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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在江苏、安徽、河北、河南、湖北、山东六省，各划专区试点。
“中央训练团”，特别开办“实验绥靖区干部训练班”，训练区长、县长等干部，配合施行。
认真实施，也就和美国在南越办的战略村类似，是以组织对组织的一种手段。
南越这一妙招，没有成功，关键系于：
（1）属于政府方面的干部，赶不上越共方面干部对主义信仰的宗教狂热。
（2）政府军没有力量保护村民的安全。经不起越共的报复打击。
中国的情况，较越南更特殊。地主和农民的利益，彼此矛盾。绝大多数农民相信，跟着共产党走，将结束贫困，获得翻身。
凭这付印象，已命定失败，劳民伤财，空忙一阵。
经国有什么选择呢？明知不可为，亦只有临危受命，鞠躬尽瘁。
计划没有出门，困难来了。行政院重划行政区是第一关，中训团另编预算，订编制，备营房是第二关。
行政院的官僚们，对国事的轻重缓急，漠不关心。仅知道照章办事，奉公守法。一记太极拳打过来，经国已手足失措。他们说：“设立实验区，事关改变现时政区，行政院政务委员无权定夺。须将原案咨请立法院审议通过。”耗时旷日不说，能否顺利通过，还是未定之数。
最后，还是蒋先生想到的变通办法，根据“戡乱总动员令”，交国防部出面办理。但“实验绥靖区”的原定计划，早已走样。
国民党的事，如是拖泥带水，甭说，对敌斗争之不易，对付自己的官僚阶层，就够辛苦了。
“戡建班”第一期毕业的学生，约一千二百余人，编为六个大队，每人发美式手枪一支，子弹两百发，官阶准尉、上尉不等，颇有点御林军的威严。
一九四八年一月，国防部戡建总队＇16＇成立。总队长胡轨，下辖六个中队，分驻苏北、皖北、豫南、鄂北、鲁南、冀东各地。但都受经国直接主持的“戡建中心小组”指挥。
队员或个别、或小组，参与地方施政，组训民众等工作。有时用他们的上方宝剑，进行搜查、逮捕活动。以戡乱建国的“先锋队”、“政治兵’自居，难免轻视地方干部的尊严，发生越权揽权等情。因而，戡建的功能，未见发挥，内部倾轧的现象，不一而足。
戡建总队之外，尚设戡建小组，负责情报活动，为经国经营情报组织的滥觞。
其奈，俱往矣，随着国军的覆灭，他这支新兵，被俘、被歼的．占十之八九。他们是充州第五大队，于许世友占领济南后，自大队长谈明义以下，无一幸免。少将督导游鲲（曾任蒋主任秘书）同时成擒。
襄阳第四大队全队被歼、包括大队长刘复州在内。
潢州第三大队，因豫南战局吃紧，各奔东西，而自行解体。
淮阴第一大队，未遑开展工作，即和南京的联系切断，后陆续逃回上海。
合肥的第二大队和唐山的第六大队，一九四八年七月调到上海。
武汉“戡建小组”的组长宋特立，携秘密档案投共。
赣南时期，经国曾说过：“年轻人的日子是不夜的，可是年轻人的黄昏来得太早了。”现在，竟成了他自己的忏语，命运就这么捉弄着他。
注释＇1＇吴嘉静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共谈判与马歇尔使华》，《中报月刊》第41期（香港一九八三年六月》，第98页。＇2＇曹聚仁著《采访二记》，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3＇曹省三、曹云霞答《蒋经国系史话》，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一九七九年八月出版，第178页。＇4＇程思远著《李宗仁先生晚年》，第9页，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一九八0年十二月北京。＇5＇白斌为广西籍立法委员＇6＇第一次当选国民党中央委员。＇7＇同＇3＇。＇8＇黄维，前国军十二兵团司令，徐蚌会战被俘，一九七五中共释俘时，恢复自由。＇9＇同＇3＇，第185页。＇10＇毛泽东著《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29页。这一统计数字，不一定正确，但国军损耗巨大是事实，董显光谓“到了民国三十六年终，中国政府日益增加的危险已呈更剧烈的现象”。《蒋总统传》，第488页。＇11＇电影《南征北战》和《红日》即描写此役经过。战争发生于山东沂蒙山区。＇12＇参阅《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一九四六年十一二月），一九四七年四月，共军主动放弃延安国军得一空城，不久，胡部被全歼。＇13＇ Russell Randall准将，认为这场战争有五个方面：战场上、财务上、政治上、精神上和心理上。见《中国时报》旧金山版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第二版。＇14＇暗杀闻一多、李公朴，其余如特务恐怖、抓人、判刑、坐牢等。真正的共党分子，极少抓到。＇15＇同＇3＇。＇16＇国防部系统的特种工作队，尚有“人民服务总队”属邓文仪的国防部新闻局，“绥靖总队”属国防部第二厅。
12八一九防线战争进入第二年（和谈破裂），共军反守为攻，国军精锐，象见到太阳的坚冰，快速融化。
毛泽东“宜将胜勇追穷寇”＇1＇的战略，就是看准蒋的弱点，不让南京有喘气的机会，由内线进攻，加速蒋氏王朝的崩解。
等到后来，蒋看到事态之严重，承认经济战场上，也遭受挫折，已生命垂危，再无法挽救了。
据董显光说：一九四八年夏间，印刷纸币的费用，已经赶不上货币的兑换价值。＇2＇从社会经济的实情去了解，假定，以国立大学的教授收入作例：“胜利初期的教授收入，约等于战前的十分之一；如以银元来计算，约等于十五元上下，到了发行金圆券的前夕，我们的收入，只等于银元五、六元左右了。这份薪给，比之战前女工，还差了一半。”＇3＇这是一位教授的自述。再从当时流行的钞票面额来看，一九四八年的七月十九日，二十五万元的关金大钞开始问世了，法币的发行量已是战前的二十万倍，物价的涨度为战前的三百九十万倍，物价上涨的幅度，如此巨大，可真是“法币的末日”了。
造成这样严重情势的因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外在的压力，是中共的控制地区，日益扩大，到这年的六月三十日为止，解放军已经控制了二百三十五万平万公里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超过一亿六千八百万。国库收入（田赋）锐减，但军费相反地直线上升。赤字成为天文数字。
国府更大的困扰，每失一地，即产生成千成万的难民，即这些人内心里拥护国民党，恐惧中共的“解放”、“翻身”。据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的统计，此项无家可归的难民人数，共达两千万之巨。政府无法坐视，需予人道救济，因而益增财政上的沉重负荷。
“无粮不聚兵”，早是支援战争的先决条件。但是，中国在战争中，已长期失去生息喘气的机会，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五年，从事剿共战争，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对日抗战。国共内战，又持续数载，民穷财尽，筋疲力竭。
美援是当时南京政府的唯一希望，而美援却不是那么说来即来。华盛顿夹带着附带条件，那就是：国民党先要自助，着手政治革新，推行民主运动，才肯慷慨解囊。
华盛顿的观点，并不全错，但也不全对，它不能用施舍的态度，无条件地送钱送枪送炮，希望每一分钱花下去，有一的钱的功效。然而，客观事实是，国民党已经病入膏育，再猛的药物针剂，短期间，亦无法使它恢复健康，进而生机勃勃。
至于陈伯达所说的“四大豪门”等等，和真实情况，并不全部符合。
谁当财政部长，谁也没有办法，唯有“凭了印刷机，把法币象洪水似的天天泛滥出来”，应付急需。其后果是“一方面冲淡了人民原有币值的购买力，一方面更以最强大的购买者资格，把都市的与农村的物资囊括而去，生活物价飞涨，币值日降。” ＇5＇
渐渐地，灵符失灵，“举国已成法币世界，都市大宗买卖早用黄金美钞计算，农村社会普遍以粮食作价格标准，偏僻地区又已恢复银元往来，物物交换风行各处。”法币在人民心目中，“失去价值尺度的机能，失去流通手段的机能，失去支付手段的机能，失去贮藏手段的机能。”＇6＇换句话说，国府的财政经济和军事一样，面临崩溃的边缘。
法币既陷在解体的过程中，改革乃变为官民上下一致的呼声，甚至“改得好，当然要改，改不好也要改。一次改不好，可以再改，多少让人民能够喘一口气来。”＇7＇
改革早在酝酿，下决心见诸行动，却等到一九四八年的八月。
七月下旬，蒋在莫干山，召集他的高级经济幕僚，频频举行会议，京沪报纸盛传，币改如箭在弦。七月的最后一天，蒋突飞上海，在沪举行会议。八月十三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离京前往牯岭，晤蒋会谈，于是订名为经济紧急处分方案的新政策，始拍板定案。
八月十八日，蒋下山返京。第二天，明令公布币改内容。第三天，蒋、翁（文灏）联合招待民意代表及京沪银、钱业，同日宣布政院下设经济管制委员会。二十一日，发表俞鸿钧和蒋经国的新任命。行动迅速和敏捷，显示政府的决心，非打赢这一仗不可。＇8＇
方案的条文甚多，归纳起来，不外下列四大项目：（1）自八月十九日起，以金圆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十月二十日前）收兑己发行的法币及东北流通券。（2）限期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与外汇，于九月三十日前，兑换金圆券（其后又将限期延至十月三十一日），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持有者严办。（3）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外国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4）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开支。
紧急处分令，系总统根据宪法临时条款所授的权限，即西方所谓的Mandate，无需经过立法院的立法程序，和美国参议院在东京湾事件后通过的越战授权相同。
南京不惜孤注一掷的决心，从八月二十日《中央日报》的一篇社论可以看出来。文章说：
“社会改革，就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抑制少数人的特权。我们切盼政府以坚毅的努力，制止少数人以过去借国库发行，以为囤积来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圆券头上打算，要知道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把这个割盲肠的重任交给经国，任上海经济督导员。蒋先生实在没有别的王牌可打，只有太子于满朝文武中，赤胆忠心。而经国自己也颇具自信，咸认“认真实行”，即能“扑灭奸商污吏，肃清腐恶势力，贯彻新经济政策。”＇9＇
经国的信心，来自他的潜意识，列宁十月革命以后的困难，不就被布尔什维克的同志们消灭了吗？他很自负地说：“假使将这个政策看做是一种社会革命运动的话，同时又用革命的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这一政策，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10＇
然而，民间舆论，却向他大泼冷水。
上海出版的《经济周报》，带着严重的失望，在社沦中写着：
“不知是故意还是无知，政府的经济措施，却始终认为：无中可以生有，对人民始终没有放弃玩弄那一套无中生有的把戏。”＇11＇
香港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断言：“这是临时的镇静剂，可以缓和经济的贫血症，却不会有长久的功效。”接着说：“中国的一般情势是绝望的，蒋和翁的申明，已不再隐匿其严重性。”＇12＇
美国出版的《华盛顿邮报》更有直率的评论：
“由于内战关系，军队的人数日增，任何方式的币制改革，在此时提出，都将注定失败的命运。而且，除了内战以外，其它足以使这个改革能成功的条件，亦不具备。这些条件是：强有力的政府，有平衡的预算，健全的赋税制度，现在我们所能寄于希望的，莫过于此新出的金圆券，勉可通行一时。
负责拟订这个改革方案的是发明四角号码的王云五财长。据王乐观估计，币改后，政府的总支出，约为三十六亿金圆券，税收在按战前标准调整以后，可得二十五亿，赤字仅及十亿。弥补的办法，可以靠出售国营事业（棉纺厂公债），美援物资，以及增加侨汇。”＇13＇
经济学家，则大不以为然，“税率按战前标准调整后，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真正征得到手的（两个月是一个很乐观的估计）；但支出却不能等待，假使在调整税收所需期间，物价继续增加，开支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