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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领。他此时转过来与旧战友为敌了。在压力下，张善继撤出山东前往直
隶，在8月份被俘和处决。新首领是一位妇女，名程五姑，她在9月份战斗
中丧命。12月份教徒们在宽大的条件下全体投降。胜保鼓励叛乱的骑兵组成
③
新营，归他自己节制。其他人被发给“免死牌票”。
当捻军的侵袭使白莲教死灰复燃时，他们还特别在山东激起了许多分散
的抗税运动。清帝在1860年重申鼓励兴办团练之举，使各村庄有了力量①
最近的研究充实了济南的史学家们所编的一张抗税事件表，研究表明，到
1860年9月为止的七年中，已知山东省只有六起抗税事件，但在1860年10
月捻军大批入省后的十五个月中，至少有十八起官方记载的这类事件。这些
① 管晏、赵国华等：《山东军兴纪要》，卷19A 第1 — 2、4、8 页。我在这方面的研究，得到过邓永康《1853—1863
山东的地方防卫组织》一文的教益。
① 《山东军兴纪略》，卷19A 第7 页；卷11A 第4 — 5 页。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编：《山东近代史资料》，
第1 册第264—265 页。《剿平捻匪方略》，卷115 第12—14 页。
② 《山东军兴纪略》，卷13A 第9 页；卷12 第5 页；《剿平捻匪方略》，卷111 第6 — 7 页。
③ 巴特菲尔德：《宋景诗的传说：共产党历史学中的一个插曲》，载《中国论文集》，18 期 （1954 年12
月）第134—139 页。《山东军兴纪略》，卷13C 第1、7 — 8 页。
① 刘锦藻编：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15 第96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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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基本上是由于在该省北部和中部的六个府征收漕粮和有关的浮收引起
的。1862年一名衙役所发的怨言反映了这些事件的暴力气氛：“自办团以来，
②
役莫敢出距城三里有年矣。”这十八起事件中，至少有九名绅士参加（进士
一名、武举一名、贡生二名、生员四名和武生员一名）。
其中一名绅士抗税者是一个有着正义感但又妄想称帝的生员，此人名刘
德培，是一名被遣退的胥吏之子。1860年末，他亲笔书写并张贴了数百张招
贴，敦促同村人只按规定税率交纳漕粮，拒缴浮收。刘德培被捕，旋即逃出，
并在非官办的民团内任头领。1862年初他因提议组织民团抗击捻军而得到新
知县的赦宥。他很快控制了县城，没收了衙役的财产，并抢掠了其他县的集
市。他以厚饷组成一支数千人的军队，分隶五旗，每旗由一名大将军指挥。
他亲自率领第六旗，旗上有龙凤标志。1862年12月，他自立为“大汉德主”。
城内的学宫即改成他的朝廷，把几间房间作“军机处”。一个小型的官僚机
器形成了，里面至少有两名学者，即一名生员和一名举人。③
面临着遍布于人口密集的华北平原的众多自立为王的起事，钦差大臣僧
格林沁亲王成了一个忙人。1862年的大部分时间内他在河南和安徽进行征
剿，并在捻军根据地正北的亳州赢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于是涡河两岸的
捻军开始投降。他在清帝的催促下向南挺进，在年底遭到张乐行和其他捻军
首领的猛烈抵抗。据说在一次大战中约有二十万捻军参战，但最后是张乐行
在雉河集附近被围。被认为是信仰白莲教的捻军首领刘玉渊战死，有几名大
①
首领投降。 张乐行在1863年底被俘。
捻军的根据地好不容易才被占领，而叛徒苗沛霖仍控制着淮河三角洲的
几个重要城市。但山东局势是如此严重，对直隶省的威胁如此之大，以致清
帝命僧格林沁返回山东。僭号的刘德培在他的抓捕名单中是第一名。僧格林
沁率领步兵三千和骑兵四千到达淄川，在靠城墙处建造一座很高的堡垒，并
用重达五千斤的大炮轰击建筑物和街道。8月初，刘德培从挨饿的城市带三
百名士兵突围，但被赶上，他自尽而死。②
王朝所器重的这位将领又转向了白莲池的邹县教派叛乱者，在那里他显
示了围城战方面的才能：他在宋继朋的要塞周围构筑壁垒，然后于9月间进
行全面攻击。防守垮后，随之是对约三万名教徒的一场屠杀，宋继朋本人也
不能幸免。亲王然后又去追击宋景诗，后者在1863年5月又叛变了官军，并
召集他的七千名黑旗兵在堂邑县他老家附近构筑要塞。当时这一地区的一名
学者写道，村庄中留下的壮丁很少，据说由宋景诗指挥的响马“不特不掳掠，
反以财物与之”；这与1951—1952年北京学者所访问的当地老农的证词是一
③
致的。僧格林沁在开始时被打败，但随即使用了天津通商大臣崇厚奉钦命派
遣的一营外国人训练的军队——天津洋枪队，才解除了危局。宋景诗的部队
② 《山东军兴纪略》，卷22C 第11 页。
③ 《山东军兴纪略》，卷20A 第1 — 3页。《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 册第35—36、58、67、71、92—96、
117—118 页。
① 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第222—223 页。
② 《山东军兴纪略》，卷20B 第4 页。《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 册第92、122 页。
③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 册第201 页。《山东军兴纪略》，卷19C 第8 页。巴特菲尔德：《宋景诗的
传说……》，第140—143 页。江地：《1865—1866 年的捻军战争》， （载《历史教学》，天津，1954 年
11 月，第36 页）所引杜松年 （举人，1849 年）关于宋景诗和捻军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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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0月中被击溃，宋本人失踪，以后只是在谣传和传说中才重新提到他。
这位蒙古亲王在完成了保卫山东和直隶的主要任务以后，随即在11月经
河南前往安徽去对付那个反复无常的“团练首领”苗沛霖。苗沛霖在1862
年5月投诚，但当他的恩主胜保因渎职和行为不检而在1863年初被撤职时，
他已知自己的地位不稳了。1863年5月苗沛霖孤注一掷，再次叛变，他占领
了淮河边的几座城市，并且围攻在原来捻军地盘中心的蒙城。安徽和河南省
的几支军队参战，由僧格林沁的骑兵主攻，苗沛霖在1863年12月初被击败
并战死。
战争的第二阶段
1864年初，在河南西部出现了一支新的捻军，其战斗力之强以及战术之
精，竟使到湖北、皖南和山东追击它的僧格林沁连吃败仗并最后丧了命。捻
军的力量发展到了新的高峰。在1865年至1866年，甚至用现代武器装备的
李鸿章的淮军，在几次大战中也被新捻军击溃。
学者们认为发生这一惊人变化的原因，是在1864年春，一支试图解南京
之围而被阻于湖北的太平军参加了捻军。1864年3月，这些太平军和捻军的
首领决定组成四支别动部队，每队由捻军和太平军将领联合指挥。主要的一
支入侵湖北的军队拟定由太平军的“遵王”赖文光和已得太平天国“梁王”
封号的张宗禹联合率领。江地和罗尔纲都认为，正是太平军的影响才使捻军
从此由正规的和永久性的 （而不是“亦农亦兵”的）军队组成，并且这些部
①
队还有了更集中的领导和捻军得以闻名的高超骑术。但是正如 张珊所总结
的那样，这个假设势必被合肥历史讨论会上提出的有着充分文献根据的观点
所修正，因为张珊指出，赖文光的残余部队人数很少，而且骑马也从来不是
太平军的特长。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捻军的旗制在1863年后还继续实行，而
且持续到捻军运动结束时为止，而太平军一套组织术语显然没有被捻军和太
平军的联军所使用。①
不管怎么说，捻军由于再也守不住自己的老巢而经常流窜，因此不得不
特别注重骑术。张宗禹虽然在1863年6月收复了雉河，但在8月份决定“空
其巢”并回到河南南部。大批捻军带着家眷，有的甚至带着同族的人追随他
前往。李鸿章后来说：“捻以走为业……大率亲族男女偕行，穷年奔窜，练
②
成猾劲。” 捻军事实上已成为专业性的流寇。
在1863年末，单由张宗禹率领的部队据说已超过万人，其中有数千名骑
兵。此后，数量比太平军骑兵多得多的捻军骑兵前往湖北。追赶捻军和太平
军新别动队而到湖北的僧格林沁更加担心的是捻军而不是太平军。他这时拥
有五千多匹马。1865年5月，在不断追击敌人达两月之久以后，这位亲王在
① 《豫军纪略》，卷1。3 第8 — 9 页。江地：《捻军史初探》，第38、40、46 页。罗尔纲：《太平天国新
军的运动战》，特别是它的序言。
① 张珊：《关于捻军的组织问题》，载《安徽史学通讯》，第14 期 （1959 年12 月），第34—38 页；关
于捻军的运动战，见同上，第39—50 页。张珊的证据与一名芝罘的中国人的叙述是一致的，此人在1867
年与赖文光的部队一起度过了两周；美国芝罘领事馆快信第33 号，1867 年8 月24 日。
② 《豫军纪略》，卷9。13 第8—10 页；卷10。14 第1 页。《剿平捻匪方略》，卷195 第22 页。《李文忠公
全集·朋僚函稿》，卷7 第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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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西南的曹州附近中了捻军一次巧妙的伏击而身亡。他死后只剩下两千
匹马还在官军的手中。他部下的许多满洲骑兵实际上已携马潜逃，投奔了捻
军。③
历史学家通常认为清廷剿捻之战的转折点是1865年5月25日任命曾国
藩为镇压捻军的钦差大臣，这是僧格林沁死后五天的事。对这位老政治家的
新任命表明清廷充分认识到北京自身的安全这时要依靠汉族官员了。在 1860
至1861年，河南和山东两省的巡抚已由汉人担任。1863年，刚被擢升为驻
扎广州的总督、前湘军将领刘长佑转任直隶总督，这个职务是很少由汉人来
担任的。曾国藩担任了拥有安徽、山东和河南三省军权的钦差大臣是这一趋
势的标志。李鸿章所指挥的仍有六万名之众的淮军以及在曾国藩麾下效劳的
李鸿章的将领，这时是王朝安全的保障。三十多营淮军此时奉命向山东省疾
进。6月6日，李鸿章派约六千名士兵乘四艘轮船和五艘西洋帆船前往天津，
里面有一千名步枪手和炮手，他们拥有戈登的一些大炮，并在上海附近受过
英国人的训练。现代武器显然压倒了捻军的骑兵。据李鸿章的一名将官回忆
当时的情景：“悍贼奄忽而至，驰骤如风雨”，但被“连环枪炮”所阻，而
且实际上被击溃了。①
许多历史学家曾把捻军的失败归因于曾国藩在1865至1866年制定的政
②
策——首先，用笼络百姓及圩主的办法来控制皖北的圩寨。他悬赏搜集捻军
首领的情报，并宽恕那些因贫困或受裹胁而偶然跟从捻军的人。他要圩寨坚
守壁垒和保护里面的百姓及其牲畜粮秣，使之不落入捻军之手，这是传统的
“坚壁清野”战略。新的圩寨村长由居民提名，知县批准，钦差大臣亲自发
给职衔执照。村长然后不但编制倡首为敌者及“甘心从逆”者的“莠民册”，
而且编制包括“自新”的原捻军追随者和“全未从匪者”的“良民册”。取
得“良民”身分必须有五户愿在村长前为他具结担保，而村长则向知县具结。
为了保证这一工作的进行，曾国藩专门派人充当他的“委员”去捻军大
批出没的村庄调查，并与知县和“耆绅”咨商，查获并清除了隐藏的活动分
子。到1866年8月，经过十三个月的工作后，蒙城有五十九名捻军“惯匪”，
毫州有四十六名，颍州有五名被捕和处决，惟徐州一名未获。有些委员仅作
了调查姿态。他们既未得到知县也未得到“耆绅”的合作。在许多地方，新
的村长是经过改头换面的原来的“圩主”，只不过没有再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