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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特别是《傲慢与偏见》和《爱玛》，拥有大量读者和崇拜者。
《傲慢与偏见》是奥斯丁小说的代表作，女主人公伊丽莎白是小乡绅班纳特先生5个待嫁的女儿之一，她聪明、活泼、幽默，观察敏锐，言语伶俐，有很强的人格尊严感。她顶住母亲的压力，果断地拒绝了自己不爱的柯林斯的求婚，又坚决拒绝了来自富有的青年达西那屈尊于贵的求婚，当盛气凌人的贵妇人德·包尔夫人企图干涉她的婚姻选择自由时，她毫不妥协、示弱。达西逐渐改变了自己的傲慢，真诚地爱伊丽莎白并暗中帮助她的家庭。伊丽莎白则逐渐消除了对达西的偏见，接受了平等真挚的爱。在这条中心线索之外，小说还写了伊丽莎白的姐姐吉英与彬格莱的爱情周折，而柯林斯与夏绿蒂、韦翰与丽迪雅注重实利或轻浮草率的婚姻，与男女主人公的美满婚姻形成以对照。
《爱玛》是奥斯丁另一部受到广泛欢迎的小说。出身富家的爱玛在悠闲无聊的乡居生活中，热衷于牵线搭桥，乱点鸳鸯，自以为有操纵别人命运的本能，结果不仅把她保护的少女哈里斯推向痛苦，还差点搭上了自己的幸福。小说弥漫着喜剧色彩，奥斯丁出色地运用“反讽”艺术，打破人们精神上的优越感和安宁感，迫使人们以更复杂、更立体的眼光看待现实和自我。 《曼斯菲尔德庄园》和《劝导》仍具有出色的喜剧成分，但基调要沉郁得多，女主人公不像伊丽莎白和爱玛性情活跃，充满生气，芳妮寄人篱下，默默地爱着爱德蒙；安妮初恋失败，在青春的流逝中暗自神伤。奥斯丁表现她一贯的讲求尊重、理解，不为金钱和利己观念毒害的、进步的婚姻观。并表达了作为个体和社会化的个人应有的理想品格，人与人之间理想的伦理关系。
奥斯丁的小说是 18世纪菲尔丁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小说到维多利亚时期小说的中继，预示着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方向，她也是英国最早的重要的妇女小说家。她在《诺桑觉寺》中为小说辩护的一段话恰当地概括了自己的写作特色。即小说“发表了对世态人情最深刻的见解，绝顶微妙地刻划了各种人物的性格，并且生动地流露俏皮而诙谐的意境，作者把这些都用最精炼的语言表达给世人了”。在浪漫主义时期，她坚持在对平凡生活的精细写实中发掘诗情和哲理，将严肃的道德评判、机智的哲学思索和出色的喜剧艺术融为一体。
浪漫主义时期文学的主要成就是诗歌，但散文方面也成果丰硕。查尔斯·兰姆 （1775—1834）进一步发展了培根、艾迪生和斯蒂尔的散文风格，他的《伊利亚随笔集》（1823）文笔亲切、风趣、典雅，受到许多读者欣赏。威廉·哈兹列特 （1778—1830）则是浪漫派文评的代表人物。他的《时代的精神》 （1825）、《莎士比亚戏剧人物》（1817）等，都表现出重想象、联想，推崇天才等浪漫主义观点。《一个英国鸦片服用者的自白》（1821）的作者德·昆西 （1785—1859）写作“富有感情的散文”，力求精当丰瞻、声韵之美。他们代表着浪漫派散文的成就。
第二节 中期
一、维多利亚时代（上）
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即位，开始了英国“历史上长达64年的维多利亚时代，这也是“大英帝国”走向繁荣、显赫又逐渐盛极而衰的时代。19世纪30年代以后，最早实行工业革命的英国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它依仗强大的经济力量，在国际市场占有垄断地位。它不断地扩展殖民地，控制的地区之广已超过了古代罗马帝国。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资产阶级努力扩展他们的社会力量，1832年通过的议会改革方案加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这以后民主改革进程一直得以进展。
在国势强盛、科学昌明、经济繁荣、社会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维多利亚人表现出自满、乐观、正统等精神特征。著名散文家麦考莱在他的《英国史》里，把维多利亚时代看作最富庶、文明、伟大的时代。代表了当时一种典型观念，人们把他称为“维多利亚先生”。维多利亚早期伟大的小说家狄更斯在最无情地揭露社会丑陋与罪恶的同时，相信人类美德终会促进社会进步。这时期作家对道德力量的普遍倚重，正反映出他们对人性向善的乐观信念。
但是，就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两极分化的现象日益严重。对整个中产阶级思想发生了巨大影响的功利主义哲学认为：人类活动的根本动机是“自利”，理想的社会应伸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的幸福”，它强调了个人利益和个人发展的自由，提倡民主政治和发展教育，注重功利，讲求务实。但是最大多数人尽管也信奉“节制、勤勉、正直、俭省、自立”等美德，可是他们并没有获得最大的幸福，在富人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穷人的悲惨世界。从30年代来到4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以“人民宪章”的形式争取自身的政治权利，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宪章派文学随之产生，琼斯、林顿、马西等诗人激烈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号召人民起来争取“不义终将在公理前折腰”的日子。
社会矛盾的深刻化和明朗化，使作家们不再借助浪漫传奇，而是以冷静、写实的态度，描写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和典型化的人物形象，力求真实、客观地表现现实生活。从 19世纪中期开始，现实主义成为欧洲也包括英国文坛的主流。这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以其强烈的暴露性和批判性，被称为“批判现实主义”，狄更斯、萨克雷、勃朗特姐妹、盖斯凯尔夫人、乔治·艾略特等一批出色的小说家在作品里表现了对现实关注、批判和人道主义的精神。
长篇小说在维多利亚时代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文字的主导体裁。随着教育的逐渐普及，中产阶级对社会文化生活的积极参与，读者层急剧地扩大。19世纪初，现代意义的杂志诞生，开始出现逐期连载作品的作法。在缺少影视、广播等现代娱乐手段的当时，读者们常合家围坐在炉火边，听家人诵读小说作品，消遣、求知。这些因素都促进了长篇小说的发展，除了上面提到的“一派出色的小说家”以外，这时期还有许多小说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金斯利 （1819—1875）和迪斯雷利（1804—1881）创作了政治和社会问题小说，前者的 《阿顿·洛克》（1850）直接描写宪章运动题材，对工人苦难表示同情，但倡导基督教社会主义。后者的《西比尔，或两个国家》（1845反映了时代的社会、政治冲突，努力协调劳资矛盾。里德 （1814—1884）在小说中也表现出分改革社会的主张，但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历史小说《寺院与家室》（1861），以爱情故事写中古欧洲生活。李顿（1834—1873）的历史小说《庞贝的末日》（1834）描绘维苏威火山爆发前庞贝城古罗马人生活，情节紧张，富有吸引力。狄更斯的朋友柯林斯 （1824—1889）的小说更是疑云遍布、悬念丛生，他的《白衣女人》（1860）和《月光宝石》（1868）被奉为侦探小说的前驱作品。创作了47篇小说的多产作家特罗洛普 （1815—1882）拥有大量的读者。他的巴塞特郡系列小说由“《教区委员》和《巴塞特郡的最后史记》等6部组成，以虚构的巴塞特郡和它的首府巴彻斯特市为背景，描写外省乡镇牧师和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刻画细致、对话幽默、人物生动、叙述明净，颇受称道。他的小说大多以喜剧收场，以善战胜恶，反映出处于社会稳定阶段的“秩序和安宁”的精神。
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字出色反映了占据19世纪后3／4世纪的这个时代的生活面目和思想历程，形成了英国文学史上继伊丽莎白的时代和浪漫时代出现的第3个高峰。
二、现实主义小说家
1、温情描绘人世间—一狄更斯
查尔斯·狄更斯 （1812——1870）是英国最有影响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他出生于朴茨茅斯的波特西地区，父亲是海军总务处的小职员，入不敷出。由于债务，全家迁居伦敦，生活每况愈下，终于进了负债人监狱。狄更斯11岁时便到鞋油作坊当学徒，曾经坐在橱窗里包装鞋油罐，为老板当活动广告。他每星期中6天干活，周日到狱中与家人团聚。他只上过几年学，但从家中顶楼堆放的书籍中受益很大。 《鲁滨孙飘流记》、《唐·吉诃德》等文学著作唤起了他对文学创作的向往。父亲出狱后，他得以继续读书，但不久又不得不出去谋生，16岁时在律师事务所里当缮写员，后来又提任了报社记者，采访法庭、议会，对伦敦杜会的内幕弊端，人情世故有了深刻的了解，为他以后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在采访之余，狄更斯开始文学写作，以“博兹”笔名写作的一系列小品文学，如《国会一瞥》、《公共马车》、《我们的教区》等，描写伦敦各色人物和日常生活，轻松幽默，在1836年汇集出版了《博兹特写集》。这一年，狄更斯应邀为一组描写滑稽人物游历经历的漫画配写文学说明，《匹克威克外传》由此产生。狄更斯不受原来计划的限制，以匹克威克先生及同伴的游历为主线，采用流浪汉小说结构，广泛描写 19世纪早期英国社会生活。匹克威克先生与朋友坐马车到外地旅行，向伦敦俱乐部其他成员报导他们旅途的见闻，天真善良的匹克威克闹了不少笑话，遭骗子欺骗，受女房东诬告吃了官司。这些漫画人物、特别是匹克威克的仆人山姆·维勒的形象，受到读者喜爱。小说描绘了作者心目中“古老的美好的苏格兰”，也揭露、揶揄了议会竞选的虚伪，法律的不公等社会弊端。“蓝党”与“浅黄党”的竞选之战，是讽刺民主选举的绝妙好戏。狄更斯的文字作品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漫画，刊登作品的刊物销量剧增， 《匹克威克外传》成为狄更斯的成名作。在这期间，经历过初恋失败的狄更斯，与一个出版商的女儿结婚，他们的婚姻生活国性格不合并不幸福，在22年后终告仳离。狄更斯在34年的创作生涯中创作了14部长篇小说，许多中、短篇小说及杂文、游记、戏剧等。他从小喜爱表演，50年代后期，他常在公开场合朗诵他的作品，感情非常投入，常因作品主人公的悲惨命运声调俱下。紧张的创作劳动、繁忙的社会活动和朗诵表演及社会矛盾带给他的失望情绪、晚年家庭生活的不幸造成的恶劣心境，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1870年，在写作小说《爱德温·德鲁德》期间，狄更斯突然中风，次日，即6月9日逝世，终年58岁。
19世纪30至40年代初，是狄更斯创作的早期。《匹克威克外传》以后，他完成了他的第一部社会小说《奥立佛·退斯特》 （1838）。他在创作时不再受出版商的限制，在结构上进行有中心的安排布局，表现社会生活的黑暗与不幸的方面。奥立佛出生在伦敦附近的贫民救济院里，在毫无同情心的官吏们管理的济贫院里受虐待，10岁时到棺材店当学徒，后来逃到伦敦，落入贼窟。作者通过一个孤苦无靠的孩子的遭遇，揭露济贫院作为慈善机构的虚伪，在奥立佛想再添一点儿粥的悲剧场面中，狄更斯以特有的幽默风格揭露穷人的不幸和资产者的假仁义。小说描写了社会底层充满贫困和犯罪的阴惨画面。创作于同时的《尼科拉斯·尼克贝》（1839），同样表现出狄更斯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不人道行为的谴责。尼古拉斯·尼克贝家遭受不顾亲族之情的高利贷者拉尔夫的贪婪掠夺而陷入不幸。对私立贫民学校的恶务教育方式的揭露，在小说中占重要地位，道济波依兹学堂里的孩子们受着饥饿和体罚的折磨，成为机构管理人牟利的来源。小说以其巨大的揭露和批判力量，对当时英国教育的改进产生过影响。
《老古玩店》（1841）是狄更斯怀着强烈的感情创作的小说，小耐儿祖孙的悲惨命运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老古董商屈兰特为了摆脱经济窘境，玩牌赌钱，落入了冷酷、丑陋的高利贷者奎尔普的魔掌。他带着孙女耐儿出逃流浪，在路上他们看见大量赤贫的人无家可归，工业城市里轰鸣的机器给工人带来的不是财富而是贫困，在尚未受到资本主义文明锓蚀的偏僻乡村里，耐儿祖孙还是没有逃脱死亡的悲剧。狄更斯目睹在英国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为基础的城市经济的时期，大批小资产者破产、下层人民沦为赤贫。在宪章运动影响下，他努力揭露和痛斥社会的罪恶，并寻求清除社会罪恶的途径。奥立佛遇见仁慈的布龙洛先生和梅里小姐而获搭救（《奥立佛·退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