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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透过莉达话中所带的那种真诚感情，我们很难相信这类话会是反面人物说的，实际上契诃夫潜意识中对莉达的肯定远远比否定的多。
契诃夫的一生都在探索。从萨哈林岛回来后，他害怕听什么“主义”，厌恶讲什么“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他推崇“勇于把个人信念付诸实践的行动家”，颂扬“有信仰、有明确目标的人”，并且身体力行。
在这个时候，他写了《带阁楼的房子》。他不可能去否定实干的莉达，反而去赞扬只会空谈，甚至说“我现在不想工作，将来也不预备工作……什么事也不需要，还是叫这地球掉到地狱里去的好”的画家。
拂去罩在《带阁楼的房子》之上的团团迷雾（迷雾是契诃夫有意制造的），我们发现《带阁楼的房子》的主题是歌颂——歌颂莉达。
注释：
〔1〕柔石小说《二月》的男主人公，多愁善感，有正义感。
〔2〕参见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与爱》。
〔3〕〔4〕〔6〕〔11〕〔12〕〔13〕《契诃夫小说选》，汝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512、514、522、514、521、233页。
〔5〕〔10〕（苏）安·屠尔科夫著、朱逸森译：《安·巴·契诃夫和他的年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7、270页。
〔7〕〔9〕曹维安：《俄国史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355页。
〔8〕（俄）屠格涅夫著、巴金译：《处女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54页。
《过去的中学》前言
？ 骆驼刺
一
一次和朋友聊天，说起现在的中学除了讲硬件设施、以升学率作为唯一衡量指标外，早已无暇他顾。学生面对的是做不完的习题、补不完的课、考不完的试，既没有多少自由阅读的时间，更不用说通过社团自治等活动展开活泼的生命。老师同样被捆绑在应对各种考试的战车上，失去了所有创造的乐趣、精神的自主、和学生一同探索未知的可能性，纯粹成了枯燥乏味的教育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几年下来，什么棱角都会被磨平，最后一点个性色彩都会消失殆尽。我们由此说起过去的中学，朱自清、钱穆、夏丏尊等许多第一流的学者都有过长期在中学教书的生涯，开明书店那些编出了一流的教科书、教辅以及学生课外读物的编辑们几乎都有教书育人的实践，不禁感叹那个年代的学生有福。
《老照片》第三十辑刊出过一组回忆北京师大附中的文章，让人对过去的中学神往不已。其实不仅是北师大附中，而且天津南开中学、江苏扬州中学、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等等，都足以勾起一个个美丽得令人心伤的记忆。就说不太为人所知的春晖中学吧。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曾一度聚集了夏丏尊、丰子恺、朱光潜、朱自清、匡互生……这些在各自领域成就非凡的人物。老实说，衡量一所学校尤其是大学、中学好不好，主要不是看它的占地面积、高楼大厦，也不是先进仪器之类，而是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吸引、凝聚最优秀的老师，能在多大程度上培养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开启他们的心智，激发他们求知、求真和创造的欲望。与这些关乎到教育本身目的的指标相比，那些只能让平庸之辈、趋附之徒用来自豪、自夸甚至作为晋身之阶的硬件都将失去重量。
遥想李健吾、何兆武们在北师大附中就读的当年，校园里充满了生气和活力。这生气和活力来自一种与近代以来人类主流文明相接轨的开放的教育理念，来自校长、老师对教育神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他们对学生发自内心的关爱，更来自学生学习、实践、创造的自由与欢乐。石评梅在那里教过书，她的早逝曾让数百名受过她关怀的学生痛哭失声。李健吾在那里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郑天挺、黄仁宇、钱学森、于光远、张岱年、于浩成、蓝英年……都从那里走出。
散木的《感念师大附中》在记述他父亲青少年时代在这所学校留下的生命轨迹时，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无比丰富的课余生活。沐浴着五四的余晖，他们自行组织自治会、校友会、文学社团、剧社，创办会刊、新闻刊物、文学刊物，校园里到处是壁报和文艺园地；他们聆听过鲁迅、郁达夫、徐志摩等人的演讲……这一切让后世的人们恐怕都只有羡慕的分。值得一提的是，《校友会会刊》因为发表纪念马克思的文章，当局要抓人，校长林砺儒毅然站出来顶住，说此事不能由学生负责，“是我们教师没有仔细审稿，我们要做检查”。仅凭此举，历史就将记住一个中学校长的伟岸形象。
即使王学泰到师大附中上初中时已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但流风余韵仍在。“思想改造”、“批胡风”虽已揭幕，并未蔓延到中学校园。他在《师大附中生活点滴》中回想起那些老师们的教学依然充满温暖和骄傲——“讲课能让学生如醉如痴”：比听梅兰芳的戏都过瘾的语文老师时雁行，翻译过“范氏大代数”的数学老师韩满庐，得过北京“三铁冠军”的体育老师张汝汉，精通古典诗词的自然地理老师也是他初一的班主任王树声……这样的中学又如何让人忘得了呢。难怪他不无深情地说，后来自己之所以走上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研究的道路，周围老师同学的影响就是一个重要因素。
二
在人的一生中，中学阶段正是求知欲最旺盛、记忆力最好、想像力最丰富，对一切都充满幻想的时期。许多在各自领域出类拔萃的人回忆起自己的中学时光，之所以会常常心存感念，就是因为他们的人生理想是从那里起步的，他们的知识基础是在那里奠定的，他们的精神气质是在那里形成的，最初的社会活动训练是在那里进行的。像北师大附中、南开中学、扬州中学那样历史悠久的名校，创办人的办学理念、长期积累起来的校园文化、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以及整个学习的风气，共同构成了一个不可取代的精神坐标。人生有幸在那样的学校里求学、生活过，那是终生都不能忘记的幸福。
1929年毕业于北京师大附中的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深情地说：“二十年代，我在师大附中读书，受到了深切的教育，奠定了我一生治学的基础。”他永远都忘不了林砺儒校长1924年对全校学生的一次演讲，其中讲到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三大律令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人人都看作目的，不要看作手段，认为这是康德的大发现。他在七十多年后表示：“当时我听了非常感动，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同年毕业的科学家钱学森说：“我对师大附中很有感情。在附中六年所受的教育，对我的一生、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作用。我在理工部学习，正课和选修课有大代数、解析几何、微积分、非欧几何（高一时几何老师是傅仲孙先生）。物理学用美国当时的大学一年级课本。还有无机化学、有机化学。有些课用英文讲，到了高二要学第二外语，设有德语、法语。伦理学课是由校长林砺儒先生教。我今天说了，恐怕诸位还不相信，我高中毕业时，理科课程已经学到我们现在大学的二年级了。”
当过华中理工大学校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九思先生曾说过，自己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在文、理、工综合的环境中接受教育，亲身体验到这种教育的好处，所以立志把华中工学院办成综合性大学。其中特别是扬州中学给他的影响最为深刻：
我很幸运，青少年时上的中学是当时很好的一所中学——江苏省立扬州中学。当时的社会舆论是“北有南开，南有扬中”。我在扬州中学接受了六年教育。这所学校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文理并重。当时扬州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和其他学校一样，在考大学时考虑到将来的“饭碗”问题，报考工科的比较多，但学校并没有因此重理轻文。学校对语文（那时叫国文）和英语当然重视，对中国历史和中外地理也同样重视。课程内容很充实，因为史地教育实质上是爱国主义教育，是人文素质教育。课程设置也很丰富，如普通英语课程外，还开了“英语修辞学”。这本是大学英语系的课。又如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在一般的中学是一门课，我们中学分别开了三门课，内容就充实多了。另外，高中数理化用英文版教材；建了当时很有气派的实验楼，还有一台很小的教学用Ｘ光机，可以表演给学生看；舍得花钱买书，图书馆馆藏图书比较丰富等等，都是当时中学少有的。那时我们学那么多课程，由于教师教得好，学生的程度也不错，负担并不感到重，还读了很多课外书，照样参加体育活动。由于教学质量高，我们学校高中毕业生只要考大学，没有考不取的，而且考的都是报考人数远远多于录取人数、竞争激烈的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只报考南开大学一所学校，对其他私立大学都看不上（教会大学因收费高，一般不去报考）。我中学时代母校的办学模式，给了我终身难忘的印象，成了我思想深处办学的一个重要榜样。
扬州中学当时是全国有名的好学校。好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就是教师水平高，教书教得好。那时校长叫周厚枢，留学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了硕士学位。他最大的功劳就在于聘请了一批好教师，不仅从本地聘，而且从江南聘，因为江南不论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比扬州所在的江北发达。不仅主课教师要聘好的，而且音、体、美各科教师也要聘好的。如音乐老师李崇祜，是上世纪二十年代著名教育家李更生的女儿。美术老师是从上海附近请来的，叫吴人文，颇有造诣。现在扬州中学大礼堂上方的浮雕就是他的作品。体育老师在扬州聘请不到好的，也到外地聘请。当时初中、高中的体育教师都是外地的。教师对于办学之重要意义，我青少年时代就有切身体验。
在许多老一辈知识分子的记忆中，不仅人们熟知的那些百年名校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就是许多散落在全国各个角落的那些普通中学，无论是私立的、国立的中学还是教会中学，有名的或默默无闻的，都一样富有特色和个性，一样卓有成效，培养出了许多杰出人才。地理学家、冰川学开创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施雅风先生，回忆自己上中学时，遇到一个优秀的地理老师，对地理的兴趣就被激发起来了，后来毅然选择了地理专业。被誉为“中国律师界良心”的张思之先生，于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中在四川读的初中、高中都是国立的流亡中学，那里的课堂、老师的举止笑貌一直铭刻在他的记忆深处。他后来从事律师职业，却终生对宋词、元曲有着浓厚的兴趣，时时从中领悟汉语的美妙、感受生命的悲欢。这一切首先来自中学教育给他的熏陶。中美关系史学者资中筠女士说起她早年在天津耀华中学接受的教育，充满了感激之情，认为自己一辈子都受用不尽。
确实，一所好的学校，无论中学还是大学，都应该是能让每一个从那里走出去的学生，在漫长的生命途中时时驻足回望的，是能让学生有一种精神归属感的。中学时正值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是生命之花含苞待放的时段，一所好的中学给学生提供的除了知识之外，更重要的还是提供一种求知的方法、路径。因为中学教育是一种精神的训练，是打开学生认知世界、观察社会的窗户，或者说是提供他们一个眺望世界的平台，是启迪他们心智，点亮每个人心中的那盏灯，是对他们创造的鼓励和激发。过去的中学，不光是那些名校，就是大多数普普通通的学校也在相当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在那里，学校教育的目的从来都不是单纯为了应付考试，升学率不是衡量一所学校的唯一指标，教育本身有着比考试更高的价值，教育的过程要远重于结果，尽管考试成绩作为检验方式无法回避。1936年科学家竺可桢初任浙江大学校长时，投考浙大的考生来自全国各地，成绩出来，他在9月4日的日记中说，“苏省上海中学占百分之六十，而南通中学、扬州中学均不恶。苏州中学报考之人占第一位，计九十一人，较杭高之八十二人尚多。但所取则仅二十三人。南开中学并不见佳。北方以北师大附中为佳”。但是，在那个不是“一刀切”的时代，考试不是独一无二的，一次考试“并不见佳”，并不影响南开中学的声望，没有人会因此而否定私立南开中学是一所好中学。曾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的历史学家何炳棣在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如此分析：“如专就狭义数理教学而言，南开中学的水准只是合理的高，但要略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