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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传-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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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却不能等待,假使在调整税收所需期间,物价继续增加,开支的数目也必与物价等比增加,一切岂不都成泡影?”'14'
  国营事业,经过官营的结果,早是烫手的蕃薯,民间收买的兴趣,微乎又微。而出卖公债的可能性更小,升斗小民,公教人员,有心无力,大商贾对飘摇毋定的局势,缺乏信心,有力无心。
  侨汇的增加,有其一定的幅度,无外力可使;而且,统计数字显示的结果,一丸四八年较一九四七年,更为减少。
  基于平衡的理想,政府希望今后在节流开源方面着手,具体的措施是增加出口,减少浪费,撙节外汇。这个说法,其实是信口开河。战争一天不停,战争的机器,就无法停止,这些燃料滋补从哪里来?当然,要靠外汇,而撙节又从何说起?
  王云五最大的如意算盘,希望美国拿出五亿美金作后援。王特别专程赴华府,但是杜鲁门政府给他吃了闭门羹。
  经国带着他“新赣南政冶”的资本,调来了“戡建大队”,向渔管处借调一部的旧干部,在上海中央银行内,设置办公室,就杀气腾腾地,打起老虎来了。
  照政府公布的物价管制办法,规定所有货品,必须停留在八月十九日的市价上,即官方称谓的“八一九防线”。管制的目的,打击投机市场,“革上海人的命”。
  在经国的统一指挥下,二十三、二十七两天,上海市六个军警单位(金管局、警局、警备部稽查处、宪兵、江湾以及京沪、沪杭两路警察局)全部出动到全市市场、库房、水陆空交通场所,进行搜查。命令“凡违背法令及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文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人送刑庭法办,货物没收。”
  七十天的经改,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从“八一九”到十月二日,是第一阶段;十月三日抢购开始,到该月三十一日,行政院通过议案,放弃限价,是第二阶段。
  最不愿意和太子合作的,当然是上海的财阀和“教父”,要是他成功了,他们的利益,就会受到侵害,其次是国民党内部的官僚集团。
  经国上任不到三个礼拜,派系斗争的裂痕,已由里层而表面。南京消息,宣铁吾将调衢州绥靖副主任,遗缺由经国继任,宣表示“今后经国兼任司令,经管工作当能愈和各方面配合,加强管制力量”就是一付酸溜溜的口气。
  跟着吴国桢市长,也跑到南京,向蒋递辞呈;社会局长吴开先,公开和太子冷战;上海的官僚势力,组成联合阵线,和蒋对抗;内争一升级,外侮自然会加剧。'15'
  第一个向经济紧急处的命令挑战的,是轰动一时的陶启明案。陶任职财政部秘书,利用职权,泄露机密,串通商人抛售永纱股票投机,结果案破服刑。这是对经国办事的决心,初次考验。杀鸡警猴,为中国自李斯以来,严刑峻法,借以慑服人心的原始法则。
  随后送命的有上海警备部科长张亚尼、官员戚再玉(警备部第六稽查大队长,勒索罪被杀),因囤积而处死的有王春哲,入狱的包括巨商大户共达六十四名。这在上海那个“有条有理—有金条有道理”的世界,几乎是无法想象的。经国要建立法律权威,要铲除恶势力,的确很给望治心切的上海人民,不同凡响的观感。外国记者把他形容为“中国的经济沙皇”,中国人称为“雍正皇帝”。
  有些手段,连经国自己都认为“多少是不近人情的”,最典型的例子,是一家鞋帽公司,因标价超过了“八一九”,被罚一千元,老板托人说项,蒋的答复:“好好!看你的面子,加罚两千元!”令出法随,铁面无私,固是好事,从纯法治的观点看,未免有些近乎即兴主义。
  但经国是下定决心,和上海的财富集团,拼个你死我活。在那篇《上海何处去》的演讲词里他向上海的商人,下达了“哀的美敦书”,他说:
  “在工作的推进中,有不少的敌人在那里恐吓我们,放言继续检查仓库办奸商,将会造成有市无货,工厂停工的现象。不错,假使站在保持表面繁荣的立场来看,那是将要会使人民失望的。但是,如果站在革命的立场来看,这并不足为惧,没有香烟、绒线、毛衣、绸缎,甚至猪肉,是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相信,为了要压倒奸商的力量,为了要安定全市人民的生活,上海的市面,是绝不畏缺华丽衣着,而致放弃了打击奸商的勇气,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16'
  接着他疾言厉色的警告他的敌人说:
  “上海许多商人,其所以发财的道理,是由于他们拥有本店制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编,一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人如与商人勾结,政府将要加倍的惩办,戚再玉己经枪毙了,听说不久的将来:还有类似的人,也要得到同样的命运;这就是对于身为官吏的人的警告……。共匪和奸商是革命的两大敌人,我们对于这两敌人,决不能放松一个,要同样的打,一起的打。”'17'
  由戡建队喊出来最响亮的口号,是“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所揭示的四大工作目标,也提出“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18'对于群众心理的掌握,经国真不愧是苏联培养出来的宣传家。他的“一路哭不如一家哭”,曾成为传诵一时的政治格言。
  上海人民感到最吸引的,莫过于他的人民哲学,“天下再没有力量比人民的力量更大,再没有话比人民的话更正确。”“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19'这套口号,当时在苏北、华中、鲁南…“各解放区”,早已是中共动员民众的口头禅,好在经国不怕戴红帽子,前进的青年,苦闷的民众,对经国的印象,可就与其它的官员迥然相异。
  当群众的情绪,被鼓动的和商人们对立的时候,商人就会被孤立起来,有利经改工作的开展。所以,假使斟建大队是他的骨干,人民服务站和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则是力道无边的两条竹节金鞭。
  经改命令下达的第十天,上海成立了十一个人民服务站,它的任务,主要是接受告密。九月十日,王升发表《告上海青年书》,选拔了一万二千三百三十九人,分组为二十个大队,有组织地扩展群众运动的基础,青年们的反应,其热烈的程度,“如怒潮排壑似的投身到服务总队的旗下来”。不过,等“削反队”受训完毕,经改的好景已过,瞬将成为不治之症。
  至于智囊人物,贴身干部,经国和国民党的一些官僚,根本格格不入,他只相信他的留苏同学和新赣南的旧干部,这批人的确出了大力气,是推动经检的主力,初期的表现,真有些气象万干。
  经国的地位,随着经改暂时性的成功,在上海成了一位妇孺皆知的传奇人物。以收兑黄金为例,一个月中,上海中央银行收兑黄金、白银、外币,共值美元三亿七千三百万元,其中包括黄金十二万五千六百五十二两,美钞三千二百八十万三千八百九十四元。中国的农村和小城市居民是把黄金视同生命的!没有土地的农民,把黄金看作土地。
  这些黄金美钞,全是上海升斗小民的,他们愿意和政府合作,一说明,经国的声誉,已在他们心目中生根。王云五沉不住气,马上沾沾自喜,他对立法院说:
  “……本人不仅应以口头及在短期内以书面分别答复,并决以事实答复(鼓掌)……今后币制稳定,通货流通速度减低,物价自可稳定,预算即可平衡。”
  头脑冷静的专家,看问题就透彻得多了。他们把政府冻结物价的措施,比喻为用“立正”、“稍息”的军事口令,来建筑“经济上的马奇诺防线”。'20'也有人指责,是“漠视工业再生产的可能性和商业商品流通的必需条件。结果限制不敷成本,工商业再生产和再循环,必然引起紧缩,生产衰落了,流通呆滞了,而在政府强力压制下,工商业者只能忍痛地把现存无法匿藏的商品,亏本出售。”'21'它的后果是使大多数善良的工商经营者以及民族企业遭殃。
  在执行上,取缔囤积居奇,禁止奢侈品进口与贩卖,停止证券市场的交易,禁止外资的外运,捕捉黄牛党的活动……,都是消极的行动。要执行得有效,须依赖积极的行动,譬如游资的疏导,生产的鼓励,物价的调整,出口贸易的促进,尤为稳定经济的根本问题。但是任何足以稳定通货的办法,无法立竿见影。没有安定的人心,和前方来的胜利消息,都只能治标于一时,解决不了根本。
  不错,上海一地的管制,在军警的压力下,形势暂时稳定了,搞囤积的大户,玩套汇的老千,摔交的摔交,坐牢的坐牢,市面物资供应受严厉检查登记、没收的打击,已收釜底抽薪之效。在经济原则上,单上海一地守住“八一九”阵脚,这些现象对全局并不有利,也不合理。商品社会,物资总往价高处流。现在上海物价相对低平,则一切流入上海的物资,势将瞻顾不前,结果,造成全国压迫上海的形势,上海一孤立,目前的畸形稳定,早晚会决堤。
  支持国民政府的台柱是江浙财团。这支地方势力,既能载舟亦能覆舟,连他父亲都晓得其中的利害,再怎样,也得罪不起的。经国初到上海,虽然,“爷爷叔叔”在国际饭店和他们礼貌了一下,可是真要用打击赣南绅士的手法,蛮干硬干一通,经国的道行,比起这群千年老道来,就不是对手。象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之被捕,对人心的刺激诚然有功效,打击圈过分扩大的后果,一旦让他们集合起来反扑,兹事体大了。
  共产党为了政治斗争的利益,当然,也不会放过经国的。中共的策略,一则扣紧瓶头,不准“解放区”的粮食及工业原料,流入都市消费中心,使生产和消费脱节;一则以高价收买金钞及民生必需品,造成粮荒,增加上海市民的恐怖心理。’'22'
  回到市场上的实际情况。币制改革,生产萎缩了。
  私有财产社会是为追逐利润而生产的,生产无利可图,而要赔累,必然不能维持生产。币改前物价剧功,生产成本无法计算,生产过程较长的事业,都不能安稳生产。物价突然停摆,尤其在一个偶然的,高低不一的地方歇下脚来,对生产更其不利。最成问题的,是原料仰赖外地的生产事业,购买外汇突然增加百分之五十,捐税加重,运费加昂,成本涨,售价不涨,当然,难以为继,关门大吉。
  即使,国内就地取材的工业原料,情形亦大同小异,内地农民,受够通货膨胀的教训,“重物轻币”心理,根深蒂固,对于金圆券和限价没有信心。要买原料,必须物物交换,或以银币支付,原料要以高于限价的价钱买进,多生产多损失,于是剩下减产的一条道路。
  其次,游资压迫物价,金圆券出笼,日有增加。此项资金,原先本质上是贮藏的财富,现则变成金圆券冲到流通中来。原有法币转换金圆券不变,财政支出不变,金圆券的动脉进出收回并不调匀,膨胀现象仍存在,因此游资在高涨,在寻求出路。先从囤积之路,被检查所堵,只得远走高飞,往管制松的地方逃。逃亡虽也被拦阻,但钻隙窜空,防范不易。《大公报》在九月二十四日的一篇社论中警告说:“涌涌游资,不能导进正当的生产事业,有朝一日,必将冲毁管制的藩篱。”
  商人的自卫战术,先是消极抵抗,把上海七百万市民的生活必需品藏起来,物价虽稳定,有市无货。上海的西餐馆,因买不到鸡肉菜类,将西餐取消,改卖面包炒饭。经管会手足失措之余,宣布限期登记存货。九月三十日那天,曾动员五千六百人,组成一千六百二十八个小组,由市警局俞叔平局长担任总指挥,实施物资总检查,规定“如发现有隐匿未登记者,一律查封,若登记数量不符,或自行移动者,报督导处核办。”执行当局的用意,是希望彻底掌握物资,防止奸商兴风作浪,兼可根据物资情况。调节供应,收一石二鸟之功。
  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商人的反击策略,不是那样容易对付的,囤积技巧,层出不穷,有些商人利用火车来囤积,多付运费,让货物留在货车内,今日漫游无锡,明天开到镇江,活象一所活动仓库,俾蒙过检查人员的耳目。
  起初,商人以原料缺乏为由,要求停工,进而改变战术,据官方的记载,他们“唆使收买一些流氓和无业游民,在市面上分头抢购日用必需品,以期造成心理上的恐慌,迫使政府放弃限价政策,这就是十月四日市场波动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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