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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却不能等待，假使在调整税收所需期间，物价继续增加，开支的数目也必与物价等比增加，一切岂不都成泡影？”＇14＇
国营事业，经过官营的结果，早是烫手的蕃薯，民间收买的兴趣，微乎又微。而出卖公债的可能性更小，升斗小民，公教人员，有心无力，大商贾对飘摇毋定的局势，缺乏信心，有力无心。
侨汇的增加，有其一定的幅度，无外力可使；而且，统计数字显示的结果，一丸四八年较一九四七年，更为减少。
基于平衡的理想，政府希望今后在节流开源方面着手，具体的措施是增加出口，减少浪费，撙节外汇。这个说法，其实是信口开河。战争一天不停，战争的机器，就无法停止，这些燃料滋补从哪里来？当然，要靠外汇，而撙节又从何说起？
王云五最大的如意算盘，希望美国拿出五亿美金作后援。王特别专程赴华府，但是杜鲁门政府给他吃了闭门羹。
经国带着他“新赣南政冶”的资本，调来了“戡建大队”，向渔管处借调一部的旧干部，在上海中央银行内，设置办公室，就杀气腾腾地，打起老虎来了。
照政府公布的物价管制办法，规定所有货品，必须停留在八月十九日的市价上，即官方称谓的“八一九防线”。管制的目的，打击投机市场，“革上海人的命”。
在经国的统一指挥下，二十三、二十七两天，上海市六个军警单位（金管局、警局、警备部稽查处、宪兵、江湾以及京沪、沪杭两路警察局）全部出动到全市市场、库房、水陆空交通场所，进行搜查。命令“凡违背法令及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文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人送刑庭法办，货物没收。”
七十天的经改，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从“八一九”到十月二日，是第一阶段；十月三日抢购开始，到该月三十一日，行政院通过议案，放弃限价，是第二阶段。
最不愿意和太子合作的，当然是上海的财阀和“教父”，要是他成功了，他们的利益，就会受到侵害，其次是国民党内部的官僚集团。
经国上任不到三个礼拜，派系斗争的裂痕，已由里层而表面。南京消息，宣铁吾将调衢州绥靖副主任，遗缺由经国继任，宣表示“今后经国兼任司令，经管工作当能愈和各方面配合，加强管制力量”就是一付酸溜溜的口气。
跟着吴国桢市长，也跑到南京，向蒋递辞呈；社会局长吴开先，公开和太子冷战；上海的官僚势力，组成联合阵线，和蒋对抗；内争一升级，外侮自然会加剧。＇15＇
第一个向经济紧急处的命令挑战的，是轰动一时的陶启明案。陶任职财政部秘书，利用职权，泄露机密，串通商人抛售永纱股票投机，结果案破服刑。这是对经国办事的决心，初次考验。杀鸡警猴，为中国自李斯以来，严刑峻法，借以慑服人心的原始法则。
随后送命的有上海警备部科长张亚尼、官员戚再玉（警备部第六稽查大队长，勒索罪被杀），因囤积而处死的有王春哲，入狱的包括巨商大户共达六十四名。这在上海那个“有条有理—有金条有道理”的世界，几乎是无法想象的。经国要建立法律权威，要铲除恶势力，的确很给望治心切的上海人民，不同凡响的观感。外国记者把他形容为“中国的经济沙皇”，中国人称为“雍正皇帝”。
有些手段，连经国自己都认为“多少是不近人情的”，最典型的例子，是一家鞋帽公司，因标价超过了“八一九”，被罚一千元，老板托人说项，蒋的答复：“好好！看你的面子，加罚两千元！”令出法随，铁面无私，固是好事，从纯法治的观点看，未免有些近乎即兴主义。
但经国是下定决心，和上海的财富集团，拼个你死我活。在那篇《上海何处去》的演讲词里他向上海的商人，下达了“哀的美敦书”，他说：
“在工作的推进中，有不少的敌人在那里恐吓我们，放言继续检查仓库办奸商，将会造成有市无货，工厂停工的现象。不错，假使站在保持表面繁荣的立场来看，那是将要会使人民失望的。但是，如果站在革命的立场来看，这并不足为惧，没有香烟、绒线、毛衣、绸缎，甚至猪肉，是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相信，为了要压倒奸商的力量，为了要安定全市人民的生活，上海的市面，是绝不畏缺华丽衣着，而致放弃了打击奸商的勇气，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16＇
接着他疾言厉色的警告他的敌人说：
“上海许多商人，其所以发财的道理，是由于他们拥有本店制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编，一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人如与商人勾结，政府将要加倍的惩办，戚再玉己经枪毙了，听说不久的将来：还有类似的人，也要得到同样的命运；这就是对于身为官吏的人的警告……。共匪和奸商是革命的两大敌人，我们对于这两敌人，决不能放松一个，要同样的打，一起的打。”＇17＇
由戡建队喊出来最响亮的口号，是“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所揭示的四大工作目标，也提出“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18＇对于群众心理的掌握，经国真不愧是苏联培养出来的宣传家。他的“一路哭不如一家哭”，曾成为传诵一时的政治格言。
上海人民感到最吸引的，莫过于他的人民哲学，“天下再没有力量比人民的力量更大，再没有话比人民的话更正确。”“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19＇这套口号，当时在苏北、华中、鲁南…“各解放区”，早已是中共动员民众的口头禅，好在经国不怕戴红帽子，前进的青年，苦闷的民众，对经国的印象，可就与其它的官员迥然相异。
当群众的情绪，被鼓动的和商人们对立的时候，商人就会被孤立起来，有利经改工作的开展。所以，假使斟建大队是他的骨干，人民服务站和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则是力道无边的两条竹节金鞭。
经改命令下达的第十天，上海成立了十一个人民服务站，它的任务，主要是接受告密。九月十日，王升发表《告上海青年书》，选拔了一万二千三百三十九人，分组为二十个大队，有组织地扩展群众运动的基础，青年们的反应，其热烈的程度，“如怒潮排壑似的投身到服务总队的旗下来”。不过，等“削反队”受训完毕，经改的好景已过，瞬将成为不治之症。
至于智囊人物，贴身干部，经国和国民党的一些官僚，根本格格不入，他只相信他的留苏同学和新赣南的旧干部，这批人的确出了大力气，是推动经检的主力，初期的表现，真有些气象万干。
经国的地位，随着经改暂时性的成功，在上海成了一位妇孺皆知的传奇人物。以收兑黄金为例，一个月中，上海中央银行收兑黄金、白银、外币，共值美元三亿七千三百万元，其中包括黄金十二万五千六百五十二两，美钞三千二百八十万三千八百九十四元。中国的农村和小城市居民是把黄金视同生命的！没有土地的农民，把黄金看作土地。
这些黄金美钞，全是上海升斗小民的，他们愿意和政府合作，一说明，经国的声誉，已在他们心目中生根。王云五沉不住气，马上沾沾自喜，他对立法院说：
“……本人不仅应以口头及在短期内以书面分别答复，并决以事实答复（鼓掌）……今后币制稳定，通货流通速度减低，物价自可稳定，预算即可平衡。”
头脑冷静的专家，看问题就透彻得多了。他们把政府冻结物价的措施，比喻为用“立正”、“稍息”的军事口令，来建筑“经济上的马奇诺防线”。＇20＇也有人指责，是“漠视工业再生产的可能性和商业商品流通的必需条件。结果限制不敷成本，工商业再生产和再循环，必然引起紧缩，生产衰落了，流通呆滞了，而在政府强力压制下，工商业者只能忍痛地把现存无法匿藏的商品，亏本出售。”＇21＇它的后果是使大多数善良的工商经营者以及民族企业遭殃。
在执行上，取缔囤积居奇，禁止奢侈品进口与贩卖，停止证券市场的交易，禁止外资的外运，捕捉黄牛党的活动……，都是消极的行动。要执行得有效，须依赖积极的行动，譬如游资的疏导，生产的鼓励，物价的调整，出口贸易的促进，尤为稳定经济的根本问题。但是任何足以稳定通货的办法，无法立竿见影。没有安定的人心，和前方来的胜利消息，都只能治标于一时，解决不了根本。
不错，上海一地的管制，在军警的压力下，形势暂时稳定了，搞囤积的大户，玩套汇的老千，摔交的摔交，坐牢的坐牢，市面物资供应受严厉检查登记、没收的打击，已收釜底抽薪之效。在经济原则上，单上海一地守住“八一九”阵脚，这些现象对全局并不有利，也不合理。商品社会，物资总往价高处流。现在上海物价相对低平，则一切流入上海的物资，势将瞻顾不前，结果，造成全国压迫上海的形势，上海一孤立，目前的畸形稳定，早晚会决堤。
支持国民政府的台柱是江浙财团。这支地方势力，既能载舟亦能覆舟，连他父亲都晓得其中的利害，再怎样，也得罪不起的。经国初到上海，虽然，“爷爷叔叔”在国际饭店和他们礼貌了一下，可是真要用打击赣南绅士的手法，蛮干硬干一通，经国的道行，比起这群千年老道来，就不是对手。象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之被捕，对人心的刺激诚然有功效，打击圈过分扩大的后果，一旦让他们集合起来反扑，兹事体大了。
共产党为了政治斗争的利益，当然，也不会放过经国的。中共的策略，一则扣紧瓶头，不准“解放区”的粮食及工业原料，流入都市消费中心，使生产和消费脱节；一则以高价收买金钞及民生必需品，造成粮荒，增加上海市民的恐怖心理。’＇22＇
回到市场上的实际情况。币制改革，生产萎缩了。
私有财产社会是为追逐利润而生产的，生产无利可图，而要赔累，必然不能维持生产。币改前物价剧功，生产成本无法计算，生产过程较长的事业，都不能安稳生产。物价突然停摆，尤其在一个偶然的，高低不一的地方歇下脚来，对生产更其不利。最成问题的，是原料仰赖外地的生产事业，购买外汇突然增加百分之五十，捐税加重，运费加昂，成本涨，售价不涨，当然，难以为继，关门大吉。
即使，国内就地取材的工业原料，情形亦大同小异，内地农民，受够通货膨胀的教训，“重物轻币”心理，根深蒂固，对于金圆券和限价没有信心。要买原料，必须物物交换，或以银币支付，原料要以高于限价的价钱买进，多生产多损失，于是剩下减产的一条道路。
其次，游资压迫物价，金圆券出笼，日有增加。此项资金，原先本质上是贮藏的财富，现则变成金圆券冲到流通中来。原有法币转换金圆券不变，财政支出不变，金圆券的动脉进出收回并不调匀，膨胀现象仍存在，因此游资在高涨，在寻求出路。先从囤积之路，被检查所堵，只得远走高飞，往管制松的地方逃。逃亡虽也被拦阻，但钻隙窜空，防范不易。《大公报》在九月二十四日的一篇社论中警告说：“涌涌游资，不能导进正当的生产事业，有朝一日，必将冲毁管制的藩篱。”
商人的自卫战术，先是消极抵抗，把上海七百万市民的生活必需品藏起来，物价虽稳定，有市无货。上海的西餐馆，因买不到鸡肉菜类，将西餐取消，改卖面包炒饭。经管会手足失措之余，宣布限期登记存货。九月三十日那天，曾动员五千六百人，组成一千六百二十八个小组，由市警局俞叔平局长担任总指挥，实施物资总检查，规定“如发现有隐匿未登记者，一律查封，若登记数量不符，或自行移动者，报督导处核办。”执行当局的用意，是希望彻底掌握物资，防止奸商兴风作浪，兼可根据物资情况。调节供应，收一石二鸟之功。
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商人的反击策略，不是那样容易对付的，囤积技巧，层出不穷，有些商人利用火车来囤积，多付运费，让货物留在货车内，今日漫游无锡，明天开到镇江，活象一所活动仓库，俾蒙过检查人员的耳目。
起初，商人以原料缺乏为由，要求停工，进而改变战术，据官方的记载，他们“唆使收买一些流氓和无业游民，在市面上分头抢购日用必需品，以期造成心理上的恐慌，迫使政府放弃限价政策，这就是十月四日市场波动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