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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蒋经国《沪滨日记》，收入《一片忠心》同＇9＇。
＇24＇同＇22＇。
＇25＇据徐思贤将军面述。
＇26＇白忧天写《打虎赞》，上海《大公报》，一九四年盐九月二十五日。
13南京·溪口·上海毛泽东乐观的估计，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可能“根本上打倒国民党”，＇1＇斯大林不信，＇2＇毛认为“可能”，只是审慎的乐观。
但一切的发展，比毛的初步想象还要快。
辽沈战役，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结束，廖耀湘、范汉杰、郑洞国的部队，先后瓦解，国军精锐，丧失了四十七万兵马。东北失陷，林彪的四野雄师（十二个纵队，十六个独立师，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兵纵队，共七十万人）＇3＇沿着多尔衮的老路的东、中、西三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乘胜入关，直迫平津。
中原战场，九月下旬，济南失陷，王耀武被俘，共军即将长驱直入。下一步，将危及京畿的安全。十月二十九日，国防部长何应钦，召开军事会议，提出江淮必守的主张，放弃陇海线上的城市，集中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铁路两侧，作攻势防御。
蒋先生原属意白崇禧担任总指挥。白先同意，后又变卦。改派宋希濂，蒋不放心，乃落到杜聿明头上，刘峙挂名。
这就是国共双方打的最大的一次战役，史称“徐蚌会战”，或“淮海战役”（中共）。
国军出动的兵力，约八十万人，计有邱清泉的第二兵团，黄伯韬的第七兵团、李弥的十三兵团、孙元良的十六兵团、黄维的十二兵团。另有交警总队、炮兵、工兵、战车等单位。
共军参加的兵力，为六十万人，包括“三野”所属的十六个纵队，二野的七个纵队和华东、中原、冀鲁豫三个军区的地方武装。
论兵力、装备——特别是重武器，国军无不占尽优势，但共军机动灵活，将士用命，战斗意志旺盛。
蒋先生的希望，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聚敌痛歼，挽救危局。不幸，这个希望，也落了空，没有等大兵团展布开兵力，已为敌人各个击破。
前线失利，后方动荡。翁文灏内阁下台，行政院院长一职，乏人问津，历胡适、张群，最后由“阿斗”孙科出来送葬。
蒋先生的最后一张王牌，是请求华府急救。“蒋总统认为须有一种心理上的特殊变动，始足以加强抵抗中共的意志”，董显光的《蒋总统传》进一步指出：“此种心理上的刺激，莫如有一支持中国政府的宣言来自美国。”蒋先生深信“此一宣言纵未能立即补充以物资上的援助，已足挽回动摇的心理，而制止日益增加的失败主义者。它可作为对共匪的一种警告，使此时尚留在长江以北的中共军队，暂止于华北的收获，以免冒对美冲突的危险。”＇4＇
杜鲁门的复信，说了些漠不相关的话，表示一下同情，予以婉拒。十六天后，蒋夫人亲自出马，白宫晤杜，旧事重提，要求华府派将领前往中国，及十亿美元的军经援助计划。得到的答复：“除非美国派军参加，任何大量军事援助，均将于事无补。”
杜蒋私下已有嫌隙，种因于蒋支持共和党杜威的竞选，杜鲁门说过：“我恨不得把这些家伙关在监狱里。”＇5＇外加国务卿马歇尔对南京政府的偏见，国务院中国科的专家们，一致认为国民党已无药可救。任何寻求美国援助的努力，均将落空。
经国形容此一时期，“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华民族的危急存亡之秋。”
“中共除军事威胁外，更扩大其心战与统战的攻势。一般丧失千志的将领及寡廉鲜耻的官僚政客，或准备逃亡避祸，或准备靠拢投降，或传播中共‘和谈’烟幕。一般善良同胞，亦误于中共的欺骗宣传，希望停战言和，休养生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一般人精神已趋于崩渍。父亲乃有引退图新，重定革命基础之考虑。”＇6＇
逼蒋“引退”的动力，来自担任华中剿共总司令的白崇禧。白抗命增援徐州的事，蒋白关系，已临破裂边缘。＇7＇十二月二十四日，白自汉口发出的“亥敬”电，咄咄逼人，驱蒋的态势，呼之欲出。跟着长沙绥靖主任程潜、河南省主席张轸，直率提出，要求“总统毅然下野”。
中层干部，甚至“激起了一股‘兴师勤王’的念头，”“团结在蒋公的周围，稳定那种局势，”＇8＇可见危殆之严重。
一月十四日，毛泽东的八项和平条件，等于对南京发哀的美敦书，内外交攻，蒋即使想恋栈，亦时不我与，剩下退路一条——下野。
蒋迟迟未见行动的内因：不甘桂系逼宫，出乎义愤是其一；需要时间，从事必要的部署是其二。至于经国所说：“父亲对于杜（聿明）部待援，已尽最大心力，自信问心无愧，认为此时‘引退’可无遗憾。于是下最后之决心。”＇9＇其可信的程度那就太低了。
首先，重新部署人事，扩大京沪警备部为京沪杭总司令，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全盘掌握苏、浙、皖三省以及赣南地区的军事指挥权；派朱绍良去福州，张群驻重庆，余汉谋掌广州，离京飞杭那天，公布陈诚为台湾省主席，蒋经国为省党部主委。
派经国率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俞济时，警卫组主任石祖德等秘密到溪口，布置警卫通讯网，为蒋退居幕后，预作部署。
一月十日，派经国去上海，命令俞鸿钧，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
同月十六日，召见俞鸿钧、席德懋，下令中央、中国两银行，将外汇的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免将来遭到接收。
二十一日，正午约宴五院院长，下午二时，在黄埔路官邸，约国民党中央常委叙谈，出示和李宗仁的联名宣言，略谓：
“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消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当时的场面，至为凄惋，经国回忆：
“时在坐同志莫不感情激动，甚至有声泪俱下者。其中坚贞同志，对‘引退’事力持异议，终为父亲婉言劝止。最后，对宣言略加修正，即宣告散会。
亦有不少高级军事干部，闻讯痛哭失声。父亲个人的进退出处，光明磊落，其感人之深有如此者。”＇10＇
我们看过尼克松下台前的哭哭啼啼，里根失掉总统提名时的难堪脸色，蒋先生英雄气短，自属常情。
文告最后一段，勖勉“全体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话说得堂堂正正，风度翩翩，其实，全是作戏，他一边辞掉总统，一边又挂出总裁的招牌。
依照国民党的惯例，政府的一切政策措施，都需中央常委会通过，再交行政单位执行，即以党领政的意思。蒋是总裁，虽宣布下野，不做总统，仍主持中常会，凌驾李宗仁之上，李拿到一个代总统，却是空头把戏，无控制全局的权力。
离开中常会，蒋驱车先至中山陵，＇11＇面孔严肃地站在国父陵前，默然无语，已悲从中来。距离一九四六年五月还都，三年不到，江山易手，将何以告慰中山先生在天之灵？四时十分，乘座机离京，临空后，盼咐座机驾驶依复恩，绕空一周，向首都作最后一瞥，苍山含黛，江流呜咽，“别时容易见时难”，落木怆怀，悲恸难已。
五点二十五分，抵达杭州，浙江省主席陈仪迎机，假楼外楼设宴接风，席间陈劝他要“拿得起放得下”可触怒了老人破碎的心灵，陈后来在台伏法，固由汤恩伯报密，说陈有异心，是其主因，陈口不择言，已埋下杀机。
当晚，蒋下榻空军官校的天健北楼，入睡前，告诉经国说：“这样重的担子放下来了，心中轻松多了！”
如果蒋先生真做到“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的话，抗战胜利，急流勇退，盖世英名，决不至毁于一旦。如此下场，何来的“轻松”？倒是经国说了真话：“我恭聆之下，无限感慨。”
桂系拿到一个烫手的蕃薯，忙于组阁和谈，蒋氏父子，则徜徉于溪口“山林泉石之间”，等于看南京的戏法。
一月二十八日，适逢农历除夕，“全家在报本堂（丰镐房）团聚度岁，饮屠苏酒，吃辞年饭”，为蒋先生三十六年来第一次“在家度岁”举贺，躬逢其盛的，尚有张群、陈立夫、郑彦棻等。
元旦，“溪口五十里内乡人，纷纷组织灯会，锣鼓喧天，龙灯漫舞，向父亲致敬祝福”，乡里浓郁的人情味，给蒋氏父子带来无限慰藉，至少，把国事可暂时抛到一边。
表面上，蒋先生一介平民，闲云野鹤。其实，他则隐而未退，溪口取代南京，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国民党的军政要员，纷纷就道。如：
一月二十九日，“接见黄少谷，决将中央党部先行迁粤，就现况加以整顿，再图根本改革。”
一月三十一日，“林蔚文（国防部次长）先生自南京来溪口。”
二月七日，“李弥将军来寓，父亲约彼餐叙。李报告陈官庄突围经过及其沿途情形。”
二月十七日，阎百川（锡山）到溪口，张道藩、谷正纲同时驾到。
三月三日，张治中访蒋。
三月十九日，汤恩伯到溪口，约见万耀煌商讨中央训练机构的地点和办法。
三月二十四日，陈诚自台湾赴溪口。
四月十日，周至柔总司令、胡宗南长官到奉化。
四月十二日，居觉生（正）、陈启天访问溪口。
从上列紧凑的活动看，蒋先生算是世界上最忙的闲人。李宗仁取得头衔，但无实权。他下令释放张学良，就没有人理睬。行政院长孙科，为了报竞选败北的一箭之仇，行政院拒绝自粤迁宁，公开闹府院分裂。
当初桂系，拉蒋下马，欢喜一阵，他们就没有想到，蒋先生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包括华盛顿在内，都扑了一个空。
到这样危难的时候，蒋先生才真正知道，那些门生宠臣，并不可靠，只有自己的儿子，可推心置腹，经国的手杖作用，愈益明显。他虽被认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并未去就任，终一九四九年，那个风雨飘摇的日子里，随侍蒋先生，形影不离。
于是，到溪口去的党政显要，毋论送往迎来，联络派遣，几乎全由他包办，重大使命，更非他莫属。二月初，奉命转运中央银行储存之黄金白银五十万盎斯前往台湾、厦门，既要机密，防止南京的阻挡，又要说服主管财经金融当局，使其合作。蒋先生此举，从历史的观点看，防止“资匪”。政治的意义上，未尝不是拖李宗仁的后台，从经济上，采釜底抽薪的手段。
除了秘密抢运黄金，定海机场的建筑，同由经国暗中进行。他说：
“记得父亲引退之后，交我办理的第一件事情，是希望空军总部，迅把定海机场建筑起来。那时，我们不大明白父亲的用意，只能遵照命令去做，父亲对这件事显得非常关心，差不多每星期都要问问，机场的工程已完成到何种程度。后来催得更紧，几乎三天一催，两天一催，直到机场全部竣工为止。到了淞沪弃守，才知道汤恩伯的部队，就是靠了由定海基地起飞的空军掩护，才能安全地经过舟山撤退到台湾……。”＇12＇
足证蒋先生对时局的看法，比较现实和深远。意识到渡江只是时间问题，发表陈诚为台湾省主席，他心中已有了退路。
何（应钦）内阁于三月二十三日登场，人事纷争，稍有头绪。一面备战，一面和谈。南京派出张治中为首的和平的表团，北上议和，南京的腹案，原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希望隔江而治。
毛泽东陈兵江左的，是百万雄师，他誓言非“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可。
四月初，溪口的注意力，全集中在长江的防务上，蒋先生比谁都清楚，能战始能言和。而南京的和平攻势，未尝没有备战言和的意思。
七日清晨，下榻丰镐房的经国，收到嘉兴、上海同时发出的急电两封。字数寥寥“……贾亦斌昨晚叛变，总队长黎天铎等下落不明……。”
自戡建小组组长朱特立于前年八月在武汉“失踪”，这是半年来的第二宗众叛亲离，经国的感受，任何人凭想象，可以作出自己的结论。七日那天的日记，只字不提，只说了些和战方面的大事。蔡省三说：经国“曾痛哭流涕的向乃父作检讨”，报告有之，“痛哭流涕”未必，我们只好当“据说”，姑妄听之。
为了便于读者一窥全貌，预干总队兵变，宜详作交待。
贾亦斌行伍出身，后考进陆军大学。一九四六年夏，由彭位仁推荐，受经国赏识，由青年军复员管理处组长，而国防部预干局副局长，而代理局长。
济南失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