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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宪法与法律相较，以宪法为准；人民与其代表相较，以人民的意志为准。
以上结论并无假定司法权高于立法权的含意。仅假定人民的权力实在二者之上；仅意味每逢立法机关通过立法表达的意志如与宪法所代表的人民意志相违反，法官应受后者，而非前者的约束，应根据根本大法进行裁决，而不应根据非根本法裁决。
法官在互相矛盾的两种法律中作出司法裁决可举一常见之事为例。时常有两种在整体上或部分上互相矛盾的法律存在，且均无在某种情况下撤消或失效的规定。在此种情况下，法院有澄清之责。法院如能设法加以调和，从法理上考虑自应予以调和一致；如不能做到此点，则有必要选用其一。法院决定两种法律的相对效力的规律是采用时间顺序上的后者。但此仅为从事物的性质与推理方面考虑得出的实际运用规律，并无法律的依据。此一规律并非成文法，乃法官解释法律时采用的符合事物规律的一般规则。司法人员认为具有同等效力的互相冲突的立法，应以能表达最后意志的法律为准。
但如互相冲突的法律有高下之分，有基本法与派生法之分，则从事物的性质与推理方面考虑，其所应遵循的规律则与上述情况恰好相反。司法人员认为：在时间顺序上较早的高级法较以后制定的从属于前者的低级法其效率为大。因此，如果个别法案如与宪法违背，法庭应遵循后者，无视前者。
如果说，这样法院在与立法机关发生龃龉的情况下，或可任意歪曲立法机关制宪的原意，此种说法实在无足轻重。因这种情况在两种法律条文互相矛盾中，或就任一法律条文进行解释中均可发生。解释法律乃是法庭的责任，如法庭以主观意志代替客观判断，同样可以造成以一己的意志代替立法机关原意的情况。这也就无异于主张根本不应设立独立于立法机关之外的法官了。
因此，如从法院应被视为限权宪法限制立法机关越权的保障出发，司法官员职位固定的理由即甚充足，因除此而外，并无任何其他规定更能促使法官得以保持其独立性，而法官的独立实为其执行上述艰巨任务必须具备的条件。
法官之独立对保卫宪法与人权亦具同样重要意义。如果在某些玩弄阴谋诡计之人的煽动与影响下，未经人民的审慎详查，致使某种不良情绪得以散布，可以造成政府的某种危险变动，使社会上的少数派遭到严重的迫害。固然，笔者相信宪法草案拥护者决不同意反对派对共和政体的基本原则——承认人民在他们认为现行宪法与人民幸福发生抵触时，有权修改或废除之——加以怀疑；但却不能从此引申出这样的看法：人民代表在大部选民一时为违宪倾向所蒙蔽时即可违宪行事，或法院因而可以参与违宪行动，并认为法院这样做较诸完全屈从立法机关的阴谋更为合法。除非人民通过庄严与权威的立法手续废除或修改现行宪法，宪法对人民整体及个别部分均同样有其约束力。在未进行变动以前，人民的代表不论其所代表的是虚假的或真正的民意，均无权采取违宪的行动。但值此立法机关在社会多数派的舆论怂恿下侵犯宪法之时，法官欲尽其保卫宪法之责实需具有非凡的毅力，这也是明显之理。
但是，法官的独立是保卫社会不受偶发的不良倾向影响的重要因素，并不仅是从其可能对宪法的侵犯方面考虑。有时此种不良倾向的危害仅涉及某一不公正或带偏见的法案对个别阶层人民权利的伤害。在此种情况下，法官的坚定不阿在消除与限制不良法案的危害方面也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可以减少已经通过的此类法案的危害，并可牵制立法机关的通过。立法机关如预见其不良企图将为法院甄别，即不得不对其不良企图有所节制。这种考虑对我政府的影响尚不甚为人所觉察。对于司法部门的主持正义以及其节制作用有所感觉者则已不限于一州。此种良好作用或为居心叵测之人所不满，必为所有正直人士所尊重与欢迎。各界有识之士自当珍视法庭正直不阿之风的存在与加强，事关切身利害，无人可以保证本身不成为不公正审判的牺牲者；如任不良倾向猖獗必将导致人心丧尽、社会不宁，这是人人皆可以感觉到的。
坚定、一贯尊重宪法所授之权与人权，乃司法所必具的品质，绝非临时任命的司法人员所能具备。短期任职的法官，不论如何任命或由谁任命，均将在一些方面使其独立精神受到影响。如任命权在行政，或在立法机关，则使法官有俯首听命于拥有任命权的某一部门的危险。如由双方任命，则可产生不愿触犯任何一方的情绪；如由人民选举法官，或由人民选出的专门选举人任命，则可产生法官过于迁就民意，影响其唯以宪法与法律的规定为准则、执法不阿的态度。
法官的职务固定尚有一从其本身应具备的条件出发而产生的理由。常有明智之士论及：浩瀚之法典乃是关系自由政府优点的必然现象。为防止法庭武断，必有严格的法典与先例加以限制，以详细规定法官在各种案情中所应采取的判断；由此易见，由人类天生弱点所产生的问题，种类繁多，案例浩如瀚海，必长期刻苦钻研者始能窥其堂奥。所以，社会上只能有少数人具有足够的法律知识，可以成为合格的法官。而考虑到人性的一般堕落状况，具有正直品质与必要知识的人其为数自当更少。由此可知政府可以选择的合格人选自属不多；如使其短期任职，则合格之人常不愿放弃收入甚丰的职务而就任法官，因而造成以较不合格之人充任的趋向，从而对有效而庄严的司法工作造成危害。在我国目前情况下，今后一个长时期内，此一缺点实较可以设想者为大；但亦应承认，此点与其他方面比较尚属次要的考虑。
总而言之，制宪会议沿袭州宪法以行为正当作为法官继续任职的条件，甚为明智，并无可以怀疑的余地。就此而论，良好政府之组成如无此项规定，却为不可宽恕的缺点。大不列颠之经验可为这一良好制度提供证明。
普布利乌斯
《联邦党人文集》
汉密尔顿 杰伊 麦迪逊著
第七十九篇 续论司法部门
（汉密尔顿）原载1788年麦克莱恩版
致纽约州人民：
最有助于维护法官独立者，除使法官职务固定外，莫过于使其薪俸固定。前文有关总统的说法亦可适用。就人类天性之一般情况而言，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在任何置司法人员的财源于立法机关的不时施舍之下的制度中，司法权与立法权的分立将永远无从实现。各州有志政治改革之士深憾于州宪法缺乏这方面的明确而切实之规定。若干州宪法规定应为法官确定固定的薪俸，而曾有若干实例证明仅此尚不足以防止立法机关的推托，必须做出更加肯定、明确的规定。因此，宪法草案规定：合众国法官“于规定期间领受酬金，该项酬金于继续任期之内不得减少”。
从各方面考虑，以上实为可能设计出的最合宜的规定。因货币价值与社会状况或有波动，很明显，在宪法中固定法官薪俸的数额是不可行的。在今日看来之厚俸，过半个世纪则可能变为微薄不堪。所以，法官的薪俸需由立法机关按照情况变化加以改变，但又需对立法机关加以限制，使之无权改变法官的个人收入，不能予以削减。如此则法官始得确保其生活，不虞其景况的变化而影响其任务的执行。上述条文结合了两个优点。法官的薪俸随时代的变迁得根据需要加以调整，但个别法官一经任命后其薪俸即不能再行削减。由此可见，立宪会议对总统与法官的薪俸规定是有所区别的。前者为既不得增加，亦不得减少；后者只规定不得削减。此一区别可能系由二者任期之长短不同产生。因选举总统之任期不超过四年，在其任期开始时确定的薪俸，很少可能在任期终了时已不适用；而法官如行为正当可以终生任职，极有可能在法官就任时确定的薪俸，特别值此政府成立的早期，在其继续任职的年限内变得甚为微薄。
关于法官薪俸的规定实为深思熟虑的结果：故可认为以此规定与法官职务的固定相配合，可使联邦法官独立执法的前景远较各州宪法对州法官的保障为佳。
至于如何对他们的责任加以防范已包含于关于弹劾的一条规定之中。法官的行为不检得由众议院提出弹劾，参议院加以审判；如判定有罪，可予以撤职，不得再行叙用。此为宪法中有关的唯一规定，与维护司法独立的精神一致，亦为本州宪法关于法官的唯一规定。
有人曾经提出，宪法缺乏因法官无能而撤换的规定。但大凡有识之士皆可理解作此规定实无实际意义，或者不但不能取得良好效果，反有可能为人所滥用。笔者认为：对人智力的衡量实无妙法可以遵循。欲划定有无能力的界限，必给发泄个人与党派的恩怨造成可乘之机，对发扬正义与公益实无所补。结果必形成大多为专断性质的决定。唯一可视为例外的情况为法官神经错乱，在这种情况下，无正式条文规定，亦可宣告其失去工作能力。
纽约州宪法为了避免这类含糊不清与危险的调查，乃决定以年龄作为丧失工作能力的标准。年龄超过六十即不得再任法官。笔者相信，目前不反对这条规定的人为数甚少。没有任何其他职务比法官这个职务更不宜应用此项限制。大凡年龄达到六十之人，其思维鉴别能力一般可以继续维持很久。此外，试想一下，人届高龄智力衰退者甚稀，法官席上无论人数众多或较少，同时有相当一部分法官处于智力衰退状态的情况亦不可多得，故可下一结论，以年龄作为限制实无必要。处此财富尚不宽裕，退休赡养金不易获得的共和国内，法官经过长期卓有成效的服务而后因年龄超过而撤职，失去赖以生活的薪俸，而另谋他就又已太迟，凡此种种考虑均较法官席为老迈法官所充斥的幻想更值得引起关注。
普布利乌斯
《联邦党人文集》
汉密尔顿 杰伊 麦迪逊著
第八十篇 司法部门之权力
（汉密尔顿）原载1788年麦克莱恩版
致纽约州人民：
为准确断定联邦司法权限，首先需要考虑其审判对象为何？
联邦法院应审理下述各种类型之案件，此点似无多大争议：第一，涉及按照宪法立法手续通过的合众国法律的一切案件；第二，涉及实施在联邦宪法中明文规定的条款的一切案件；第三，涉及以合众国作为诉讼一方的一切案件；第四，在合众国与外国或在各州之间发生的危及联邦和平的一切案件；第五，在公海上发生，属于海军或海运司法范围内的一切案件；最后，不能假定州一级法院可以公正与无私审理的案件。
第一点的成立在于一明显考虑，即宪法的生效必须有宪法保障。例如，如无宪法方式的保障，何以对各州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按照宪法草案规定，有若干事项是禁止各州从事的，这些事项或因与联邦利益抵触，或因不符理想的施政原则，不宜由各州进行，如对进口货物课以关税、发行纸币即为两例。如果政府并无有效的权力机构及时限制纠正，无人相信这些禁令能被自动遵守。如欲加限制及纠正，则需对各州法律拥有直接否决权，不然，则需授权联邦法院可对明显违背宪法规定的决定宣布其无效。除此之外，实无第三种办法为笔者所能设想。制宪会议似在上述二者间选其后者。笔者以为，此亦为各州更易接受的办法。
至于第二点，本身寓意明显，无须阐述。如果政治上有所谓定理，则一个政府，其司法权与其立法权应具同格，当列为一条。仅举国家法律的解释有统一的必要这一点，即可说明。如果十三个互相独立的法院在审理源诸同一法律的案件上均拥有最后审判权，则政出多门，必将产生矛盾与混乱。
第三点更无需赘述。国家与其成员或公民间产生的纠纷只能诉诸国家法庭。任何其他方案均既不合理，违反惯例，而亦不得体。
第四点的立论根据在于下述明显前提：整体的和平不能诉诸其某一部分。联邦自当对其成员对外负责。追究伤害之责必须伴之以追究负责制止伤害发生的职能单位。既然法院判决或其他方面原因导致的不公正或不公平事件得以成为战争的正当原因，则一切涉及外国公民的案件自应由联邦法院审理，因其不仅在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