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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政府所能做的，已经做了：包括道歉，增加安全措施，和不停地检讨美国的对华政策。”＇6＇
表面上，美国政府不支持“台独”，可是彭明敏在调查局严密监视下，神秘失踪，到瑞典斯德哥尔摩打个转，即前来密歇根。报章杂志，因不受政府的控制，有时候，又巧合地一鼻孔出气。这类文章，相信经国看不到，否则，比尼克松的告别式，更为难堪。
跑完全程，途经东京，经国于五月一日，重归故土。
抵达台北的时间，上午十一时，国际机场，出现万人以上的欢迎场面，新闻报导，说是“数年来全国各界欢迎出国归来之政府首长最热烈的一次”，诚非虚言。［7＇
“热烈”的原因，与他遇刺有关，举岛上下，感到经国安危，和他们切身利益的紧密联系。正如蒋先生一九三六年，由西安回到南京那次一样受人爱戴。政府当局为了表示内部团结，促进民众的爱戴。正好利用此一时机，向劫后荣归的未来领袖，转达拥护之忱。《联合报》说：“这是历史上一种新力量的勃兴，一位新政治家的崛起。”至少，部分反映出，台北当时的人心。
纽约枪声，如果说有什么正面意义，则莫过于，把经国的时代向前大力地猛跨一步。
新时代看不到光明。无风无雨的好景，终成历史的追忆。代之而起的政治口号，为“庄敬自强”“处变不惊”虽被很多人引为笑柄，但“变”字是未来十年的历史重流，蒋先生“以不变应万变”的办法，再无法适应了。
一九七O年十月，加拿大承认北京，和台北断交。跟着联大席位，发生动摇。美国过去曾连续十年，使用延期战术，即当此问题提出时，使其不能在大会中认真地讨论，获得成功。后来，改为“重要问题”，再维持十年。可是，随着北京外交成就的进展，这一设计，已不复有效。
一九七一年九月，美国以“双重代表权”的新战略，期保持台湾在联大的代表权，同时又宣布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十一月，僵持了二十二年之久的中国代表权问题，顺利解决。合北的困窘、惶恐、 仿徨，以及愤怒，可想而知。但也同时给国民党高层的乐观派、保守派，当头棒喝，让他们从梦幻中醒过来，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放弃幻想，面对现实”。
就在被逐出联大的几星期内，除了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会籍以外，台湾实际上已从联合国所有有关或附属机构退出。数月间，二十几个国家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中华民国的驻外大使，纷纷下旗归国，外交部被讽刺为“绝交部”。＇8＇
再一步使台北更难堪，更寝食难安的大事，是尼克松翌年二月的中国之行，那个“改变世界”的一周。美国再三保证，华府与台北间的关系，没有任何情况会因尼克松访问北京而改变，美国也不寻求台北与北京“和平解决”的方案。但尼克松、周恩来发表的《上海公报》，台北却认为“是一件极不寻常的文件”。特别是提及四次的“关系正常化”这个名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外交官文书用语。
九月，北京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台湾在远东区最重要的对象据点，再度失落。
外交上的颓势，和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大陆沦陷前的军事形势，几乎完全相类似。唯一的区别，非战之罪。老实说，蒋先生的外交成就，当年败而不乱败中求存，能维持二十年之久，已是空前奇迹。
好在，外交是内政的延长，外腐并不足以致命，只要没有内溃，仍可“我自巍然不动”。
转眼，第四届总统任期届满，台北势必把六年前的旧剧本，搬出来重演一次，老演员，旧剧情，自然没有什么新奇的感官上的刺激。勉强算得上新场景，一是大会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修订案；一是提名经国出任行政院院长。送立法院的咨文说：
“行政院院长严家淦，恳请辞职，已勉循所请，予以照准。兹拟以蒋经国继任行政院院长。蒋员坚忍刚毅、有守有为，历任军政要职，于政治、军事、财经各项设施，多所建树，其于行政院副院长任内，襄助院长处理院务，贡献良多，以之任为行政院院长，必能胜任愉快。爱依宪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提请贵院同意』，以便任命。此咨立法院。
总统蒋中正”
六天后，立法院以三百八十一票的最高票，行使同意权。平常出席院会的委员，维持半数（二百人左右），这天到了四百零八，“几位身体不太好以及年事太高的委员”，都“一早到了立法院”。旅港四位委员，特地从香港飞到台北。
各方对经国期望之殷由陶百川先生的一段话，略窥端倪：
“蒋经国先生在此时此地出任行政院长，可说是受命于‘危急存亡之秋’（仍引《出师表》），不仅要安内攘外，简直须旋乾转坤。任务的艰巨，恐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但如果真能加强廉能之治，恢弘志士之气，则国基永固，四海归心，他日以仁击暴，得道多助，国事固大可为也。”＇9＇
说得具体一点，是经过突来的“大地震”后，台湾上下普遍的觉醒，寄望于经国，新人新政，救亡图存。
新阁不仅阵容新，气象新，活力也新，平均年龄六十一点八岁。人事调整，亦非过去那种打麻将扳庄的作法，彼此轮流，而是彻底换班。非但改中央，亦改基层。五月三日《联合报》的一篇社论，作了详尽的说明：
“第一是如我们所期望的，这次的人事调整，幅度较大，而同时及于台湾省政府及台北市政府，有力的象征了我们所说的‘新阶段的行政院’的意义。
第二是进一步起用与征召了本省籍俊彦，担任国家重要政务。如副一院长、内政部长、交通部长、台湾省主席、台北市政府，都是当前国家行政的重要据点。现概由本省籍人士出任，固是恢宏地方志士之气，共赴国难之道；亦有力的显示了台湾复兴基地的时代意义。正所谓地不的南北，人不分畛域的号召。而台湾省政府的由省籍人士首任主席，尤可激发本省同胞为桑梓服务，提供贡献。
第三是新阁人事的安排，或则见其新人的延揽，或则表示人才的新发掘，或则是人与事的新配合，又或则是对专家学者的重视，一开始便有一新观感，一新气象的功效。
第四是新阁人事不少为由地方出任中央要职者，如高玉树、林金生、李登辉、张丰绪氏，都是政府拔摧长才的行动。尤其张丰绪氏由一县之长而跃任特别市市长，更见政府破格起用人才的至意，也反映了蒋院长的求新求行决心与魄力。”＇10＇
经国做副院长的时候，和戴笠做军统局副局长一样，实际上当家做主的就是他。严家淦虽是个供奉的神像，毕竟要供着，不宜过分喧宾夺主。何况，蒋先生只是半退休状态。
“香蕉案”＇11＇大快人心，外贸会主委，中英银行总裁徐柏园，因而丢官。事件发生，尚在副院长任内，他自己不爱钱，也最恨官员爱钱，就任院长，是放手大干的时机。所以，在他提出的“十大革新”号召中，廉能政治，高占榜首，且先从他的令亲王正谊着手。
王曾任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长兼中央公务人员购置住宅辅助委员会主委。因涉嫌士林外双溪中央社区工程舞弊案，贪污美金十三万七千五百元，经国下令沈之岳收押侦办，经过三次庭讯，判处无期徒刑。（12）如果，蒋先生继续当权，刑及王太夫人的亲属，办得到吗？
海关副税务司兼稽查主任白庆国，贪污受贿，判处死刑。
高雄市长杨金虎贪污，被判五年，杨妻加倍，刑期十载。
革除贪污的同时，禁止兼职，各部会首长及政务委员，纷纷辞去公私机关兼职，绝无情面可言。
经济方面的事务，经国原是外行。陈诚去世之前，没有他插手的机会，但是发展经济，为台湾未来唯一的生路，外交虽频遭挫败，假使继续保持高水准的经济增长，人民安居乐业，则无虑分歧分子的挑战和北京的统战攻势。
他的经济思想，散见其言论，从中可理解其经济决策的基线，吴立朝曾予以归纳，兹节录如下：
．自由制度，他说：“我们的经济社会，是架构在自由经济制度的基础之上。我们尊重人民意愿，保障合法权益，维护自由贸易，在谋致经济繁荣的各项努力中，政府与民间，同为主体，同作贡献……。”
．统合平衡，他说：“我们策进经济建设的策略路线，注重于：农业与工业的均衡发展；公营事业与私人企业的合理分工；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的同时并进；资本形成与资源供应的适当分配与运用……。”
．平等公开，他说：“政府的财经措施，不能仅从增加经济增长率高低来评断其得失，也要从其措施是否足以扩大或缩短贫富的差距来衡量。所以我国政府今后财经政策一定要以促进所得能有较平均的的配为目标。”又说：“今后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除国防，外交两部门外，悉交立法院公开审查。”＇13＇
简言之，以自由经济为手段，均富为目的，全部实现，当然不容易，做到八成，已非常出色。
体现上列经济思想的具体步骤，荦荦大者，如下列方案：一九七二年九月，宣布“加速台湾农村建设的新措施”，拨款五千万美元，作为加强农村建设之用。主要工业快速增长，农村劳力外流，农业呈衰退现象，任令发展，将影响全局。翌年十月，宣布九大工业建设计划，它们是：南北高速公路、台中港、北回铁路、苏澳港、石油化学工业建设、高雄大钢厂、高雄大造船厂，铁路电气化和挑园国际机场。＇14＇
九项工业设施，投资总额为六十四亿美元，筹措如此庞大的资金，即非易事，但经国说：“就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史实看来，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本身没有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的基础，经济发展一定会受到影响和滞碍。”“所以，我们在未来五年中间，要为经济建设奠定一个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的基础。”
事实证明，没有当年的远见和魄力，后期经济的起飞，和工业产品结构的升级，那就是缘木求鱼。
经国的一项信念，“如果我们勤勤恳恳地为老百姓做事，我们是不会完蛋的。”所以，一面从事经济建设，一面降低国防预算，从百的之八十的最高点降到百的之四十八点九（一九七四年）。
一九六五年，美援终止，而外贸年年高涨。一九七二年，出口增百的之四十八，进口增百的之四十七，总数六十亿美元，两年后的贸易额，升至一百四十二亿美元，国民平均收入，由一九七二年的三百七十美元，增至七百美元（一九七四年），在亚洲仅次于日本、香港与新加坡。
外销产品，过去以香蕉、凤梨等农产品为大宗，改以工业产品取代，工人工资，获得提高，机器设备，更新换代，由劳工密集，渐变为资本密集。
七十年代的经济顺境，最重要的是，增强了经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江西时代，虽然，雄心勃勃，尝试过各种建设计划，究竟限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条件，欲求大成，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一九七四年，因中东石油危机，出现世界性的经济萧条。台湾经济，深受冲击，经国剑及履及，及时定下“当前经济措施方案”，经济增长，固降为零增长，受伤害的程度，亦降到最低。
我们试看《纽约时报》记者窦奠安的评述：
“台湾的经济行情一直到一九七四年世界经济因高油价而出现萧条为止，平均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十，已经减缓蒋院长应付国际地位低降和北京威胁的难题。这个海岛发现到，即使没有外交承认，仍然能从事商业往来和维持非官方的关系，生活水准的提高，人民感激。油价提升，出口减少，使得一九七四年的经济增长降到零点，但是，台湾的因应能力，比别的国家强得多了，失业人口，并不很高。本地人对经济情况，略呈不满，较大陆居民的预期，则进步得多。”＇15＇
经国掌舵，经济上可得满分，殆无疑问。于民主宪政的推行、人权的保障、言论自由的开放，则差强人意，某些方面，勉强及格，某些方面欲进又退，出现开倒车的现象。
兹以《大学杂志》的出现，为分水岭。
如陈鼓应教授所说“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是南京时代的延续，‘政治流动性极低，国民党的整体性格更趋军守’”＇16＇，因唯我独尊，它成了“司令之神”和“福祸之缘”，凡任何人的言论、行动不合乎它的“路线”，随时可以大祸临头。
一九六八年三月四日，写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