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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形势与顺治十年洪氏受命之初相比，已经发生很大变化。
顺治十一年底以来，清廷与郑成功海上武装和谈失败，东线战事起动，清廷不得不调兵遣将，布置东线的海防前线。这对西线的洪承畴来说压力遽然增强，不管是在政治上、军事上还是财政上。
在旷日持久的相持中，湖广前线的人事班子发生了不少变动。顺治十三年二月，因浙江总督佟岱与巡抚秦世祯不睦，清廷将两广总督李率泰调往浙江任总督，另以固山额真王国光总督两广＇248＇。李率泰本来是洪氏经略西南之际专门推荐的辅佐人选，至此因东线战事而离开。
顺治十三年二月初九，曾取得常德大捷的宁南靖寇大将军固山额真陈泰病卒于军中。
九月京察。湖广总督祖泽远以才力不及降一级，解任回京，由李荫祖继任＇249＇；湖广巡抚林天擎原为洪承畴极力举荐的“真才真品，有谋有为”的幕员＇250＇，也因“才力不及”降一级，照旧留任，又以微故连降五级，调外用，由内院学士张长庚接任＇251＇。顺治十三年以后湖广方面大员总督、巡抚均以“才力不及”连连降调，这是否是对湖广军前“寸土未恢”之总指挥官的一种暗示？在人事变动背后是否隐含着来自朝廷甚至是顺治帝本人的压力？清廷的政治信任究竟还能维持多久？这对洪氏来说不能不是一种巨大的压力。
随着东线战事起动，清廷不断在东南沿海增兵设将，并将东西线战事相提并论。
顺治十二年五月，清廷以固山额真石廷柱为镇海将军，统领汉军官兵驻防京口，这是顺治年间清廷在直省设置的西安、江宁、杭州外的第四个驻防点，额兵三千＇252＇。
十三年六月，清廷决定在福建增设汉军驻防三千，以郎赛为帅，分驻漳州、泉州＇253＇，顺治十四年移驻福州，并专设满洲营＇254＇。
十四年十月，专防东南沿海的水师部队建成，以苏州总兵官梁化凤统领驻扎崇明＇255＇。
顺治十三年六月清廷颁诏江南、浙江、福建、广东督抚镇等“如贼中伪官人等，有能悔过投诚，带领船只、兵丁家口来归者，察照数目分别破格升擢，更能设计擒斩郑成功等贼渠来献者，首功封以高爵，次等亦加世职，同来有功人等，显官厚赏，皆所不吝。”＇256＇这与七月二十四日敕谕湖广、江西、陕西、四川、广西各督抚提镇招抚的行文如出一辙，只是将贼渠郑成功之名换成了孙可望。＇257＇可见，清廷将东西两线是放在同一水平面上考虑了。如果说在此之前，清廷原来想以东线和平换取西线的胜利，固特授洪氏前所未有的权力，对之有求必应，百依百顺，那么此时这种可能已经消失，清廷不得不开始应付两线同时作战的局面，这对深谙主子用心，又了明兵家之忌的洪承畴来说，只会愈发觉得高处不胜寒。
而且，湖广前线的局势也象一个逐渐收紧的口袋，不仅对南明军队的压力日紧一日，清军总指挥洪承畴也是越来越紧张。
顺治十四年中期前后，湖广前线的军事部署基本完成。一方面，战守分布准备就绪，官兵大都到位，只有个别情况例外（如新设祁阳镇总兵陈德，于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底才到达汛地）。共计湖北、湖南、粤西归洪承畴直接指挥的十几个提督、总兵的兵力，已达数十万之多＇258＇。要命的是，集结完毕的军队内部并不稳定，已经出现军心涣散的苗头了。胶州进士李世锡（霞裳）顺治八年出任湖北嘉鱼知县，曾经作过一首《哀沅》诗＇259＇，描绘了顺治中期湖北郡邑残破，人民逃散，又遭大疫，军士多病死，道理相枕藉的实况。军心不稳并非文学作品中的想象和夸张，而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危险。顺治十五年五月，清军开始战略进攻之初，逃兵事件再次大规模爆发，就是一个明证＇260＇。甚至在洪氏前线司令部长沙幕府内部，也弥漫着悲观、萧瑟的情绪。彭尔述在顺治十四年作的一首诗，就生动地描绘了自己似笼中困兽般无奈的心情，“转困鸡肋滞江津，十载雕戈老战尘……酹酒还浇陶太尉，霜风旅鬓一伤神。”从清军顺治四年进入湖南，至十四年正好十年整，而目前的情形正象鸡肋，欲弃不能，欲取不得，虽然自己有心象东晋大司马陶侃那样建功立业，却只能借酒浇愁，在伤感和憔悴中老去＇261＇。作为前线的统帅，洪氏对部下的实际情形，不可能一无所知，但这一点他不能点破。
另一方面，湖广前线的粮饷在顺治十四年年中也都基本到位。如顺治十四年部拨盐课协济粤西及湖广军前银共十二万两在五月份已经解到，“官兵愈加振奋”＇262＇；又顺治十三年江南欠饷十七万两及苏松常三府十一年欠饷一万多两“已通解全完”，“计七月中旬以后可望解到”＇263＇。可见当时湖广军前的粮饷供应情况还是良好的。清廷无疑为此克服了巨大的困难：在“一岁至缺四百余万”＇264＇的情况下，“国用所以不足，皆由养兵”＇265＇的压力只有落在洪承畴的头上了。
那么，洪承畴顶着这种种压力，还在等待什么？他等待的是进军云贵三个必要条件中最重要的“事机凑合”的时刻。回顾洪氏的战略思想，很明显，官兵齐集、粮饷充足，事机凑合这三个条件就是“以守为战”和“以战为守”的宗旨：“多得贤良，安民劝农”可以得到粮饷和后方的安全，“简拔将领，练兵制胜”是官兵齐集的前提，也是“联络土司，使不为贼用，以树我之藩篱”的保证，最终目的是“计离贼党，使自为解散，以溃彼之腹心。”从收拾人心、稳定局势的以守为战，到建立军事防御体系的以战为守，打击、铲除抗清武装及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洪氏的目的只有一个，加强自己，消灭敌人，促使南明方面出现政治分裂。无疑他之所以一再坚持进剿云贵必须三个条件同时具备，缺一不可，实际上也就是为了争取不战而胜这个最好的结局。在洪氏眼里，官兵齐集，粮饷充足，尚在其次，他顶着压力，冒着危险，等待的就是事机凑合的时刻。在此，集中体现了洪承畴所具有的战略眼光和作战气势，可以说他确有过人之处。
对于全局的形势，对于南明领导的抗清斗争，洪氏有着深刻的了解。从当前情况看，前线的清军已占有一定优势，只要能稳住局势，稳操胜券的希望还是比较大的；从长远角度看，南明控制区仅仅为中国西南一隅，而清廷占领区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极大地超过对方，进行持久战对南明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惟有一点，清廷无法不能与南明抗衡——这就是人民的向心力。在多数人眼里，南明是承继明朝三百年统治的正统汉族政权，而清朝是茹毛饮血的野蛮夷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大规模的战争、武力高压并不能使广大汉族人民屈服，尤其是民族气节坚定的高尚分子。没有经过一定时间的进化、蜕变乃至融合，弥漫于全国的反清气氛不会很快消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民不会口服心服。洪承畴在湖南以极大精力从事招抚工作，抓紧“事机凑合”的希望不肯放松，实在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招抚机括”也一度成为朝廷内外墨守的金科玉律＇266＇，这决非偶然。所谓的“招抚机括”应该包括争取民心、招徕士绅，分化、瓦解抗清武装的有生力量和群众基础等等内容，其中“计离贼党，使自为解散，以溃彼之腹心”则是核心所在。俗话说，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孙可望与李定国有矛盾，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洪氏眼里，孙、李矛盾，就是一个可加以利用的很好“事机”，为什么他不能设想这个“事机”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从而最终从根本上消蚀对方，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他在湖南“以守为战”，“以战为守”，翻来覆去地折腾，所做的一切不正是为促使孙、李矛盾这个内因发展？衡量一个军事家是否有过人之智，其中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他能否根据现有的条件预计将来的局面，并努力推动局面向设想的方向前进。洪承畴经略西南，是他一生中经历的最后一场大战，清廷寄予重望，赋予极权，无疑使他能够比较从容地制定战略战术，几臻炉火纯青的战争艺术遇上了恰逢其时的表现机会。台湾李光涛先生认为“洪承畴之经略南疆，乃在于兵马钱粮的应手，以及得力于投降榜样，而不是以战争取胜的。”＇267＇这是个颇有见地的看法，还需注意的是，洪氏将“投降榜样”更置于“兵马钱粮”之上，所以他认定自己能够等到“计离贼党，使自为解散”的那一天到来。
但不幸的是洪承畴最终还是没能等到“计离贼党”从而可以“优加爵赏”的机会。顺治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洪承畴得到了上映岗土目报告的李定国动向：“逆贼李定国差伪总兵吴之凤赍伪敕令旨到镇安，称伪永历已移驻云南省，李定国锡封伪晋王，即领贼众复图犯两粤等情，并抄录伪敕书到职。职细释来文，似孙、李二逆又有复合之势。”＇268＇对于孙、李矛盾这种有关“招抚机括”核心内容的情报，洪承畴是绝对重视的。也正因为如此，这一错误的估计，给他致命一击，使他陷入绝望的深渊，导致他第一次借病乞去。
事实上，当时孙、李不仅没有可能和好，矛盾的发展反而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三个月后双方就在云南曲靖交水进行了一场大战，结果是孙可望落荒而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降清军。但洪承畴已经等不及到那一天了，这又一次暴露了他个性中足以左右其人生道路的最大弱点——极不坚定。在洪氏眼里，整整四年以来，在孙、李有矛盾的情况下，他所指挥的清军也没有占到任何便宜，若是两人有和好的可能，他还有什么好日子过？在他看来，南明武装简直就是一道无法打破的坚冰，在这道坚冰面前，他不禁心慌气短起来。作为一个军事统帅，洪氏无疑是有才能的，他所制定的战略思想绝对正确，他的工作事实上也被证明卓有成效，但他唯独缺少成就一个成功军事家所必备的要素，这就是坚定不移的信念，执着追求崇高理想和既定目标的定力。正是这个弱点，使他在十六年前的辽宁松山前线，作为明军最高指挥官，经过两个多月的徘徊、犹豫之后，还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迈出了遭万人唾骂的可耻一步，投降当时的敌方后金政权；现在，历史又恐怖地重演了：退却绝不可能，前进又毫无把握，与其冒险重蹈松山兵败的覆辙，不如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于是仅仅在得到这个消息的两天之后，六月三十日洪氏就上疏以病乞休＇269＇。李光涛先生认为这是“避难”＇270＇，洵为至言。至此，洪氏自己也十分清楚：若再次兵败，不仅乞命敌手绝无可能，清廷也岂能轻饶了他？以六十有五之年，双目几瞽之身，兢兢业业，讫讫矻矻，最终落得如此境地，何苦来着？洪承畴不禁悲从中来，“陡患危笃之疾”＇271＇，既是无可奈何的借口，也是顺理成章的结果，更是他唯一可以选择的全身法宝，所有的信心和力量就在这一刹那间崩溃了、消失殆尽，以绝望而避难，并非言过其实。
清廷随即批准洪氏解任＇272＇，并决定“经略员缺，相应不补”＇273＇。因此，洪承畴建议将经略营制中八旗官员、甲兵、丁壮内年貌精壮、有能力买马备器者，听湖广总督、湖广巡抚和偏沅巡抚就近遇缺补用，其余人员“同职回京”，尽量使所属“各有着落”＇274＇。这完全是交待后事的口吻，时间是顺治十四年十月。满朝文武，甚至是顺治帝本人似乎也感染了洪承畴的绝望。值得庆幸的是，这种绝望并没有机会维持多久。就在洪承畴上奏交待后事、清廷决定不设经略的一月之前，九月二十八日“秦王已差官持书前往经略处”＇275＇，洪承畴没有收到来信，当然也不知道他的面前已经出现了孙可望这个救星，清廷更是无法得知南明内部的具体实情。一个半月之后，孙可望的信使到达准备收拾行囊的洪氏军中＇276＇，清廷立即改变决定，洪氏“留原任管事”＇277＇，统领所属官兵，同宁南靖寇大将军固山额真宗室罗托等由湖南前进，相机收取贵州。虽然洪氏所坚持的进剿云贵的三个条件最终还是实现了，但历史似乎与他开了一个不轻不重的玩笑，仅仅相差三个月，本来可以功德圆满的洪承畴却禁不住来自各方的沉重压力，在时运不济、阴差阳错的阴影中递上了以病解任的奏本，胜利的桂冠再次与他失之交臂。
至此，对洪氏“争功”之说，我觉得也靠不住。期待云贵内变，一直是洪氏希望之所在，精力专注之目标。若他再耐住性子，等待三个月，事情就完全如他所预计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