推算过去，1881年苏菲亚刺杀亚历山大二世那年莉达是十七岁，1887年乌里扬诺夫（列宁兄）刺杀亚历山大三世时莉达是二十三岁。民粹派中十七八岁的少女并不罕见，莉达说不定真的曾经是个革命者。
关于曾经与沙皇专制政权浴血苦战的革命民粹派为什么后来不少转成了自由民粹派，屠格涅夫在小说《处女地》中作了精辟的解释。
《处女地》中的玛利安娜与涅兹达诺夫是一对恋人。两人参加了民粹派“到民间去”活动。在农村农民们把向他们宣传“斗争”、“抗议”的民粹派分子抓起来送交官府，并痛打他们。涅兹达诺夫受不了这个打击上吊而死，玛利安娜悲痛欲绝。这时玛利安娜的朋友，一个在工厂做工程师叫沙罗明的教育玛利安娜，说他们（民粹派）开了一个错误的头，他们这样贸然跑到农村向农民宣传反抗宣传革命是没有用的，这就好像用浅犁去犁处女地，当然犁不动。处女地要用“深犁”。那么什么叫做“深犁”呢？沙罗明用玛利安娜的话开导她说：“您心目中的开头是怎样的呢？这并不是堆筑障碍物，上面插上一面红旗，高喊共和国万岁！并且这也不是女人干的事。你们现在应该干的倒是找个留克莉亚（普通女孩名）来教她学点有用的东西，而且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留克莉亚也不是轻易地就能够明白，她还要回避你。她又会这样想：你要教她学的东西对她没有一点用处；过了两三个星期你又得跟另外一个留克莉亚惹麻烦了，同时你还得给一个小孩洗身子，教他念字母，或者是给病人拿药……这就是你的开头。”〔8〕
玛利安娜痛哭一番后，接受了沙罗明。她开始了解，“在现代，英雄行为并不是在老苹果树下自杀，或者是舆论的裁判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切沉痛后果，而是同人民一道从事日常的普遍的细心的工作……也只有真诚从事这种平凡的工作而毫无怨言的人，才能够在未来拯救自己的祖国”〔9〕。
沙罗明的种子落到了玛利安娜的心上。是否也落到了莉达的心上？
十月革命后，苏联《联共（布）党史》长期将自由民粹派定性为“沙皇制度的维护者，代表富农利益”，但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苏联解体前）苏联理论界已经为自由民粹派平反〔10〕，肯定他们的献身精神。那么莉达是不是也应该得到公正评价？
其实契诃夫本人也曾经是“莉达”。从萨哈林岛考察苦役生活回来后，适逢1892年俄国饥荒，契诃夫全身心投入赈济灾民与防治霍乱的工作，并与地方自治局合作，担任赈济活动的组织者。这段时间距《带阁楼的房子》完稿的时间不远。
可是为什么契诃夫要用讽刺性的笔调描写莉达呢？契诃夫后期创作有掩盖创作意图的倾向，这种倾向有时发展到不合情理的地步。
《黑衣修士》明明是极其深刻的作品，契诃夫却说“这是一篇医学小说，是一份病历。这篇小说谈的是自大狂”〔11〕。契诃夫对自己的另一部重要作品《第六病室》也有类似的贬低。如果光凭口头评语还不能“误导”读者，就要在写作方式上下一点功夫了，《带阁楼的房子》就属于这样写法。
当画家揣摩莉达“她对我没有好感。她所以不喜欢我，是因为我是风景画家，在图画里没有表现人民的困苦，依她看来，我对她坚定信仰的事业漠不关心”〔12〕。契诃夫唯恐此处使读者对莉达过于好感，随即写了画家的内心活动：“自己不是医生而给农民看病，那是欺骗他们；再说既有两千俄亩的田产，要做慈善家自然便当。”
当画家认为“在玛洛焦莫沃设立医疗所是完全不必要的”时候，莉达说了一段气愤的话：“上个星期安娜难产死了，要是附近有个医疗所，那她就会到现在还活着。我认为连风景画家也应该对这种事有一种看法才对。”〔13〕这段话稍有正义感的人都会为之感动，契诃夫随即写了莉达母亲听了女儿的话以后连说：“这是实话，莉达，这是实话。”
尽管如此，透过莉达话中所带的那种真诚感情，我们很难相信这类话会是反面人物说的，实际上契诃夫潜意识中对莉达的肯定远远比否定的多。
契诃夫的一生都在探索。从萨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