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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也敦促清朝帮助尼泊尔。不过，西藏的摄政却劝尼泊尔讲和。最后，清帝
指示驻藏大臣，此事尽管与清政府有关，但只要加德满都能够继续五年一贡，
尼泊尔人甚至可以归顺英国。正如驻藏大臣在致尼泊尔政府的信中所说：“皇
上对你们是否亲英毫不介意。……你们同英国打仗是在我们境外。我皇上不
①
能发兵前往。”显然可见，尼泊尔并不处于清朝保护之下。
英尼战争也看清楚了清朝的“一视同仁”理论的真相，按照这一说法，
清帝对帝国境内外的一切国家是同等看待的。尼泊尔是纳贡国，东印度公司
则不是。然而清政府竟援引一视同仁的原则来为它拒绝保护一个纳贡国进行
②
辩解。英国人几经挫折后战胜了尼泊尔人，强迫他们让出卡利河与苏特里杰
河之间的全部领土。清朝政府对此竟无动于衷。北京在推卸保护纳贡国的责
任时奉行的这种方针，使它在后来面临朝鲜、琉球、哈萨克草原、帕米尔和
清帝国其他边区发生的许多不幸事件中能够自我解嘲。
如同在中国本土一样，清朝在亚洲腹地的权威也象一把重锤，平时对它
的子民是高悬不用，一旦发生反叛则迎头打击。清朝的上层建筑几乎从不干
涉平民的事务，但是它的存在维持了当地统治集团的权势，保留甚至固定化
了当地的结构。
尽管清廷的政策是把亚洲腹地同中国隔离开来，但到十九世纪初汉人向
那里的扩张已经开始。在政府的同意下，奉天、青海、康区东部边缘地区和
准噶尔，都有汉民耕种土地。中国的州县制也随之而来。汉族农民还开始非
法渗入满洲边境和内蒙古草原。汉商人数也增加了。在吉林和黑龙江的大小
城镇都有汉族商人和手工艺人，汉族流犯从事采矿和在林区挖参。汉商左右
了从恰克图到张家口的蒙古贸易，在草原各地做买卖。汉商和东干商在准噶
尔的商业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也在西藏的边沿地区做买卖，甚至日益试图
将他们的活动伸向东突厥斯坦。只有西藏中部地区他们才未涉足。
虽然如此，这种扩张在十九世纪初期也还有限。对亚洲腹地的平民来说，
中国和汉人是遥远的。旗人和清朝官吏只能偶尔见到。
北京从亚洲腹地各属地得到的收入并不多。诚然，清朝除了从它们那里
求得安宁外，别无他求。满人之征服亚洲内陆是出于战略而不是利润的考虑，
目的是想防止敌对强国的兴起。在陆路上，中国本土终于得到了妥善的保护。
边境问题也是存在的。英属印度的扩张使清朝在西藏的权威受到潜在的威
① 根据尼泊尔文史料“Itihas Prakas”，见罗斯：《尼泊尔：求生存的战略》，第73—87 页 （引文见第86
页）。
② 铃木中正： 《围绕西藏的中印关系史》，第1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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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浩罕的商业野心和玛赫杜姆家族的宗教政治威胁着清朝对新疆六城的控
制。强邻俄国对新疆、蒙古和满洲边境也虎视眈眈。但是从中国本土看来，
这些都是遥远的麻烦。在1815年，北京对它们还几乎毫无察觉。
（志勇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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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
要广泛地阐释清代晚期的历史，必然要回头谈一谈清王朝衰落的面貌。
但是，只要考察一下晚清时期某些政治和社会的细节就会感到，对清王朝的
衰落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来说还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不足之处；而且这种考察还
可能借此发现把晚清同中国近代史的广泛趋势联结起来的某些长远的社会和
政治变化。清王朝的衰落在传统上还包含有官僚制度丧失了道义和行政活力
的意思。可是，这种现象从官僚赖以生存的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角度来看比从
常见的衰落中的道义范畴这一角度来看更容易理解。当然，官僚制度中存在
着大量贪污腐化；但是早在十九世纪初年，在中国著名的学者和行政官员中
间就已经出现了关心制度改革和国家防务的浪潮。①
清王朝的衰落向来被理解为中央集权的式微和地方总督权力的扩大，是
国家和社会之间均势的瓦解。这种权力分散过程的某些方面在十九世纪确实
有所表现。但清代的制度在本世纪的毁灭性内战之后仍能令人惊异地把中国
维系在一起，这个事实保证了二十世纪的革命变革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实行，
而且能够达到保住 国家的首要目的。因此，我们在考察乾隆末年以来清代权
力衰落的问题时，中国已经取得的全国政治统一的程度——即使在学者名流
的公共生活中泛滥着腐化的庇护制度的情况下——是必须考虑在内的。
这时期清王朝衰落的形象反映于地方政府的敲诈盘剥、追求私利和颟顸
无能：所有这些都促进了群众性的叛乱活动。要理解这种现象必须从嘉庆初
年政治危机的后果及其在推行基本变革方面所取得的非常有限的成就开始。
嘉庆帝在他父亲于1799年去世时所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是使他们的政
府清除和挠跋臁；实鄄扇×搜杆俚男卸Ｔ谒母盖姿廊ゲ坏揭桓鲈潞汀�
退懒耍男母挂捕挤追妆槐帷ＪＯ碌奈侍馐窃跹愿逗瞳｜那一派所建
立和卵翼的庞大的庇护制网络，因为和傻挠跋煲焉傅礁魇」倭沤缰校�
特别是渗透到了军事部门之中。皇帝决定，由于这些人人数众多，官职牵涉
面广，不宜搞一场清洗运动。他宁可认为许多人都是诚实的官员，只是误入
歧途而已，因此他们在正确的领导下是可以恢复工作的。他还进一步担心，
无穷无尽的清洗会恫吓住官僚政治，使他想重建官吏和皇帝之间互通声气的
努力不能实现。他论证说，许多人当时是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走侵吞公款的
道路，如果他们想保住他们的职位的话。①
因此，皇帝本人在某种程度上就不愿意采取必要措施来消除和唷�
②
年影响的流毒。为了这种沉默态度，他在当时就受到了批评。但是，嘉庆政
府中的另一困难是潜在的复杂的社会问题，这是清代官僚政治的组织能力所
完全不能解决的。其中的中 心问题是资源与人口比例失调。
① 我们两位作者应该特别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的波拉切克教授，他对这一章书的写成给予了很多帮助，特别
是他允许我们使用了他研究晚清政治史的重要新成果。
① 《大清仁宗实录》，卷38 第7 — 8，16—17 页；卷40 第10—12 页。
② 见洪亮吉的一封长信，《卷施阁文集甲集》，补遗十，载《洪北江先生遗集》，卷1。又见张鹏展御史
的奏折，载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20 第10—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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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压力及其后果
不言而喻，晚清和近代中国社会史的最显著特点是人口的增长。当时的
许多独特情况也许可以用这个问题来加以说明，虽然在当时已被人们有所察
觉的人口问题的具体影响之所及至今仍未被充分地加以研究。从十七世纪末
起到十八世纪末白莲教叛乱时为止这一长时期的国内和平阶段中，中国人口
翻了一番多，从一亿五千万增加到了三亿多。仅在1779至1850年时期人口
就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六，所以在十九世纪中叶大叛乱爆发的前夕人口已达四
亿三千万左右。①
在这个相对安定和人口增长的时期，商业设施已有了发展，可以满足地
方贸易和地区间贸易日益增长的需要。十八世纪是内地农村定期集市开始发
展的起点，也是南北海运繁荣的起点。城市的商人行会的增多和信贷组织—
—最初的钱庄和山西的票号——的出现，表明贸易的性质和范围都有了改
变。这种私营贸易的增长也表明了商人在政府控制的盐务税之外正在积累和
投放资本，要知道，盐业是那时商人集中投资的目标。欧洲市场对中国的茶、
丝和瓷器的需求又进一步刺激了国内贸易的商业化。虽然商业化给人口稠密
的平原和沿海地区的城镇带来繁荣和富裕，但那些不与贸易集散地和交通要
冲发生联系的地区仍然处于贫困和不景气的状态中。无地的移民，作为人口
变动的产物，他们反而浪潮般地涌入这些偏远地区。
从明代以来，有许多因素使中国的食品生产赶上了它的人口增长的比
例。由于地区间的移民，又由于在新开发的土地上种植从美洲移植过来的新
食品——甜薯、玉蜀黍和花生，因而新垦殖土地面积的增加使得增长的人口
能投入生产。更多的人口也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力可用于种双季稻的精耕细作
之中，还意味着有更多的大粪肥料。这种耕作制度在十八世纪末就已明显地
开始感到了它的报酬在减少，因为这时在水利上增加人力的效益似乎已经达
到了它的顶点。
更重要的是，人口对于土地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连那些边远地区
的人口也呈饱和状态。例如，富饶的四川盆地在十八世纪就吸收了大量的外
来移民，早已人满为患；甚至它的东部山区也已住满了其他省份因歉收而来
的难民。广西的几条河谷地带是广东东部客家在十八世纪移居的地方，这里
土地的竞争也很激烈。在多山的湖南西部，外来移民在1795年与当地的苗族
爆发了严重的冲突。也许长江下游各省是人口极端稠密的地区，它们不久变
①
成了当时最具毁灭性的内战的战场。许多仍然留住在农业定居地区的无地农
民则替政府当劳工，或者被雇为兵勇，或者当了地方官的吏役。所以，农业
经济中日益增长的盈余与乾隆时代的长期和平，曾经生产和哺育了日益增长
的人口，但是没有促使经济和政治出现新的发展以吸收那么多的人口。在传
统体制内的这一繁荣时期，埋下了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危机的根子。②
在中华帝国末期的历史中，人们已在许多方面感受到了人口的增长，这
是由清代社会和制度的特点决定的。如果说人口的增长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最
① 何炳棣：《中国人口的研究，1368—1953 年》，第64、278、282 页。
① 珀金斯曾经研究了人口的增长对食品生产的关系，见《1368—1968 中国的农业发展》，特别参看它的第
2 — 4 章。又见前引何炳棣《人口研究》第137—168 页。
② 铃木中正发展了这一论点，见他著的 《清朝中期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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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是毁灭性的，那么，它对政治制度的影响也同样严重。这个时期的政治生
活的特点是，各级官员激烈地进行竞争，以谋求升迁和保全官职。这种竞争
往往采取违法形 式：它也许是使人员流动升迁的正常机制落后于人口的增长
这一事实所决定的。
虽然对这个问题研究得还很不够，看来中国那时可能已在经历着有时与
现时代不发达社会相联系的那些典型症状：文化人生产过剩，因为容纳他们
并给他们以报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能力有限。促进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一
为教育制度是专为培养公职人员的；一为价值体系往往禁阻有文化的干才从
事其他事业；一为行政机构阻止它自身扩展或重新组成新形式，以适应周围
正在变动的社会。
不论是政府公职的法定数额，也不论是科举的名额，都没有按照人口的
增长速度而增长。虽然在某些地区进士的分配名额有所增加，但比起整个十
八世纪增长的人口数来说，进士及其以下功名的总数实际上是显著下降了。
乾隆时代的进士名额在绝对数字上已有所减少，生员名额则是稳定的。甚至
从前不受数量限制的童生，在十八世纪末也受到了限制。人们要求得到这种
社会地位的愿望是如此强烈，致使县官们可以靠接受希望避免除名的童生的
贿赂而大发其财。清代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