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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变法的志士为“医者”，这种思想在当时够激进的了。王国维的头脑中不太在乎满汉夷夏之辨，对民族革命素来不抱同情，他对中国同盟会中那些虎跃鹰扬的少年始终缺乏好感。王国维游学日本时，曾在复罗振玉的信里预卜革命党的前途：“诸生骛于血气，结党奔走，如燎方扬，不可遏止。料其将来，贤者以殒其身，不肖者以便其私，万一果发难，国是不可问矣。”日后的事实证明，他所料不差，宋教仁、陈其美被袁世凯暗杀，黄兴、蔡锷未获中寿，贤者凋零殆尽，而汪精卫、蒋介石这样的不肖者则窃据军政大权，国事蜩螗，终于不可收拾。王国维曾与陈寅恪谈及时政：中国民智未开，教育落后，如骤行民主，必为野心家所乘。他身在民国，心系前朝，留恋典章文物，对国家祸乱感受深切，君主立宪也好，民主共和也罢，都是政客们手中的幌子，国计民生何尝有丝毫改善？反而更趋恶化。他怀念故国前朝，与溥仪既有君臣之名，复有师生之谊。溥仪赐宴时为他挟菜，区区小事，他尚且念念不忘，对家人津津乐道。
取殉清说的还有大学者王力。他是亲炙于王门的弟子，挽诗中亦将恩师视同屈子：“竟把昆明当汨罗，长辞亲友赴清波。取义舍生欣所得，不顾人间唤奈何！”清华教授吴宓的挽联亦属同调：“离宫犹是前朝，主辱臣忧，汨罗异代沉屈子。浩劫正逢今日，人亡国瘁，海宇同声哭郑君。”他将王国维的节操比屈原，将王国维的学问比郑玄。在战国时期，屈原怀沙自沉是大事件，在民国时期，王国维投水自尽也是大事件。说到底，他们的自杀都是由于环境恶劣、时势凶险、情绪低落、精神苦闷等多种因素交相煎迫的结果。其所恶有甚于死者，则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毫无疑问，王国维心目中的“仁”、“义”与诸君子所持守的“仁”、“义”大相径庭。在同样的处境下，他毅然寻死，而诸君子则奋然求活，完全由价值取向和精神韧度决定，无所谓谁高尚谁庸常，褒美一个，贬低一群，更无必要。《清史稿》的作者将王国维列入“忠义传”，而不是“儒林”或“文苑”，自有深意存焉。
金梁力主尸谏说，此说由殉清说派生而出。他在《殉节记》中写道：“公殉节前三日，余访之校舍，公平居静默，是日忧愤异常时，既以时变日亟，事不可为，又念张园可虑，切陈左右请迁移，竟不为代达，愤激几泣下……”当时溥仪蛰居天津张园，郑孝胥等数位亲信环侍左右，罗振玉、王国维等遗老根本无法接近，更别说进言献计。逊帝受奸小包围，不顾危险，不谋进取，王国维对这种情形充满忧虑，却又无可如何，便采取尸谏的极端方式去激醒溥仪，这一逻辑推理未免失之简单。
郑孝胥、溥仪、郭沫若等人力主王国维受罗振玉逼迫而死说。此说的源头当是郑孝胥。郑孝胥与罗振玉交恶，于是借王国维自杀放出冷箭，不仅令逊帝溥仪深信不疑，还使历史学家郭沫若信以为真。传言说，罗振玉与王国维同在日本时，即合作做过生意，饶有赢利，王国维名下分到一万多元，但他并未收取，存放在罗振玉的账号上，其后罗振玉做投机生意，大折其本，王国维的一万多元全打了水漂。王国维还欠下一屁股债务，单是偿还利息一项，就差不多要耗去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百元月薪。王国维自感经济上没有出路，便投水自尽。另有传言，绍英曾托王国维变卖清宫流出的字画，罗振玉将这桩美事包揽下来，可是出货之后却将所得款项（一千多元）悉数扣留，作为归还的债款。王国维极爱面子，无法向绍英交待，索性跳了昆明湖。此外还有传言，王潜明死后，罗振玉为女儿向王国维索要每年二千元生活费，使王国维无力招架。逼债说在情理上很难站得住脚。罗振玉识拔王国维于上海东文学社，当时王国维二十二岁，罗振玉三十三岁。罗氏之于王氏，犹如伯乐之于千里马，他对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多有帮助，还解除了王国维在生计方面的窘困。罗振玉经商有道是不错，但总体而言，他是一位颇具素养的学者，不是那种钻进钱眼就出不来的市侩。他研究学术，从来不吝啬银钱，他向王国维逼债，纯属无稽之谈。王国维的幼女王东明曾作证，罗振玉与王国维之间没有任何债务纠纷，王国维从未经商，也没有倒腾过字画古董。王国维自尽后，罗振玉追悔莫及，他曾在旅顺对表兄刘蕙孙说，“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自咎之情溢于言表。
由罗振玉逼债说更衍生出王国维早年为罗振玉捉刀写书说。郭沫若、傅斯年等人断定《殷墟书契考释》的真作者是王国维。陈寅恪曾向傅斯年透露罗氏用四百元买断此书的著作权，只因王国维性情厚道，“老实得像香肠一样”，急于报恩，便让罗振玉独享其名。陈寅恪确曾在挽词中有所暗示，“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郦寄骗吕禄出游，使周勃乘隙潜入北军，尽诛诸吕，是卖友的典型人物。在陈寅恪眼中，罗氏为人竟如是不堪！王国维死后，古器大出，罗氏却反而搁笔，偶辑大令尊，居然不及初学水平。罗氏晚年学力大退，著书立说，与早年自相矛盾，令大学者杨树达疑窦丛生：“一人著书，竟自忘其前说，虽善忘不至如此。”多年后，陈梦家购得《殷墟书契考释》的原始手稿，证明作者实为罗振玉，此说才不攻自破，归于平息。
陈寅恪力主王国维为求思想自由、精神独立而死说。应该看到，他的观点前后有不小的变化，起初他在悼诗中认为王国维之死旨在殉清：“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其后深入思量，他认为殉清一说太窄狭，不足以彰显王国维的精神境界，于是改造前说，作出新的推断。王国维素以学术为性命，他的死旨在殉中华传统文化。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写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其所谓“一死从容殉大伦，千秋怅望悲遗志”，“大伦”之意除指君臣之伦，已有更宽广的外延。陈寅恪在《清华学校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更是迈进了一大步，彻底颠覆殉清说。他判定王国维并非为殉清而死，“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乃是为确保“其独立自由之意志”不遭践踏而死。从精神深处分析王国维自尽的根源——“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陈寅恪颇得要领。应该说，这一通识颇有见地。王国维屡经世变，眼看诗书弃如土苴，冠裳沦为禽兽，却无力振颓流于万一，展抱负于少顷，思想不得自由，精神无法独立，于是愤而投水，毅然断绝外缘的纷扰和威胁。王国维自杀七年后，陈寅恪在《王静安遗书序》一文中重申前说，对故友投水自尽深表同情，认为这是极少数人才能理解的壮举：“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无辙迹之可寻。……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王国维在遗书中嘱咐陈寅恪为他整理遗稿，委托之重，信任之深，非比寻常。事实上，也确乎只有陈寅恪这位大智者堪称他心印神契的知己。
周作人、萧艾等人力主王国维悲观厌世说。周作人在《偶感之二》中写道：“王君以头脑清晰的学者而去做遗老弄经学，结果是思想的冲突与精神的苦闷，这或者是自杀——至少也是悲观的主因。……以王君这样理知发达的人，不会不发见自己生活的矛盾与工作的偏颇，或者简直这都与他的趣味倾向相反而感到一种苦闷……徒以情势牵连，莫能解脱，终至进退维谷，不能不出于破灭这一途了。”王国维体质瘦弱，面部苍黄，鼻架玳瑁眼镜，乍一看去，就像是六七十岁的衰翁。他早年患有严重的脚气病，肺部也有纰漏。1904年，二十七岁时，他写《红楼梦评论》，深受叔本华悲观哲学的影响，已露出厌世的端倪，视人生之全过程无时无处不有苦痛：“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终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夫倦厌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有能除去此二者，吾人谓之为快乐。然当其求快乐也，吾人于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且快乐之后，其感苦痛也弥深……又此苦痛与世界文化俱增，而不由之而减。何则？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故也……”王国维饱经忧患，乱世的种种怪象、险象、恶象和凶象使他的厌世思想牢不可拔。脚气病能导致肌肉萎缩、步态失常，还严重影响视神经。王国维的高度近视实乃脚气病暗中作祟所致。他死前数月，染上肺结核，一度咯血。疾病的折磨，使他更为悲观。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已论及解脱：“而解脱之中，又自有两种之别：一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苦痛。然前者之解脱，惟非常之人为能，其高百倍于后者，而其难亦百倍。但由其成功观之，则二者一也。通常之人，其解脱由于苦痛之阅历，而不由于苦痛之知识。惟非常之人，由非常之知力而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始知生活与苦痛之不能相离，由是求绝其生活之欲而得解脱之道。”王国维既观苦痛，又觉苦痛，自然更要求取解脱之方。
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和绝对。王国维的同庚好友蒋汝藻一度经商失败，藏书抵押殆尽。王国维深感惋惜，致书相慰：“然山河尚有变移，不过当局者难为情耳。”其后，他又在致蒋氏之子榖孙的书札中强调：“天道剥而必复，人事愤而后发。”这说明，勉旃他人则易，宽解自己则难。王国维特别喜欢清人黄仲则的诗，尤其爱赏《绮怀》一首，其中“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读之心有戚戚然。王国维诗词俱佳，他“往往以沉重之心情，不得已之笔墨，透露宇宙悠悠、人生飘忽、悲欢无据之意境，亦即无可免之悲剧”，诸如“已恨年华留不住，争知恨里年华去”、“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这样的名句，都与黄仲则的风格接近。
顾颉刚和王国维同在清华学校任教，他独出新论，认为是国家当时没有研究机构，良好的治学环境难得而易失，使王国维走上了绝路。在《悼王静安先生》一文中，他先讲时势：“湖南政府把叶德辉枪毙，浙江政府把章炳麟的家产没收，在我们看来，觉得他们是罪有应得，并不诧异。但是这种事情或者深深地刺中了静安先生的心，以为党军既敢用这样的辣手对付学者，他们到了北京，也会把他如法炮制，办他一个‘复辟派’的罪名的。与其到那时受辱，不如趁党军未来时，索性做了清室的忠臣，到清室的花园里死了，倒落一个千载流芳。”这仍是殉清说的滥调重弹，但顾颉刚真正要表达的是另一层意思：王国维之所以成为“遗而不老”的遗老，投到清室的怀抱，以至于骑虎难下，惟有一挺到死，乃是受了罗振玉的影响。“罗氏喜欢矫情饰智，欺世盗名，有意借了遗老一块牌子来图自己的名利。”王国维在经济上长期仰仗于罗振玉，因此才能不问外事，专心读书，积累精湛的学问。这样一来，其思想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罗氏的羁绊，与逊帝溥仪生出瓜葛，因而难以自脱。顾颉刚的结论是：“倘使中国早有了研究学问的机关，凡是有志研究的人到里边去，可以恣意满足他的知识欲，而又无衣食之忧，那么静安先生何必去靠罗氏，更何必因靠罗氏之故而成为遗老？”顾颉刚还谈到王国维的辫子，认为“这是他不肯自居于民众，故意立异，装腔作势，以鸣其高傲，以维持其士大夫阶级的尊严的确据”。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