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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可望总兵欧正福，桂阳州人，顺治十二年赴广西总兵马雄处投诚，被送交洪承畴安插就绪，十三年欧正福将准备反叛，被张万福等设法拿获。“今正福志在耕田，似应随其便宜。”＇139＇对于投诚以后又想反悔的人，没有格杀勿论，仍然放回耕田，可见洪氏招抚南明武装用心之深沉、手段之狡诈、希望之迫切。
目前在洪承畴研究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在战略相持阶段过分依赖招抚政策，这是不当的，也不可能取得多大成效。对此，我不敢苟同。在相持情况下，对抗双方的军事实力大致相等，短时期内在双方对峙的正面战场上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双方斗智斗勇，可见高下的恐怕还是战场以外的领域，是双方所依托的人力、物力、财力、地理优势等等。洪承畴对如何从相持转入反攻，无疑具有通盘考虑，他的指导思想“不招抚必不能平贼，不真剿必不能成真抚”中就蕴含了将进行持久战的信息。不招抚就不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加强自己的力量；不招抚就无法铲除抗清武装的社会基础，夺取对方的军事基地，建立稳固的防线。这些都是从战略相持转入战略进攻阶段的必要条件，也是促使双方力量从量变到质变飞跃的有效手段，是以较小代价取得较大成功的可行之路。但这些条件都不是在短期内可以一蹴而就的。
洪承畴利用长沙幕府进行招抚活动，取得了重大成效。
第一，弥补了清军兵力不足、在复杂地形中无法发挥战斗力的弱点。
顺治十三年兵部有一题本，提到荆州总兵郑四维鉴于荆门近逼“寇锋”，建议将安陆驻防移至此地，但安陆所属的钟祥、潜江、景陵、沔阳等州县，因为四面环湖，“素称绿林出没之所”，东、北面的黄州、德安，也有“各寨伏莽耽耽思逞”，洪氏只得采取折衷方案，将安陆驻防一分为二，一移荆门，一留安陆＇140＇。显然湖北各地抗清武装占据有利地形，打击、骚扰清军，使得清兵防不胜防，守不胜守。不惟兵力不敷，即使拥有优势兵力也无从发挥，“从来满兵所到，贼即败亡”，“但鸟道羊肠，马匹不便驰骤”，湖广总督祖泽远“为此不敢吁控”满兵前来剿贼＇141＇。派出幕客单刀赴会，则往往可以寓奇于胜，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取得千军万马所无法达到的成功。这一点，在陈宏范等招抚黄州山寨、廖文英招抚连阳八排山寨的活动中都有典型的表现。
第二，削弱对方有生力量，加强自己的力量，为转入进攻阶段奠定军事基础。
顺治十三年南明知府郭子治、知州刘亢等率士民投诚，洪承畴十分兴奋，觉得这不仅“使职多一民而贼少一助”，且“巫夔之间耕凿久驰，竟成荒土，贼之外地无委积可恃，动多掣肘。”＇142＇很显然，清军与南明争夺“外地”的斗争；正是相持阶段清军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也就是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加强自己力量的有效手段。
顺治十二年四月郧阳抚治胡全才全力奉行招抚政策，招到南明益国公郝永忠部下负责守卫清风寨口路的总兵谢宗孔带领所属人马投诚，部分人员被编入清军，其余的给票递送原籍＇143＇。这既瓦解、削弱了南明武装，也增强了清军力量，便于进行各个击破，可谓一箭双雕。
通过这一阶段的战斗，清军逐渐肃清了与云贵抗清武装相呼应、作为湖南战场依托的湖北山寨武装，广东、广西各地的苗瑶武装和抗清基地，取得了较大成果。顺治十二、三年之间，湖北蕲黄山寨武装、湘粤赣交界的苗民武装已被分化、瓦解，销声匿迹。郧襄一带活动了十几年的姚黄十三家农民军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144＇，抗清武装的有生力量和社会基础确实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和削弱。
第三，动摇南明武装的军心。
长沙幕府的活动，“既为招抚榜样，更足离散贼心。”＇145＇削弱抗清武装的军事力量只是洪承畴的目标之一，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招抚活动，达到“离散贼心”，使对方出现政治分裂。这是洪氏战略思想的精髓。稍后，我们还将进一步讨论。
朱应升，应天上元（今南京市）人，崇祯十二年举人，在天启、崇祯年间曾与张溥、吴应萁等人结社齐盟，“以丹铅进退天下士”，令人从风而靡＇146＇。入清后先任颖州学官，后出为巡按御史，顺治十年转宝庆府推官，招抚流亡，抚绥残黎，不遗余力，顺治十三年因岁贡芽茶延误日期被解职。解职后，他协助偏沅巡抚袁廓宇作分化、瓦解南明军队的工作，“实心招抚”，争取到孙可望部将姜春生、姜和生、总兵王瑞泰、王仁晴、谢成龙、谢才尚及道员孙应赓等投诚＇147＇。这一系列投诚事件，是通过血缘、乡党关系的纽带，连瓜带蔓引发出来的，对抗清队伍的破坏作用不言而喻。因此，洪承畴深惜朱应升的才干，“檄至军前效用”，其“赞经略洪承畴幕，出谋发虑，动合机宜。”洪氏对他的意见十分重视，“一夕飞骑报敌人入境，公（指朱应升）曰：不鼓渊不整队而至者是敌内讧，非犯顺也。迟明，果孙可望崩溃来降，趋经略开门纳款军中，咸以为军中诸葛云。”＇148＇看来朱应升也是长沙幕府的智囊，对洪氏极具影响力，这个“军中诸葛”是否也为洪氏制定进剿云贵三个必要条件的主谋，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2、加强清军战备
洪承畴不仅利用长沙幕府的招抚活动，作了较为充分、全面的政治准备，还通过艰苦、细致的战备工作，为进行军事决战准备了较为充分的物质基础。
开府长沙之初，湖南几乎是个废墟的世界，“城皆瓦砾，公招降流移，兵民始聚。”＇149＇洪承畴及其幕府成员首先必须招集人民、恢复社会秩序。湖南酃县经过明清战争，户口几乎减少了一半＇150＇。顺治十一年知县傅继说招集流亡，仅得老幼一千二百人＇151＇。桂东知县汪震元下车伊始，招集流亡，全县仅存何时济、李青等六十三人，“抚养生聚，民气渐复”＇152＇。清军要在湖南站稳脚跟，恢复经济是当务之急。在这方面，长沙幕府同样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1）开展屯田
湖广军前的屯田，是当时全国性屯田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153＇。洪承畴接受幕客建议，普遍在各地推行屯田，作为恢复社会经济的基本措施之一。
到达长沙之后，洪氏“念赋重土荒，分遣屯田，官给牛、种，岁征子粒，贷其赋三年，增赋十数万而无损于民。”＇154＇湖南在清初经过几次反复，饱受战争破坏，经济凋敝，人民逃亡，生产几乎处在停顿状态。在逼人的现实面前，幕客张旭初提出的屯田建议受到了重视。
张旭初，字熹若，山东临朐人。顺治三年进士，授辰州推官，以道阻赴任违限，落职归里。顺治十年洪承畴经略西南，“总督力荐，复补长沙”＇155＇，“征赴军幕以参谋画”。他建议湖南兵燹频仍，师难宿饱，“非屯田积粟”，不能经理两粤，更谈不上进剿滇黔。“大臣深然其议”，即分派他经理宁乡，“辟地七千二百有奇”，后来又到长沙协助管发放军粮四万余石＇156＇。看来，张旭初的建议很快得到反响，他本人在长沙幕府的工作，也很见成效。
明代以来就有卫所屯田的军屯制度和移民屯垦的民屯制度，洪氏屯田即是这些制度的酌情应用＇157＇。酃县知县李朝事记载：“明邑田额粮七千石……（顺治）十一年大兵廓清，虽陆续招集，苦无农具，经略洪承畴给发牛种，民渐居业。余履任后，单骑躬亲劝垦，今已开三千九百七十七石零。”＇158＇在攸县，顺治十一、二年，曾两次由经略洪承畴“给发牛种垦田”，垦出田地四十二顷九十亩，并一直延续下去＇159＇。蒋应泰在宁乡“兴屯奏效”＇160＇；吴弘道出任沅江知县前，主要从事“开垦屯田及采办军需”＇161＇等等，可见屯田在当时是具体责成幕客和地方官在各地普遍实施的。通过屯田这种形式，带动垦复抛荒田和开种成熟的荒闲田，起了促进各地恢复生产的作用。
当然，屯田的收入用来补充军需，这才是洪承畴在湖广大力推行屯田的原动力。顺治十六年，洪承畴曾提到“十一年起至十四年止，凡湖南屯田、江西折米及职军前盐利、木利生息，接济军需，各项奏效文册，职俱一时并行督造。”＇162＇在此，也不排除直接调拨军前将士从事屯田的可能。
总之，在洪氏派出大批幕客从事屯田或管理工作以后，各地逐渐恢复了生产和社会正常的秩序，军需也得到一些补充。如衡阳县，顺治十二年“经略大臣洪承畴征云贵，驻府城，治兵、增民田粮。”，十五年，“始开征垦荒粮”＇163＇，我想，这荒粮中可能也有部分屯粮。而“增民田粮”则是在民田中普遍增收的田赋，也用以补充军饷，即所谓的“洪饷”。
（2）征收“洪饷”
在经略西南期间，洪承畴在所能控制的区域内增收田赋，这就是“洪饷”，也称九厘银：“（顺治）十二年经略洪承畴征云贵，驻府城，治兵增民田粮，即九厘饷，民间谓之洪饷。”＇164＇
“洪饷”实际上就是明末加派的“三饷”之一辽饷，万历四十六、七、八年加增，标准是每亩加增银九厘，后再加三厘。清廷所标榜的废除明朝弊政、蠲免“三饷”加派的誓言由于现实的原因无法兑现。“九厘银……国初免征，后因云贵用兵，经略洪奏征充饷，遂成定例。”＇165＇原来湖南各地的正赋有漕运、南粮，以秋粮形式征收，还有夏税丝、夏税麦、夏税农桑丝，新增绢价、颜料、条编银、丁银等项目，至此，九厘饷即辽饷又成为一项“新”的科条。“洪饷”起征的时间，各地先后不一，湖北是顺治九年，湖南则以清廷实行有效统治的先后为序，宁乡在顺治十一年，多数地方为十二年，如衡阳、清泉、耒阳、安仁等地＇166＇。南明占领区内当时则无法征收。顺治十四年清廷将九厘银作为正赋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式列入《赋役全书》中，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征收＇167＇。所以，湖南长沙府的三项主要税源——民赋、更名、屯卫中，“地亩另派”的九厘饷银在民赋、更名中均有征收，与杂课等都“按亩摊征，分部起解”＇168＇。
（3）造船运粮，保证后勤供应
屯田与征收洪饷，虽然可以补充部分军需，但湖南毕竟是兵燹频仍之地，收成也需假以时日，洪承畴军前粮饷主要还得依靠江南、浙江、江西、湖北等地供应，粮饷运输一直是个大问题，洪氏也是倚靠长沙幕府得以解决。
洪承畴开府长沙后，湖广军前的粮饷就通过长江、经洞庭湖、湘江，源源不断地运到此地，储存并分发各地。由于西南地区地势险要，山峻道险，滩高流急，长途水陆运输是个巨大的难题。如离长沙最远的粤西官兵的粮饷，首先须由长沙转运衡阳，从衡阳南行，再以扒杆船或雇佣民船，经永州转运桂林，一路艰难可以想见，衡阳城外曾有顺治十二年洪承畴为转运军粮专门修造的九座粮仓＇169＇。至于常德、宝庆等地的粮饷，则是用特制的船＇170＇转运的。曾有诗专门描绘民夫运粮供应西南大军的悲惨命运：“万夫喘汗运刍粟，七百里路米一肩。草间亡命利盗劫，豺虎食肉流饥涎。十人裹粮九不返，大军待哺肠雷□”。长沙幕府中大批专门从事运粮的幕客对此应有切身体会。
如“隶文襄部”的“王将军（小注：可就）”运粮贵阳，途经诸葛洞，相传这是武侯诸葛亮运粮的故道，为横江巨石所阻。王将军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之后，决定招集人夫，凿开横江巨石，“百夫运土千夫绳，铁锥入水水沸腾，凿之许许彻昼夜”＇171＇，终于打通故道，完成任务。这个“王可就”显然也是长沙幕府成员＇172＇，从事运粮的王凤岐等人也与之身分相同。
镶蓝旗下投诚官山西人王凤岐、江南怀远生员徐国维等，在“军前效用”，委买粮料、接济军需、管押水陆转运事务＇173＇；桃源县令郝宗福上任前的主要功绩就是专门管理益阳船，负责押运供应宝庆的粮米；湘阴人罗君聘随洪承畴进入云南，专门负责宜良、富民、姚安等地的粮食转运工作；石门人彭应也是专职从事运粮的幕客。
主管湖广军前粮饷事宜的幕僚是洪氏“姻亲”黄志遴＇174＇。黄志遴，字铨士，鸥湄，福建晋江人，顺治三年进士，是清朝福建通籍的第一人。选庶吉士，官至少詹事，出为湖广左布政，劝民农桑，以为守令倡。“时经略洪承畴驻楚，督征滇黔，志遴挽运转输，咄嗟立办。”＇175＇俨然是幕僚领班的角色。湖广布政使一职，职掌钱谷，在腹里内地已称繁难，何况非常时期，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