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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会的工作，首创于一九五六年四月，经国先是副主任委员代理主任委员，翌年六月真除。曾有人建议：“你何必花这么多时间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他回答道：“我们要讨谁的好？今天我们一切工作、服务，难道说都是为了讨好？”
这位仁兄碰了一鼻子灰的原因，可以说，是其政治敏感性不够，不了解经国的处境和心思。倒是经国自己说出来了：辅导会的工作，是“政治工作”。
又是美军顾问团的建议，国军士兵的年龄普遍偏高，被中共讽刺为“胡子兵”，与真相大致符合。为了提高战力，华盛顿掏腰包，强迫蒋先生实施国军汰旧换新计划，以充员兵代替大陆抵台的职业士兵。
这个问题，处理起来，颇为棘手，主要是这批人长年置身军伍，一则离乡背井，孤苦无依；一则出操上课，谋生乏术。假如无适当安置，将会产生社会问题，进而影响军心士气。
经国勇敢地负起这个责任，自比“第三兵团”。除了“政治”，且有“良心”和“道义”的责任。他说：“我们同是生长在这苦难的时代里，多难的国家中，大家休戚与共，息息相关，对荣民是以感情、道义去服务，不是讲恩赐。”＇32＇
基隆一位上年纪的荣民，曾老泪纵横地告诉经国：“你在江西当专员，我已开始当兵。”九十岁的沈治平，双眼失明，要求经国：“能不能找个好医生让我双目复明。”年轻军官王国英，两腿被炮弹炸断，经国去宜兰荣家访问，他说：“对不起，我没腿，站不起来。”＇33＇
我们要承认，辅导荣民的工作，在当时台湾的官僚体系中，没有人能顺利执行此一复杂多端的庞大计划，因为，无人具备经国的权威。
辅导办法，大致为：年轻而有志求学的，辅导就学；有工作能力的辅导就业；需要休养的使之休养；病苦的使之就医。辅导会创办了医院、荣民之家、农场和工厂。
辅导会的成绩，如果予以客观评的，列为乙上。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他对立法院的工作报告中，就很坦白地说：“今天一般荣民的生活还是很苦，许多地方还不如理想，荣民的许多困难，还没有为他们解决。”有不少“荣民还在流浪街头”，更有靠神父施粥而果腹的荣民。
开辟横贯公路，为经国担任八载辅导会主委期间，最明显的政绩。就经济效益而言，这条路，穿山越岭，披荆斩棘，耗巨资不算，因施工而丧失生命的荣民，即达百人以上。花这么大的力气，殊无必要。但就事实言，荣民们有气力，有胆量，却无特殊的技能，没有比这个计划更能吸收那样庞大的劳工数量。
开山的工作，胼手胝足，没有机器，靠双手万能，没有补给，靠肩负手提，为的是“偏高”的工资，约合美金一元两角的血汗收入。三年十个月，全线通车，经国默默地完成一件大事，不能说非“五二四事件”的副产品，非他餐风露宿，有志竟成的巨大贡献。
经国的思想里，原带有强烈社会主义的本质，在台湾这一阶段，过去没有插足地方政务的机会，由辅导会而大展身手，也可以说，是他自苏联归国以来，最有始有终，将理想付诸实现的社会事业，时间愈远，许更能看得出他的功绩里程。
他在白己的“守信簿”上，写着：“等待我们去尽力的事仍旧很多。”
注释：＇1＇阳明山中正路一段六巷B1。
＇2＇官方从未暴露刘的真实身分。
＇3＇罗柏特著《戏剧式的军事审判》，香港《新闻天地》第485期，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第4—5页。
＇4＇同＇3＇。
＇5＇台北《联合报》，五月二十三日。
＇6＇台北《联合报》，五月二十四日。
＇7＇刘奥特华著《我向社会哭诉》，台北《联合报》，五月二十四日。
＇8＇同＇3＇。
＇9＇同＇3＇。
＇10＇殷海光著《雷诺事件的检讨与建议》（上、下）台北《自由中国》，第18卷12…13期，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七日一二十四日。
＇11＇同＇3＇。
＇12＇同＇10＇。
＇13＇同＇10＇。
＇14＇《沉默的关注》台北《联合报》，五月二十一日。
＇15＇《第六点计划》，台北《联合报》，五月二十二日。
＇16＇此系唐棣先生告诉作者，时唐任中央党部四组总干事，参与国民党中央若干机密，现退休美国西海岸。
＇17＇魏大刚著《我亲眼看见台北群众愤怒行动一幕》，香港《新闻天地》，第485期，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
＇18＇台北《联合报》，五月二十五日。
＇19＇王大空事后曾为治安单位扣留侦讯，但不久获释。
＇20＇同＇18＇。
＇21＇同＇17＇。
＇22＇同＇18＇。
＇23＇同＇17＇。
＇24＇死者吴麦涛，三十九岁，广东人，台北气象所工友。
＇25＇‘An Fmotiona常Upset”The Reporter； June 13； 1957。
＇26＇“The Hayride is over〃； The Nation； June 8；］95i．＇27＇0。 Ldrnond Club，‘一气he Dream Dissolves。”the Nation；tune 8； 197．＇28＇同＇10＇。
＇29＇丁中江著《风风雨雨蒋经国》，香港《新闻天地》，第489期，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30＇卜少夫著《我听知道的蒋经国》，香港《新闻天地》，第488期，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31＇访台成员包括徐计（乙故）、陆海安（《真报》社长，已故）、刘捷（《新生晚报》总编辑，已故）、徐速（作家，已故）、张六师（军事评论家，已故）、黄震遐（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总编辑，己故）、马彬（作家，己故）、李秋生、司马璐、薛斯人等。
＇32＇李元平著《平几平淡平实的蒋经国先生》，台北中国出版公司出版，一九七八年五月。
＇33＇同＇23＇。
21雷震·《自由中国》
每六年一次的政治季候风，又在宝岛吹拂，七十四岁的蒋先生。面临睿智、勇敢的抉择—是退居幕后抑修宪连任呢？
宪法规定，总统任期六年，连选得连任一次。南京时代的张君劢等，拟订宪章时，预想到一个没有限期的总统，等于王朝世袭的民国版，所以，严格加以限制。
蒋先生的真实意图，很难从他发出的讯息（Signal）中，得到明确肯定的答案。因为，那些演说的措词，太模棱两可了，即使他最亲信的幕僚，猜起来也颇费周章。
一会儿他说，宪法不能修改，他要把它完整地带回大陆，一会儿，他又说：‘我要带你们打回大陆去！”
假使不修宪，他又怎么当选连任呢？不连任，又怎么“打回大陆？”
后来，大家才明白，他反对修改宪法，并不反对增加临时条款，就象曹聚仁教授所说，“在大房子旁边，加了小房子。”为了光复大陆，实勉为其“难”。
和很多政客一样，他擅玩魔术，他喜欢愚弄人民大众的智慧。
绕个大圈子，最后由党内善体君意的现代绍兴师爷们，运用大法官会议，作成解释决议，以现有在台的国民的表人数为计算标准，修改临时条款，但不“修宪”。这样，蒋不仅可连任，且可做终身总统。
国民党这一荒谬的举措，岛内当然没有人反对。所有的舆论工具，悉由政府把持操纵。反对就是“破坏领导中心”，“共匪同路人”，有带红帽子坐牢的机会，什么人敢冒此不匙！
二十世纪的台湾，倒车开到纪元前三七七年卫颓的时代。
假使从本质上去透视国民党的本质，那就不奇怪了。殷海光说：
“国民党是怎样能统治台湾呢？因为一伙比较大胆的狡猾的人集拢起来，用自命合法的方式，掌握着社会资源，为私利而统治着台湾。而且，实际上是打着‘国策’的幌子，以‘伟大领袖’的意志，把人民当作自己胡作非为的工具，理由是：‘领袖是人民意志的旗手。’”＇1＇用一句话作总结：“国民党是打着自由民主幌子的次级极权主义政权（a substratal totalitarian regime）”。
文的方面，有人把台湾比喻为文化沙漠，沙漠里偶然也有绿洲，清泉甘冽，棕搁婆娑，那就是先打着胡适招牌后改由雷震任发行人的《自由中国》半月刊。
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一种畸形的发展。缘《自由中国》创刊于五十年代初期，台湾正处于风雨飘摇之际，任何救亡图存的努力，在所欢迎。时移势易，国民党人变了质，反过来，认为杂志变了质，可是《自由中国》的后台硬，已成养虎贻患的尴尬局面。
对蒋先生是否该连任的问题，发出铿锵有力的反对声音。该刊从政治观点和法律观点方面，邀集学者专家，著文诤谏。如曹德宣的《拥护蒋总统继续领导而不赞同连任》、傅正的《护宪乎？毁宪乎？》、杨金虎的《岂容御用大法官滥用解释权！》、雷震的《敬向国大代表同仁说儿句话》和左舜生的《我们对毁宪策动者的警告》。
蒋先生的颜面，已觉得大失光彩，而该刊于蒋先生当选后，再撰社论《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代？》一文，穷追不舍，余音缭绕，当局的震怒，可想而知。蒋先生当年为一句话，能将《申报》的史量才，＇2＇加以毒手，未立即逮捕雷震，已极尽宽容之能事。
雷震如果有自知之明，急流勇退，可能免却他后来的灾难。但胜利往往使人失去理智，头脑发热。另有一个可能，高估了美国官员对台湾的影响力，而低估了蒋先生的决心。雷震竟和一些热心新党运动的分歧派，插手地方选举，揭发国民党违法选举的黑幕等等，如兑票换票；埋伏票；代领投票；故意制作废票；故意唱错票；威胁投票等。
这下，冲突升级，由理论方面跨到行动方面，国民党感到严重不安。使国民党当局感到更不安的是，雷震结合国民党内的自由主义分子，民青两党精英，以及大批台湾籍的非国民党人士组织的“地方自治研究会”，扩大为“在野党及无党派人士本届地方选举检讨会”，检讨选举、批评时政，进一步将组织新党，向执政的国民党公开挑战。＇3＇
组党以外，《自由中国》撰写社论《台湾人与大陆人》，触到国民党人的要害，由“二二八”事变引起的省籍鸿沟伤痕，一向是敏感到谈不得的问题，雷震却说：“人与人不会成为仇敌，除非由于政治上的错误，”又说：一些迷误于政治权力的人们发现大陆人和台湾人在政治改革运动上携手合作，起了恐惧心。故意危言耸听，说台湾人的势力抬头，内地人将受歧视等等。＇4＇
国民党一面发动自己控制的舆论工具进行反击，一面制造谣言，硬说中共驻港的工作人员暗中支持台湾的新党活动等等。同时通过美国驻华大使庄莱德，向国务院缓颊，俾一旦采取行动时，减少美国官方的压力和冲击，奉命执行此项任务的，即经国指挥下的情治系统－台湾警备总司令部。
大前提上，父子俩为维护自己的权力统治，利害相同，观点一致。纵使，蒋先生不下命令，经国亦必去之为快。白雅灿的案子，＇5＇就是最好的说明。雷震的情况，比白要严重千百倍，他焉能视若无睹！从个人恩怨出发，吴国祯、孙立人是他夺权的障碍，雷的《自由中国》是他愚民政策的绊脚石。允许这个杂志的存在，很多神话、谎言，就有被拆穿的危险。
雷、蒋冲突，据雷自己说，肇始于五十年代初期，且完全来自误会。试看下面一个故事：
“我于民国三十九年（一九五O年）十月第一次去香港时，这些党派人士并未提到国民党要‘党化军队’一事，大概国民党改造委员会此时尚未定案也。追民国四十年（一九五一年）元月二十八日我和洪兰友同去香港慰问各党派及民主人士时，青年党左舜生和李璜等一见我们，就大骂国民党首领蒋中正和蒋经国（此时陈立夫已被逐至海外了）不该违反现行宪法的规定，在所有军队里，以及持有枪杆子的宪兵和警察里设立国民党支部之事，和过去的军阀与大陆时代国民党一样，采用苏俄的‘以党治国’，不想依照现行宪法，实行民主政治，建设民主国家。这完全是家天下的政治，终有一天要失败的。我和洪兰友无法撒谎来解释此事，只有任其任意咒骂，因为池们骂的是事实，他们都是青年党领袖，参加过制宪国民大会这一幕。
我们回台后，国民党在改造委员会曾邀我们吃便饭，改造委员出席者有胡健中、张其昀、崔书琴、萧自诚等，工作同志有唐纵等。饭后他们详询香港各方人士之意见，我们尽情报告，谓其中党派人士最不满意者，为国民党违反宪法在所有军队中设立国民党分部，民主人士最讨厌者为不思建设民主政治，还是个人独裁，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