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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合时”一词作为根据，这个概念在经典著作中屡见不鲜，足以使人们相
信他们的这个理论是可靠的，因为连孔子本人也认为人们只应在现代意义上
利用古代事例。过去的范例不应盲从和附和，而应酌加修改，使其适合当前
用途，此即“托古改制”。
林则徐认为，这个见解能使人们很容易地懂得利用西学和西方武器来保
卫中国文化。但是今文学派著作中充满着神秘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微妙混合
物，这一点对他的影响尤其深。如果“君子”能正确地领会天意，他就能及
时地召唤天道的宏伟力量来显示奇迹。总之，圣贤乃是代表上天的。因此我
们在魏源著作中可以读到这样一段话：
“竹萌能破坚土不旬日而等身，荷蕖生水中一昼夜可长数寸，皆以中虚也。故虚空之力能
持天载地。土让水，水让火，火让风，愈虚则力愈大。人之学虚空者如之何？……一阴一阳者
天之道，而圣人常扶阳以抑阴。一治一乱者天之道，而圣人必拨乱以反正。何其与天道相左哉？”
①
人们的世俗的思与行之间总是脱节的，在思辨中的与在写例行奏疏时的
同一位哲学家也往往言行不一。但林则徐比大多数人更好地通过了这一关。
就他那个时代的人而言，他把这两方面结合得最好，他后来相信这样一个信
念：在与英国作战时期上天是站在他一边的；正象在此前几个月那样，他用
这种同样的道德热情使道光帝转变态度，接受了他的禁烟方案。
到1838年，道光帝对官员们的优柔寡断感到愤怒，对鸦片辩论未获结论
感到灰心。他所希望的是对问题的正反意见作出清醒的判断，然后采取决定
性行动，而林则徐7月10日的奏章正中他的下怀，因为林则徐开门见山地谈
到这场辩论的主旨。一方面，他完全同意宝兴的意见。死刑是对吸烟者非常
严酷的惩罚。但洋药对于国家强盛毕竟是非常有害的。因为烟民是道德病态
的人，因破坏法律而处决他是不对的。但是用死刑威胁他，恫吓他除去这种
恶习是对的。“夫鸦片非难于革瘾，而难于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
①
怵心之法？”在此之前，谁也没有讨论过烟瘾的心理学，也没有讨论过戒烟
问题。林则徐却强调了这两点。例如，他认为，虽可以用枪决相威胁，但吸
烟之辈陷溺已深，会因戒烟痛苦而拖延到追悔莫及。因此，烟瘾必须由国家
帮助来戒绝。须开设戒烟院，从死刑的公布到实施以一年为期，其中又分为
四个阶段，愈到后来的阶段加罪愈严。同时，在南方应加强反对烟贩的斗争。
因为瘾君子虽说到处都有，但关键仍在广州。对广州外籍走私贩的处理应与
本国走私贩相同。他们毕竟是罪恶的渊薮。现在已不是用温和手段对待他们
的时候了，要把他们真正置于中国法律的管制之下。
① 魏源： 《古微堂内集》，卷2 第6 页。
① 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战争评论》，第2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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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包括多方面的纲领性文件有希望使禁烟奏效，因此林则徐立即奉召
进京。他在京师受到不寻常的礼遇，他私人被道光帝召见竟达十九次。1838
年12月31日，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有一道上谕说明了道光帝授与这
项非常任命的原因：
“昨经降旨，特派湖广总督林则徐驰赴粤省，查办海口事件，并颁给钦差大臣关防，令该
省水师，兼归节制。林则徐到粤后，自必遵旨竭力查办，以清弊源。唯该省窑口快蟹，或以开
设烟馆，贩卖吸食，种种弊窦，必应随地随时，净绝根株。”①
这几点训令是果断彻底的。其意义可看作是，如有必要，准许林则徐使
中国采取军事行动。毫无疑问，道光帝和林则徐讨论过这种可能性，不过他
们不习惯于用“开战”这个概念，即现代意义上的正式宣战。他们认为英国
人桀骜不驯，林则徐这次南行就是要驾驭和平息他们。如果形势需要，他可
以动用武力，但这不是他所希望的。他在1839年9月向道光帝陈奏说：“鸦
②
片必须清源，而边衅亦不容轻启。”避免危机的可靠办法是灵活地兼用胡萝
卜和大棒，即“恩威并用”。正象林则徐对鸦片烟瘾所作的分析那样，这也
有赖于应用心理学原则。正确地显示一下清帝国无可比拟的道德力量，可以
慑服外夷。从这两方面看来，道光帝认为钦差大臣林则徐的威力在于确信可
利用心理手段发动一场道德劝戒运动来禁绝鸦片。究竟如何才能不折不扣地
做到这点，道光帝并不清楚。他赞同林则徐，也赞成这个措施，但其功过则
将一如其他钦差大臣一样，而由他的成败来决定。禁烟必将成功，林则徐对
此是毫不怀疑的。他为人刚直不阿，作事坚决果断，这易于使英国人慑服，
正象容易使本国鸦片商畏惧一样。“战争”从来没有成为考虑的问题。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 第17 页。
② 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战争评论》，第250—251 页。也参看张馨保著《钦差大臣林则徐和鸦片战争》，
第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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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查封鸦片
林则徐还未到达广州，就下令逮捕十七名广州犯法者和调查卷入鸦片贩
运的衙门属员。象大多数高级官员一样，这位钦差大臣深信，广州是贪污犯
罪的渊薮。行商比起大多数人来，只不过是略较富有的走私贩。因此他辞别
京师经过六十天快马加鞭的行程驻节到越华书院后，就直接向当地士大夫求
助，请他们在他打算进行的这场坚决反对该城所有敲诈勒索行为的斗争中给
予协助。从他来到广州直到任职结束，他一直毫不踌躇地利用广州绅士设法
禁绝吸食鸦片。这种做法有危险，因为准许各村知名人士成立拥有逮捕权的
禁烟会，这就意味着把大量权力交给了不易控制之人。所以出现了许多错捕
案件和麻烦事故；如邻居之间公报私仇互相告密；有些家族为了报复族间血
仇的宿怨或者争夺财产权而中伤与自己相敌对的家族。所有这些，林则徐在
其著名的7月奏折中已有预见，但他在当时解释说，为了治愈一种危险得多
的社会病症，这是不可避免而必须忍受的流弊。可是他似乎没有认识到，这
种流弊在不知不觉间破坏了县官和村镇名流在广东农村中的权力平衡，因为
后者现在开始自己执行治安权。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绅士私人盗用司法
权和军权的现象还不明显，但到那时，要使他们放弃非分之权则为时已晚了。
但是，尽管采取了拘留、逮捕和查封等狂热的行动，林钦差铲除鸦片恶习的
计划并未成功。的确，随着他的禁烟计划在下一阶段——打击外国烟贩——
碰了壁，他打击本国烟民的行动也就马上失却凭借了。
林则徐最初切断洋药输入的努力表现在以下两个决定中：第一，利用具
有保商 （实际上是本国人质）资格的行商“控制”外商；第二，找出并扣留
英国方面搞鸦片交易的幕后关键人物。这样，林则徐就把中国和西方之间的
冲突搞成了个人之间的冲突。1839年3月18日，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通
知行商，要他们三日内说服外商向中国政府交出鸦片存货，并具甘结答应永
远不再经营洋药。否则，一、两个行商将被正法，余者将统统丧失其财产。
这是欧洲人所熟悉的一套手法，他们轻蔑地怀疑行商在搞两面派。最后，当
林则徐确实认真照章办事时，外商答应象征性地交出1，056箱鸦片。但林则
徐现在开始相信，他所追查的这个关键性鸦片供应者是颠地，他是第二家最
大港脚公司的经理，也是英国商会会长。因此，3月22日，林则徐发布一项
逮捕颠地的命令，并捉拿两名中国商人作为人质，如果颠地不自动向地方当
局投案，则将人质斩首以代替颠地。
这些消息很快传到住在澳门的义律，他立刻作出最坏的估计。他认为如
①
果说这不是战争，“至少也是战争的直接的和不可避免的前奏”。义律命令
将他手下可动用的兵船开往香港准备应战，并于3月23日在一小队护卫保护
下离开澳门，于第二天耀武扬威地来到广州商馆，正好赶上接受律劳卑过去
所受的惩罚：中国人停止贸易，商馆受到劳工的抵制和封锁；结果使三百五
十名外商在以后四十七天中处于奴隶状态。义律虽然勇气十足，但现在已经
处于绝望境地。他的压倒一切的考虑就是挽救他所属那些人的生命，因为不
难料想，封锁了商馆周围交通线的数千中国军队正准备屠杀他们，而他却一
① 张馨保：《钦差大臣林则徐和鸦片战争》，第162 页。费伊的《1840—1842 年的鸦片战争》一书（第142—179
页）就外人团体对钦差大臣林则徐的反应作了生动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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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莫展，因为他的船和为数不多的军队鞭长莫及。因此当3月26日林则徐说
明只要他得到他所需要的鸦片就将释放英国人时，义律才完全放心。翌日，
他命令所有港脚商人将所存洋药交给他。商人们闻之欣喜。因为烟贩被捕之
后，前此五个月内还没有在广州出售过一箱鸦片。由于义律答应女王陛下政
府会交付鸦片损失 （后来，巴麦尊对此大为恼怒！），所以英商向他保证交
出甚至比存货更多的鸦片，计20，283箱，价值九百万元。到5月5日，钦
差大臣林则徐已开始烧毁这批存货中的一部分；他确信英商很诚实，便解除
了封锁，并允许他们自愿离开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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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战争
林则徐因获得成功而兴高采烈。外夷则心胆俱丧，再次表示驯服。他把
外夷顺服的每个表现都上奏给皇帝。当林则徐坐在车盖下监督每日在放满石
灰的海水池中烧毁大量洋药的工作时，他注视着每个好奇的外国人。外国人
脱一下帽子，沮丧地摇一摇头，都被当作“心悦诚服”的无容置疑的证明。
象误入歧途的中国农民叛乱者一样，这些外夷也将会服服贴贴地遵从这位刚
毅而公正的钦命大员。
但是，这些驯服表现必须变为更加明确的保证，为此，林则徐最相信具
结。外商具结后，如再走私，即予正法。换句话说，具结的目的就是置外夷
于公认的中国司法管辖之下。但在这同时，巴麦尊的对外政策则坚决主张，
一个英国人无论何时何地可以指望本国政府的保护，不受外国专横武断的起
诉。因此，这个问题就是治外法权问题。林则徐本人知道此事后质问义律：
①
“汝何以贵国之法加于天朝？”但对每个英商来说，他们不敢具结的原因与
其说是抽象的裁判权原则，不如说是真正害怕个人会被捕。由于港脚商人不
敢屈从，他们就不敢留在广州，唯恐林则徐突然决定再次封锁他们。因此，
义律要求澳门提供避难所。葡萄牙总督并不有爱于英国人，也不愿意和钦差
大臣林则徐发生纠纷；但他最后还是向义律争生存的争辩让了步。到7月4
日，全体英商迁到澳门。林则徐最初对此并不感到惊愕。贸易总是会使他们
回来的，那时他们将不得不具甘结。正在这时，他反复整理他的书籍，吟诗
写字，逐日写日记。1839年7月12日的日记写道：“忽晴忽雨。和拗啤�
②
军诗。闻尖沙嘴夷船水手有殴伤华民身死之事，拟委员往办。”这一简略记
载说明发生了林维喜被杀案件。
五天以前，一群英国水兵在一个称为尖沙嘴的小村酗酒行 乐，在那里劫
掠一个庙宇，并用棍棒殴打几个中国农民。有一个名叫林维喜的农民因胸部
受重伤于第二天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