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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中国港口以索取赔款；签定公平的贸易协定；开放四个新港口；占领香港
等几个岛屿。就在这天，巴麦尊已不必再要人们去催他了。因为在八天以前
他已传消息给义律说，远征军在明年3月就可到达中国以封锁广州和位于北
京南面的北河。因此，查顿的建议受到欢迎。的确，从那时起，巴麦尊经常
请求该豪商的伦敦分行提供情报；后来策划以长江为界分中国为两半的策略
也同样受到了鼓励。在以后四个月中这些计划不断予以充实，直到1840年2
月20日为止，那时巴麦尊正式委派了两个人全权领导这次远征，即义律及其
堂兄弟商船队长懿律。他们受命要为商馆被围事索取“赔偿”；为鸦片损失
获得赔款；索 还所有行商的债务；撤销公行；赔偿整个远征行动的花费；要
求割让一岛屿以保证英商的安全。为了迫使中国人答应所有这些要求，中国
各主要港口应予封锁，占领杭州海湾外宁波附近的舟山作为保证。
议会尚未作正式磋商。因此在1840年4月7日，反对党托利党人指出，
这场不义战争是由女王的鼠目寸光的现任顾问们引起的。内阁中一位最年轻
的阁员，也是伦敦社会的一个红人托马斯·巴宾顿·马可黎替辉格党作了答
① 《林文忠公全集》，卷1 第3 页。关于赞扬乡勇的诗，参看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
② 关于某些“武术”及其可能的军事用途的讨论，参看《林文忠公全集》，卷1 第22 页。
③ 参看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2 册，第365—543 页。
① 张馨保：《钦差大臣林则徐和鸦片战争》，第1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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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他向议员们宣称，被封锁在广州的英国人是：
“属于一个不习惯于接受失败、屈服或耻辱的国家；他们属于一个必将强迫虐待其子民者
交付数量令人震惊的赔款的国家；他们属于能使阿尔及利亚的贝依在其受辱的领事面前赔礼道
歉的国家；他们属于为普拉塞原野军牢的受害者报了仇的国家；他们属于自从伟大护国公发誓
要使英国人享有从前罗马公民所享有的同样声誉以来一直没有衰败过的国家。他们知道，他们
虽然被敌人包围，被汪洋大海和大陆隔绝而孤立无援，但谁也不能损害他们的一根毫毛而逍遥
法外。”①
总之，他表达了一句拉丁格言的思想，即我是罗马公民！对此，另一位
年轻而大有前途的托利党人格兰斯顿作了如下回答：
“我不知道而且也没有读到过，在起因上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不义的战争，还有比这场战
争更加想使我国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站在对面的这位尊敬的先生竟然谈起在广州上空迎风招
展的英国国旗来。那面国旗的升起是为了保护臭名远扬的走私贸易；假如这面国旗从未在中国
沿海升起过，而现在升起来了，那么，我们应当以厌恶的心情把 它从那里撤回来。”①
但是，巴麦尊否认他的政府支持这种不法的鸦片贸易，以此手法巧妙地
转移议会辩论的中心。他坚持说，他们所希望要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保证将来
贸易的安全和英国公民的安全。应该记住的一件重要事情是英国已经受到了
侮辱。这样，托利党的反战决议案只以五票之差被否决，但这并不足以安慰
相距半个地球之远的清朝。
① 贺尔特：《在中国进行的鸦片战争》，第98—99 页。
① 贺尔特：《在中国进行的鸦片战争》，第99—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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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第一阶段
正式鸦片战争的第一阶段是从1840年6月开始一直延续到1841年1月。
英国的策略是明确的：绕过广州向北行进，占领舟山岛，然后驶向天津附近
的北河口，递送巴麦尊致清帝的照会。到6月21日，十六艘英国战舰、四艘
武装汽艇和二十八艘载有四千英军的运输舰集合在澳门沿海以外。一小部分
兵力留在后边封锁广州，其余兵力立即开赴浙江。大部分广州人认为，英国
人已经被钦差大臣林则徐新建的海岸炮台吓跑了，但是在7月5日英国舰队
在舟山岛海外重新出现。一开始，当地下级官员以为这些船只是来通商的，
②
所以该小港的居民想到会大获其利而非常高兴。接着英国海军司令官伯麦爵
士却要求这个城市投降。当中国总兵拒绝投降时，舟山就遭到九分钟的炮击。
然后英国军队登陆，通过被摧毁的建筑物和尸体，没有受到任何反抗就掠夺
并占据了这座城市。
巴麦尊原来希望以攻占舟山使中国人震惊而立刻投降。事实并非如此。
由于舟山戍军是被英国海军大炮击溃的，所以这个岛的失陷并未能消除关于
英国人不能登陆作战的荒诞想法。此外，很多人最初以为，舟山失陷严格说
来只是把附近的宁波开放给英国人通商的计划的一部分；因为在战争的这一
阶段上，英国人仍被仅仅看作是海盗贸易者，而未被严重地看作潜在的征服
者。然而，这种安全感一俟英国舰队驶向北河口时就消失了。8月9日，军
机处接到关于英国船只沿海岸线北驶的报告时，陷入一片混乱。道光帝与其
满族近臣开始感到英国人甚至可能想攻占北京城池。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使他
们从能打击首都的距离处撤退。因此在8月30日，当英国人就要强行通过守
卫北河口的大沽炮台时，一位名叫琦善的使节同意在岸上接待英国全权大使
并开始举行谈判。
决定进行谈判，与其说这是结束了林则徐的“慑服”外夷的政策，不如
说是否定了林则徐本人。巴麦尊的信如此怒火中烧地攻击了这位钦差大臣，
致使朝廷认为，只要把林则徐撤职就会使英国人感到完全满意。这并非是难
以作出的决定，因为清帝本人也认为林则徐作事鲁莽灭裂而大为恼火。他不
是在需要坚决性这一点上与林则徐有分歧；他所不满意的是，尽管林则徐反
复乐观地预言英国人不会或不能打仗，可是南方局势突然恶化到使这位钦差
大臣失去了控制。使清帝心烦的并不是“战争”，而是“叛乱性”的敌对行
为从一个省竟然转移到了帝国的心脏。这时清帝希望知道，林则徐答应迅速
而妥善地解决鸦片问题的种种诺言究竟何在？
“汝言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尽，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
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①
林则徐试图把战争的罪责推卸给义律。他指出这位英国商务总监犯了
罪，承认做了丢脸的事而自动交出鸦片，可是他又欺骗自己的政府，说鸦片
是被非法没收的。（后来清帝令琦善调查此一辩解之词，琦善否定了它。）
战争是事件的必然结局，而且现在战端终于来临，那便要由他林则徐来负全
② 齐思和： 《鸦片战争》，第4 册第630 页。
① 韦利： 《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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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责任了。他所请求的就是任命他去收复舟山，把英国人赶出去，不惜任何
代价来对付外夷。因为在他看来“抑知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使威不
① ②
能克，即恐患无已时”。也许清帝可能私下同意这种估计，但是，他不再
认为林则徐可称此职。无论如何，停泊在大沽口的英国人要求撤这位钦差大
臣的职。因此在9月4日清帝下诏道：
“上年，钦差大臣未能仰体大皇帝至正之意，措置失当。现已逐细查明，重治其罪，定能
代伸冤抑。”③
林则徐直到1841年5月3日才离广州受审。7月1日他被判决充军到地
近中亚的俄国边境的伊犁。然而，在1845年，他又被召回授以要职，此后效
忠清帝达五年之久才病逝。
任何一个处在林则徐地位的官员都会同样地遭到失败和受到处分。在这
些年间，对钦差大臣的每一次任命都体现着清帝的这样一个决心：在不损害
他自己所提条件的情况下保持和平与秩序。因此，鸦片战争的历史就是这种
决心受到英国人反复打击的过程。最后，清帝的这个愿望终将破灭，但是在
此以前，他派的代理人员面临着一种矛盾的要求：既要讲和，又不许让步。
这就是林则徐进退维谷的处境及其继任者的悲剧之所在。
被选出来代替林则徐的琦善是博尔济吉特氏族的一位侯爵，他担任着令
人羡慕的直隶总督之职，而且是中国最富有的人士之一。他是一位很有教养
的学者，也是一位知名的善于斤斤计较的官员；向北京转呈巴麦尊的照会的
就是他。到这时清帝才不得不承认英国人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不
满应归之于他们受到的那种待遇，不应归之于与他们的关系的性质本身。归
根到底，他们的基本要求是完全办不到的。割让一个岛屿吗？那是荒唐的。
要开放几个新港口吗？那是违反“旧制”的。要偿还行商欠债吗？政府并未
挪用商业款项。赔偿鸦片价款吗？它本来就是违禁品。由于没有先例，清帝
也就不能与这些前所未闻的敌人进行谈判。反之，他反复强调说，当务之急
是排除这场危险，使夷兵返回广东。这就只有靠琦善的伶牙俐齿来诱使英国
人回到南方去之一法了。
琦善本人的确也意识到帝国面临种种危险，因此一再试图使清帝了解，
从十八世纪以来外夷问题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但他只是有了表面的
认识。他看到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熟悉本国历史的学者们为之痛心的外患频仍
的漫长时期；但是他又认为，必须以某种方式迫使英国人重新回到一种稍微
新颖而又是按常规形成的外夷管理制度中去。目前，他不能轻率地作出清帝
禁止作出的让步，但至少他必须想出权宜之策来使英军离开天津。琦善十分
坦率地向军机处说明，要做到这点就得用“绥抚”之法，即变相的纳贡方法，
它实际上变成了以后十年中对外夷实行“羁縻”政策的第一步。由于这政策
强调要用灵活的阿谀逢迎词令来密切与外夷谈判者的个人关系，进而产生一
种个人义务，所以这种作法也是中国社会习惯的一种表现形式，即依靠私人
之间的感情来缓和政治集团之间或者经济集团之间的对立的原则冲突。这种
① 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120 页。又见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战争评论》，第266—268 页。
② 林崇墉：《林则徐传》，第443 页。
③ 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战争评论》，第259—2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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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一般被认为是琦善施用于英国人，又被后来的外交政策专家耆英所充分
发展。它在这两种情况下只能成功地拖延因双方目 的不同而形成的冲突的最
后解决；因为英国使者以一种被出卖的愤懑心情得悉，这些阿谀奉承的中国
外交官员们一方面佯称是他们的朋友，另一方面却又向北京陈情说，要克服
对那些必须打交道的性格粗野而形体污秽的外国人的自然憎恶心理实在很困
难，这时就使英国人更加感到不愉快了。但这个办法暂时还行得通。1840年
9月17日，琦善可以把英国战舰将回广州并将在那里完成谈判的事上奏朝廷
了。清帝对这消息感到高兴，派琦善本人从陆路南下妥善办理此事。他的足
智多谋获得了成功，致使人们感到，与英国人打交道只用智谋就绰绰有余了。
义律和懿律从琦善的和蔼可亲的态度推测到清帝的意旨，他们相信林则
徐的“主战派”已被比较理智的人们组成的“主和派”所取而代之。但他们
并没有充分地认识到，北方的压力一减轻，清帝的惊恐心就会减退，朝廷中
的好战分子就会更加大胆。因此，由义律在12月（他这时是唯一的全权大使）
倡议的广州谈判会议向琦善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在北京，一些年轻性急
的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