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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史话-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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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称《千金方》),可以说是集唐以前我国医学的大成。

  孙思邈认为,作为一个医生首先要具备良好的品质。他在《千金方》的自序中
明确指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为名也”。这里他
以人命重于千金为比喻,也是他为何要把“千金”两字作为自己书名的真正含义,
他还在书中强调了对病家一定要有高度的同情心和责任感。看病时必须集中精力,
不得与“病人多语调笑,切忌大声喧嚷,绝不可道说是非,炫耀声名,诋毁他医”
。对于病家,不论是贵贱贫富,还是知亲好友,都要一视同仁地诊治。在重危病人
的治疗中,绝不应首先考虑个人的声誉而产生患得患失,要把病人的疾苦看作是自
己的疾苦。在出诊的时候,要做到不畏艰难崎岖,不管白天黑夜、严寒酷暑,不顾
饥渴疲劳、一心一意地救治病人。同时,他还强调要精勤不倦地学习,这样才能博
采医学源流,成为一个有真才实学的医生。总之,孙思邈把医学看作为一项极为崇
高的工作。

  唐高宗永徽三年(西元六五二年),孙思邈写成了《备急千金要方》一书,此
书共计三十卷,有二三零门,合方论五三零零首。三十年後,他又著成《千金翼方
》三十卷,作为对《备急千金要》方的补充。在这两部书中,孙思邈不仅收载了唐
以前的《经文古方》,而且还记录了大量的“俗说单方”,并结合自己丰富的医疗
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医学。对疾病的预防、诊断、用药处方、针灸及食物疗法等
,都作了精辟的论述。如他在书中记载了用白头翁、苦参子、黄连等中草药来治疗
痢疾;用常山、蜀漆等治疗疟疾;以槟榔治疗绦虫病.……这些药物一直用至今,
并被现代科学证明为有效的方法。他还根据“肝补肝明目”的理论,首创应用含有
大量维生素甲的动物肝脏,如羊肝、牛肝等,以治疗缺乏维生素甲所致的夜盲症。
对于因缺少碘质出现甲状腺肿大的病人,他不仅用含碘量较高的海藻、昆布等药物
进行治疗,更出了应用羊靥、鹿靥(即羊、鹿的甲状腺)来治疗。现在知道,在这
些动物的甲状腺内都含有丰富的碘质,这对缺碘性甲状腺肿大的病人无疑是有疗效
的。尤足称道的是他还提出了脚气病的预防和治疗方法。除了应用防风、蜀椒、吴
茱茱等药物来治疗脚气病之外,还主张把谷皮(楮椿皮)煎成汤,再以这种汤粥,
经常食用,来预防脚气病的发生。现已了解到这些药物及谷皮内均含有大量的维生
素乙,而脚气就是人体内缺少维生素乙所引起的,孙思邈对这种病的认识,以及所
提出的正确的治疗、预防方法,比一六四二年在欧洲第一次论述脚气病,早了整整
十个世纪。

  孙思邈在书中还特别强调要重保健卫生。他认为妇女与小儿由于生理上的特点
,不同于男性和成人,因此在治疗上必须设置专科。并主张妇女在怀孕期间要节制
嗜欲,调养性情,避免受惊;临产时不要忙乱紧张,接生者及旁人须保持镇静,不
能显出惊恐或面露忧容,否则会引致难产发生。婴儿出世後,要立即擦去小儿口中
的污物,防止窒息等等。他对小儿的发育过程也作了非常仔细的观察和记载。比如
小儿牙齿的生长,什么时候能翻身、爬行、站立和走路等,记载都要和实际情况相
当接近。更为可贵的是,他还主张小儿衣著要软,不宜过厚,应该常晒太阳,呼吸
鲜空气。他对乳母的条件、哺乳时间、次数、乳量及哺乳卫生常识和小儿护理的方
法,也都作有正确详细的记载。

  在药物学方面,孙思邈更是有独特的见解。他十分注重采药的时间和制作的方
法,一再强调说,“夫药采取不知时节,不以阴干、曝干,虽有药名,终无药实。
故不依时采取,与朽木不殊,虚费人功,卒无裨益”。因而他详细记述了二三零多
种药物的采集时间,并列举出六八零种常用和常见的药物,建议人们随时采集,以
备不时之需。他还认为采药必须弄清产地,故在书中记载了当时一三三州所产的五
一九种道地药物。此外,他还创立了依据药物的治疗功效对药物进行分类的方法。
由于孙思邈在药物学方面的突出贡献,人们尊称他为“药王”。

  孙思遥不但善于治病,还非常重视卫生。指出人应当养成不随地吐痰的习惯,
不能过于放纵情欲,不能暴饮暴食,吃饭要细嚼慢咽,不能吃生肉,饭後必须要漱
口,不能立即就睡卧,要经常散步,夜里不能吃得过饱过醉,冬天睡觉不要用被蒙
头,不要在头前置放火炉等等。

  孙思邈提出的这些意见,在今天看来,还是非常正确而符合科学原理的。

  《千金》方刊出後,唐以後的我国医学著作中,引据此书就相当多。在国外,
《千金方》也享有相当的声誉,日本、朝鲜的医家都曾将该书作为重要的参考文献



《外台秘要》其功不可泯

  《外台秘要》为唐代的王焘所作。他是陕西省眉县人,大约生于西元六七零年
,卒于西元七五五年。他由于从小体弱多病,便逐渐对医学发生了兴趣。常常与医
术高明的医生在一起,向他们学习医学理论和治病技术,终于成为一个学验兼优的
杰出医学家。

  王焘曾在唐代官府图书中心——弘文馆整理图书达廿馀年之久,这使他有机会
广泛阅读唐代以前的大量医学书籍。阅读中,他一丝不苟地探索诸家医方的枢要加
以逐条分别摘录,凡所取舍,都经过再三考虑斟酌,凡经采纳的,均清楚地注明出
处来源、书名和卷数。经过几十年的阅读、鉴赏、抄录,终于在唐天宝十一年(西
元七五二年)他将收集积累的大量资料,分类编辑,整理成书,并命名为《外台秘
要》。《外台秘要》的成书,是王焘一生辛勤劳动的成果,不但为我国医学的发展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就是对世界医学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如朝鲜的《医方类聚》
、日本的《医心方》等医学名著,大多以这本书为重要的参考资料。

  《外台秘要》是唐代的又一部总结性的医学巨著,它与一百年前成书《千金方
》相比,别具风格,各有千秋。全书收载的医学资料既相当广泛,但又不庞杂。困
此宋代医官孙兆在校正这部书的时候,曾予以高度评价说:“得古今方,上自神农,
下及唐世,无不采摭……,诸方皆机密枢要也”。所以,这部书的内容不仅限于古
方古论一端,而且能大胆地采纳民间“单方”、“验方”,以推广当时的民间医学
,为後人提供和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医学稽考文献。尤其是一些在南宋时已有散佚,
现在大多已经失传的小品;深师、崔氏、许仁则、张文仲等方书,都赖《外台秘要
》收录,才能使我们在今天还可以窥见其概略。对此,清代名医徐灵胎曾赞许说:“
历代之方,于焉大备……,唐以前之方,赖此书以存,其功亦不可泯”。

  《外台秘要》全书共有四十卷,分成一一零四门,都是先论後方。所包括的疾
病,可分成内科、外科、骨科、妇产科、小儿科、五官科、皮肤科以及中毒、急救
、螫咬伤等。论著详尽,次序井然。在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方面,有了许多新的成
就。尤为突出的是对伤寒、肺结核、疟疾、天花、霍乱等传染病的论述,更为精湛
。如关于肺结核的叙述,认为一般肺结核病人下午均可出现潮热、盗汗、面红升火
,以及身体日益消瘦的症状。假如见到有腹水的出现,则是病情极为严重的证象。
他还详细地描写了天花的症状,对发疹、起浆、化脓、结痂的全部过程,都作了明
确的说明。并能根据痘疹的色泽,分布的情况,作出病人预後好坏的判断。这些记
载都如实地反映了古代医家观疾病的精细和诊断的确切,也证明了我国医学家在唐
代时对某些传染病的认识已达到了相当的程度。至于书中所载的治疗方法,除应用
药物处方外,还有艾灸疗法,人工急救等。书中还载录了诊黄疸病及揭示病情转归
的方法,即通过用白帛浸染法来检验每夜小便的颜色,以掌握病情的变化。这个世
界医学史上最早的实验诊法,虽并非由王焘所创,但若没有《外台秘要》的引用,
恐怕早已散佚无遗了。当然,不论《千金方》或是《外台秘要》,都不可免地存在
著某些错误,但他们仍不愧为唐代医巨著,医方瑰宝。


              鉴真大师与中日医药交流

有缘之国、慷慨以赴

  唐天宝元年(西元七四二年)十月下旬,扬州城里来了一批风尘仆仆的僧徒,
其中有两个名叫荣睿、普照的日本僧徒,他们专程从长安来扬州,准备邀请大明寺
的高僧鉴真去日本传授戒律。

  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两位日本僧徒不避艰险远涉重洋来扬州聘请鉴真和尚?

  西元六、七世纪之际,日本社会正处于封建过渡的大变革时期,由于时代的改
变,文化得到迅速的发展,为了适应文化发展的需要,日本迫切要求学习先进的科
学文化与技术知识。隋唐年间,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达到高度发展。这就强烈地吸引
著日本,因此,日本政府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使团来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并派遣了
大批的留学生、学问僧来中国学习。隋朝二十八年内,日本政府三次派出遣隋使;
唐代二百年间(西元六三零—八四年),先後十九次派出遣唐使,其中人数最多时
达五、六百人,可见当的盛况。

  佛教自西元六世纪传入日本以来,至西元七、八世纪也达于鼎盛时期,成为日
本的国家宗教。日本朝廷为了把佛教事业掌握在自己手中,认识到必须以国家的名
义来制定授戒制度。从佛教来说,也深感日本佛门戒法不全,切需从唐土聘请传戒
高僧,以建立如法的僧伽制度。日本佛教界领袖隆尊长老向日本政府提出,并推荐
荣睿、普照这两位年轻的僧徒去唐土聘请传戒高僧。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荣睿、普
照肩负著日本政府与法门的重任,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西元七三三年)随第九
次遣唐使来到中国。

  荣睿、普照来唐後,在洛阳、长安学习佛学达十年之久,这期间虽然在长安聘
得了一位名叫道璇的僧徒去日本传戒,由于道璇的学问资历还不够理想,加上僧员
不足,仍不克完成正规的受戒仪式。荣睿、普照从大安国寺的一位名叫道航的僧徒
那里,得知扬州道航的老师鉴真是一位学识渊博、且德高望重的高僧。荣睿、普照
为了完成来唐的使命,终于在唐天宝元年约同了长安的僧人道航、澄观,洛阳的僧
人德清,高丽的僧人如海一起来扬州拜谒鉴真,邀请鉴真并请他推荐德学兼备的传
戒师同去日本传授戒律。

  当荣睿、普照来大明寺拜竭鉴真时,看到鉴真确实是一位学识渊博、“并世无
二”的大名高僧,他们怀著虔敬的心情向鉴真陈述了来意,并向他顶礼说:“我国
在海之中,不知距齐州几千里,虽有法而无传法人,譬犹终夜有求于幽室,非烛何
见乎!愿师可能缀此方之利乐,为海东之导师可乎?”鉴真平时已传闻日本的情况
,今看到他们一片诚意,深感日本是一个“有缘之国”。当时就问徒众说:“谁有
应此远请向日本国传法者乎?”可是在扬州的徒众一个也不叹声,一位叫祥彦的僧
徒出来说道:“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表明祥彦对东渡日
本的自然障碍有很大的顾虑。不等祥彦说完,鉴真又开口道:“另有谁愿意去者?
”仍旧无人回答,于是鉴真第三次开口道:“是为法事也,可惜身命!诸人不去,
我即去耳!”鉴真大师的回答,语气是如此的坚决,在座的弟子不禁为师父的决心
所感动,于是祥彦等十七位僧徒纷纷表示态度,随师东渡传戒。那时,鉴真已有五
十五岁,从此开始了他那照耀史册的伟大事业。


出生入死六次东渡

  自从鉴真接受日僧邀请,他不仅要克服“沧海淼漫”的自然障碍,而且还要对
付更为复杂的社会阻力,在十一年的时间里,前後六次东度,五次失败。

  唐天宝二年(西元七四三年)三月,鉴真作了一切东渡的准备,正待启航,不
意浙东一带出现了海盗,随行的僧徒中间又发生了意见纠纷,道航认为高丽僧人如
海学行欠缺,不应带他同行,如海遂向官府诬告,说道航等私通海盗,淮南采访使
班景倩立即将荣睿、普照、道航等人拘捕,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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