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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8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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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直担任户部尚书,并推荐过胡林翼为湖北省巡抚和骆秉章继续担任湖南 
  省巡抚。1856年文庆去世以后,清帝愈加听信肃顺(1815?—1861年)之言, 
  后者是平日陪侍清帝的最能干的宗人。肃顺是清帝另一名宠爱的皇亲端华的 
  兄弟,他在1854年起开始被任命为御前侍卫和工部侍郎。他在担任包括理藩 
  院尚书在内的一系列要职后,在 1858年末又任户部尚书。肃顺为人骄横恣 
  肆,但对汉族文人则颇具爱才好士之风,并且任用了郭嵩焘和王辏г说群稀�
  才子当他的幕僚。曾国藩在1860年夏季被授予两江总督之职,就是出于肃顺 
  的保举。② 
       肃顺一意孤行,急于想纠正政府中各种臭名远扬的弊端。他与其说是一 
  个儒家,不如说是一个法家;他的作风严厉。1858年后期,在北京发现了一 
  起举人考试贿赂案。清帝在肃顺及其同僚的建议下,下诏把一名满族高级主 
  考官及六名被指控的同犯处以极刑。行刑后的八个月,即在1859年11月, 
  肃顺对发行钞票的官办银行进行了调查,此举再次震动了北京的官场。纸钞 
  与声名狼藉的大额劣质咸丰铜钱,是清廷谋求解决其财政危机的无可奈何的 
  办法之一。肃顺把数十名被控贪污的户部胥吏连同许多经官方批准经营的银 
  行主关进狱中。他因此以勤奋和意志坚强著称。但当时在北京的郭嵩焘后来 
  指出,肃顺的行动还算不上彻底的改革。他认为,清政府的主要缺点在于官 
  场讲究排场以及政府政策的颟顸。他断言某些不法行为是难以避免的,这使 
  人想起曾国藩议论他的将领的一些话来。他写道:“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 
  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① 
       肃顺任理藩院尚书时,已经继承了明清帝国的政策,即凭借天子的威严 
  作为主要支柱,以确保中国对亚洲腹地各部族首领的控制。因此,要清帝与 
  欧洲的蛮夷酋长平起平坐,这对他来说是特别难以忍受的。从所有迹象看, 
  肃顺是要求废除 1858年天津条约中某些条款和鼓励僧格林沁加强大沽湾防 
  务的那个非正式的王公集团的幕后策划者 (见第五章)。他在处理外交政策 
  时,与他处理户部的贪污胥吏一样僵硬,这可从1859年7月,即僧格林沁在 
  大沽炮轰英舰后一个月,他与俄国公使伊格纳捷耶夫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 
  不但拒绝割让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而且还拒绝接受瑷珲条约草约,该条约 
  已在1858年由黑龙江的满洲将军谈妥,并规定割让黑龙江以北的土地。 
       当1860年8月僧格林沁的部队被第二次英法远征军击溃后,肃顺及其同 
  僚感到必须接受在北京开辟外国使馆区的要求;但即使在面临灾难之时,他 
  们对谒见清帝不行叩头礼这一问题仍 不肯让步。于是下令对英法军队进行一 
  场讨伐性的战争。清帝国军队很快被联军的火力击溃,但肃顺这时与清帝正 
  在前往热河行宫的途中 (从北京出发,路程一般为六天)。恭亲王与唯一没 
  有随驾离京的军机大臣文祥则留下与欧洲人谈判。 
       在热河时,身为内务府大臣和户部尚书的肃顺取得了实权。虽然除了让 
  恭亲王及其同僚开始履行1860年10月和11月签订的北京条约外别无选择, 

① 徐世昌:《清儒学案》,卷107 第19 页。 
②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9 页)引用了王辏г撕脱Ω3傻募窃亍!�
①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13 页。 

… Page 274…

  但一切国内外政策的重大决定仍要在热河的宫廷中作出。英军和法军撤离北 
  京后,他们仍有约六千名留在大沽和天津。经过这场战争,北京的官员就这 
  样创立了中国与西方关系的新秩序,而滞留在长城以外热河的朝廷则怀恨在 
  心。随着新条约的履行,热河和北京之间的观点分歧不断扩大。 
       1861年1月,清帝批准新设处理西方关系的总理衙门,并于3月31日 
  正式成立;两星期后,英法两国大使抵京驻扎。按照条约,虽然镇江上游的 
  九江和汉口要等太平军被镇压后才得向外国船只开放,但恭亲王为了使欧洲 
  人在内战时支持清廷,却奉命于1860年12月将这三个商埠全部开放。显然, 
  太平军和捻军对王朝的威胁要比英国人和法国人更大;甚至俄国人也暂时得 
  到了满足。恭亲王和文祥奉诏要发还原来天主教的财产,并要在新商埠开辟 
  时在那里安排外国租界。为了执行1858年的中英通商章程,外国海关督办管 
  辖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商埠。1861年1月的上谕批准了江苏巡抚兼代理通商 
  大臣薛焕的建议,让已在1858年被提名为海关总税务司的李泰国正式就任。 
  李泰国在当额尔金勋爵的翻译时采用恫吓策略,故清朝官员十分痛恨他,可 
  是实际上李泰国是英国公使卜鲁斯提名的,虽然1858年的通商章程已经规定 
  外国政府不得干预税务司的人选问题。恭亲王和文祥认为任命李泰国是有利 
  的,因为北京在1861年初又处于财政危机之中,户部的库银已减少到三十万 
  两。虽然向外国船只征收的贸易税的百分之四十用作对英法的赔款,但人们 
  仍然认为,欧 洲人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会力图增加关税收入,并且新财源将 
  比中国各地关卡的预计收入更大,因为后者“往往以多报少,隐匿侵蚀…… 
                     ① 
  无从彻底清查”。在1860年期间,李泰国已经在英国占领的广州以及汕头 
  设立了新的海关。他不久以健康为理由请假回英国;临时代理他的赫德(1835 
  —1911年)继续拟订进一步的章程,并在其他商埠设立新海关。 
       咸丰帝不愿看到所有这些现实,特别不愿看到欧洲军队仍在天津留驻, 
  所以他一再推迟返京日期。他再也不能回京了,因为他在1861年2月患了重 
  病 (可能是肺结核)。他在夏初时稍有好转,但在8月20日病情突然恶化。 
  在两天后去世之前他一度苏醒,但时间短得只能立下两道遗诏:其一是立他 
  的五岁独子载淳为皇储,另一纸是授权四位侍卫大臣(载垣、端华、肃顺和 
  景寿,都是宗人)和在热河的四名军机大臣“赞襄一切政务”。前四人所受 
  的权力既不能被解释为顺治帝未成年时多尔衮的那种摄政,也不能说成是康 
  熙帝未成年时鳌拜及另外三大臣的辅政。(可以推测,这八人在怎样抬高他 
  们的作用这一点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肃顺在他们之中最为机敏,但又是地 
  位较低的宗人,决没有资格当摄政。)然而这八人对自己作为“顾命之臣” 
  的身分信心十足,以致他们以幼主的监护人自居,并且指望代他来作决定。 
       但并不是把权力全部授予他们。由于他们只受权“赞襄”,所以不能合 
  法地启用通常代替“硃批”的御玺。他们不得不求助于两位皇太后的固有的 
  权力,因为母后的地位能够合法地代表幼主使用御玺。咸丰帝去世后留下了 
  二十五岁的皇后钮古禄氏,她为人随和,没有野心。但这时的天子载淳的生 
  母却是叶赫那拉氏,即后来的慈禧太后(1835—1908年)。按照规矩,8月 
  22日的诏令晋封叶赫那拉以及位居其右的东宫钮古禄为太后。八名谘询大 
  臣在谒见两位太后时,提出此后他们起草的一切敕令和诏书,都要由两位皇 
  太后加盖她们掌握的御玺来批准。但叶赫那拉过去曾为先帝整理过奏摺,因 

① 《清代筹备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0 第3 页。 

… Page 275…

  而她们坚持要先看过一切草拟的敕令、诏书以及奏摺,才能在任何文书上加 
  盖御玺;而且由谘询大臣提名的高级官员任命事项,也必须要经过她们的批 
  准。这八名谘询大臣勉强同意了。但两位皇太后并不公开上朝听政,她们只 
  召见这八个人。 
       这种做法并无错误,因为在此以前的清史中,从没有皇太后上朝听政之 
  事。但在以前的朝代中都有很多这样的先例,而且中国的传统是可以援引的。 
  北京的官员这时发起了一场运动,以使两位皇太后实际执政,或者按照历史 
                                       ① 
  上常见的做法实行“垂帘听政”。恭亲王无疑是幕后人,他最后获准前往热 
  河行宫。当时在热河的军机处的一名官员写信声称,恭亲王设法晋见了两位 
                                                  ② 
  太后,并缓和了她们对欧洲人的恐惧心理。9月14日,即恭亲王启程回京 
  后第三天,一名御史向热河奏请两宫“垂帘听政”,另外应指定一、二位亲 
  王来“辅弼政务”。八大臣大为激怒,就草诏谴责上奏折的御史,并且宣称, 
  在清代从未有太后垂帘听政之例。叶赫那拉氏反对这份诏书,但拖延了—天 
  半后仍同意在上面加盖了御玺。 
       肃顺及其同僚显然认为他们立于不败之地。于是他们宣布,护送先帝灵 
  柩的皇族送殡队伍于10月26日启程赴京,新帝将于11月11日登基。肃顺 
  可能已与满族将领胜保取得了秘密谅解,后者已于9月18日来到热河,此行 
  名义上是来祭奠清帝的。胜保是1860年夏在与捻军交战时奉召协助保卫北 
  京抗击英法联军的主要将领。他虽然被欧洲人打败,但仍在北京周围拥有重 
  兵。很可能他在耍两面手法,曾答应要支持八大臣;但时机一到,他就背叛 
  了他们。 
       两位皇太后陪同幼帝于11月1日回到北京。恭亲王立刻被召见;两位皇 
  太后次日又召见恭亲王、桂良、文祥和大学士周祖培,交给他们一份据说是 
  醇亲王奕訢 (咸丰帝的异母兄弟,并娶了叶赫那拉氏的妹妹)起草的诏旨。 
  诏书指责八大臣(特别是载垣、端华和肃顺)僭窃帝权,欺骗先帝,并在外 
  交政策方面提了错误的意见。据说召见正在进行时,应该陪同缓慢行进的灵 
  车的载垣和端华突然出现,他们高呼“太后不应召见外臣!”但他们被恭亲 
  王的卫士拘捕。当晚,在离京不远的送殡行列中的肃顺也被醇亲王率领的军 
  队所捕。11月7日经两位太后指令召开了京畿官员的会议(包括内阁和六部 
  九寺的高级官员以及翰林和御史等),会上提出应把载垣、端华和肃顺凌迟 
  处死。次日,降旨谴责他们伪称先帝任命他们为皇太子的咨询大臣,肃顺曾 
  打算在两宫之间搬弄是非,并且他有一次曾经自己坐上过御座。建议的处分 
  随即被减轻,载垣和端华被“赐死”,肃顺被斩首——都立即执行。对其他 
  五位大臣则建议充军流放,但其中大部分人被减罪,只受到革职处分。 
       11月2日,即两位皇太后回京后的次日,收到了两起要求她们秉政的奏 
  折。她们立即要原来斟酌八大臣罪行的那个集团来安排皇母的“垂帘听政”。 
  她们授予恭亲王“议政王”这一显赫称号,使他在政体中有着突出的地位。 
  这个称号原来是在 1622年由满洲开国皇帝努尔哈赤封给身为八旗领袖而又 
  是自己的儿子和宗人的,自乾隆(1736—1795年)以来还没有被使用过。① 

① 杨联陞: 《中华帝国的几位女统治者》,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卷23 第50 期 (1960—1961 年)。 
② 高劳:《清宫秘史》,载《东方杂志》,卷9 第1 期第3 — 4 页;又见《英国外交部通信档案,中国部分, 

 卜鲁斯致鲁塞尔的信》,17/354,第203 页。 
① 吴秀良:《1693 至1735 年密折制度的演进》,第10—11 页。 

… Page 276…

  这时 又授予恭亲王这一特殊荣誉,却不去考虑原来的用法了。此外,恭亲王 
  又被任命为首席军机大臣、内务府总管大臣和宗人府宗令。但叶赫那拉氏设 
  法保持了皇太后对诏书和钦命的最后决定权。她们不但掌握御玺,而且还在 
  幼帝面前召集所有文武大员听政,也就是行使了摄政权。有关“垂帘听政” 
  的条例已在11月9日的诏令中作了规定。例如,甚至关于军事的奏折,也必 
  须先由太后们细读后才交由议政王和其他军机大臣酌办。只有在召见中得到 
  指示后,大臣才能起草清帝批示。当接受省职的官员按常规上朝见驾时,两 
  太后与幼帝一起坐朝,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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