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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条：以称为“幕职”的文人（选自在乡试中不幸落第的生员）来代替全
部衙门胥吏。为了激励这类属员能有良好的表现和行为，他们在职九年后应
有机会升入仁宦正途。冯桂芬还进一步提议，县以下基层机构中那些甚至没
有小绅士地位的“董”，应由村民用片楮选出。“满百家公举一副董，满千
家公举一正董。”这类民选官员支领月俸，每人任期三年，并有权在土神祠
中会同农村耆绅审断争端。这一级的基层政府再以巡检来充实。巡检从获得
低级功名并当过县级幕职的人中选出，有权受理五千多户的上诉和作出较轻
②
的惩处。冯桂芬这些引人注目的建议如被采纳，就可减轻知县个人的工作
重担，延长他们的任期，清除衙役的许多积弊。
陈澧的汉学观点在同治时期风靡一时，在苏州书院的冯桂芬却只能无可
奈何地眼看着他设法要清除的积弊仍在盛行。1862年冯桂芬送给曾国藩一份
手稿，要求曾国藩作序以示赞同。曾国藩看了十几篇文章后发现他的主张实
难付诸实施，所以直到1864年收复南京以后才答复。但曾国藩确实把冯桂芬
① 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第67—69、90、97 页。陈澧：《东塾集》，卷2 第14、28—30 页。钱
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 册第602、607、614 页。
②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204 经13—15 页；卷213 第21—22 、24 页。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
的教育改革》，第50—54 页。
① 记述冯桂芬传记的最佳著作依然是百濑弘的《论冯桂芬及其著述》，载《东亚论丛》第2 期（1940 年）。
关于《校邠庐抗议》书名的意义，见冯桂芬的自序，1898 年版第4 页。
② 同上，特别是卷1 第13—4、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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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 （或几篇）文章的副本送给他的朋友、博学的军机大臣李棠阶。李棠阶
给军机处同僚的一份帖子只提到了冯桂芬建议中的一个问题，即以有功名的
人取代京畿各部胥吏的可取性。但他指出，“然非朝廷彻底盘算，握定主意，
①
不为浮议所淆夺，则必不能行”。 实际上冯桂芬很谨慎，未发表他的《校邠
庐抗议》，他在此后的有生之年除了在书院讲授经史外，主要对语文学和西
方数学（根据当时能得到的中文译文）进行了专心致志的研究。只是在他1874
年去世以后，他的几个儿子才决定将《抗议》一书中比较不招物议的一半连
同他的其他著作一起付印。《抗议》的全文到1885年才发表，但是即使在那
时，他的较重要的建议也未被最讲经世致用的学者们予以认真采纳。②
当冯桂芬和陈澧在他们主要关心的问题方面发生分歧时，活到十九世纪
七十年代的曾国藩却信奉另一学术重点。甚至在忠君之士中，他晚年也看到
过丑恶，还被迫作出过许多妥协来获取来之不易的胜利，他又恢复了原来的
观点：即不道德的社会归根到底一定要由有德之士来纠正；树立正确的道德
准则和态度必须成为首要的目标。经世致用之术不管多么重要，必须处于从
属地位。1869年8月他任直隶总督时，发表了他的著名文章《劝学篇，示
直隶士子》，开列了当时最讲中庸之道的学者们公认的四门学问：一、经过
自我修养而获得的“义理”；二、考据；三、辞章；四、经世致用之学（经
济）。但曾国藩着重指出，一定要把个人以全部才能献身于维护“伦纪”的
行动看得比处理实际事务的知识更重要，而这种献身行为只有通过立志和居
敬，通过履行程朱的修身之道才能做到。他说：“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
乎其中矣。”陈澧主张通过汉、唐、宋代的注疏研究经学；曾国藩则不同，
他宁取朱熹的注疏以及这位圣人自己的哲学著作。但他不反对那些服膺朱熹
学说的人去搞考据或辞章，也不反对为此目的而去研究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和秦蕙田的《五礼通考》：他认为这两书合起来能提供经世致用之学的详尽
①
无遗的明确知识。曾国藩与冯桂芬不同，他的战时经验使他深感在固有制度
范围内进行调整有着局限性。因为这个制度实在根深蒂固，以致它有了礼的
神圣性质。但另一方面，由于有了清帝的支持，清政府的措施毕竟全力以赴
地使湘军和淮军取得了胜利。曾国藩只有赞助把原来的政体全部保存下来的
一途。
根据这种情况，芮玛丽的卓见仍会有助于说明这一时期的历史。因为正
是她最终论定，清代的中兴体现了“重新强调中国传统制度有效性的最后一
②
次巨大努力……这个时代的伟人们看到了正在扩大的阴影中的胜利”。早在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旧秩序在江苏、山东和直隶等省已经明显地恢复。苏
松太地区的“大户”继续逃税；衙役们又活跃于山东，又在包揽税收和中饱
浮收；连直隶省在内的小绅士都感到进一步获取举人功名无望，就充当包税
人或搬弄是非的讼棍或讼师，与衙役或相勾结，或相倾轧。新的大规模叛乱
没有再爆发，这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归功于已经拥有西方武器的许多省的勇
① 曾国藩：《曾文正公手写日记》，卷3 第1428 页，1862 年11 月8 日条。《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
13 第7 页。李棠阶：《李文清公遗书》，卷5 第17—18 页。
② 但熟识冯桂芬的丁日昌在1868 年曾奏请专门开科考试法律，以征召新胥吏，并应准许有功名者应试；丁
日昌：《丁中丞政书》，卷5 第20 页。
① 《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2 第57—58 页；《书札》，卷32 第29—32 页。
② 芮玛丽：《同治中兴》，1966 年版序言第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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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营，甚至重新受训练的绿营军。同时，由于王朝加紧对官员人事的控制，总
督和巡抚曾因设法改进吏治而扩大自己在任命地方官员的作用方面的灵活性
越来越受到限制。大半辈子搜罗“人才”的曾国藩在1872年去世之前哀叹，
随着大部分地方恢复了和平，日子比较好过了，可是能够激励真才实学的挑
战也不常见了。他说：“而在上者亦不欲屡屡破格，以开幸门。仍需援资按
②
序，各循常调。”虽然仍须把曾国藩的一生视为中国士大夫统治阶级经世致
用之学的胜利，但他的成就实际上是由于清帝在战时给予的支持和灵活性才
取得的。由于传统价值标准的影响，忠君的士大夫在任何特定时期都不得不
满足于清帝所给的回旋余地。这一事实对冯桂芬等人所提改革根本制度的建
议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少数人虽然把注意力转向国际关系和设法获得他们所
认为的那种西方强国的秘密，但是他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限制。
（杨品泉译）
① 洛日乌斯基：《1863 年苏松太减赋问题及其后果》，第245—248 页。《大清德宗实录》，卷12 第6 页。
《山东通志》，卷81 第2565 页。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 册第342 页。参阅《曾文正公
全集·杂著》，卷2 第68 页。钱鼎铭：《钱敏肃公奏疏》，卷4 第1 — 2、22 页；卷6 第23、26 页。
② 引文载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 册第5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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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自强运动：寻求西方的技术
理论：对自强运动的早期倡导
1860年和约签订以后，中国的国际处境整个说来虽然更坏了，但由于同
治时期镇压了叛乱，清代又得以延续了半个世纪。经历过这一事件的政治家
们不会轻易地忘掉英法联军占领北京这一耻辱。但是一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
代中期，日本的兴起和欧洲列强的侵略，才有可能再引起一场对外战争。这
段间隙的和平时期使清政府有机会为准备将来抵御列强而积蓄军事和财政上
的力量。这种力量对维持国内秩序当然也是可贵的。
从1861年开始，“自强”一词在奏折、谕旨和士大夫的文章中经常出现。
这表现出人们认识到需要一种新的政策，以应付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所发生
的史无前例的变化。为此目的就提出了许许多多方案，但并非每个建议都是
付诸实施的，也不是所有建议都是成功地得到贯彻的。不久，“自强”一词
就变成与其说是一个号召为革新而作真正努力的呼吁，倒不如说是一个用来
为开支辩护和为官僚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口号。总的说来国内秩序维持下来
了，许多地区性的暴乱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了下去。但中国在1894—1895年中
日战争中的战败，表明这一被称做是防御外国列强而制订的政策是失败的。
虽然如此，以自强的名义作出的一些革新确实产生了意义深远的成果。
新政策必然导致对传统的经世致用说的背离；追求“富强”的行动逐渐压倒
了儒家偏重德政的传统。当然，所采取的妥协性措施从来没有达到引起制度
方面重大变革的程度。但是新知识和新看法传了进来，尽管教育制度和文官
制度没有变化，但还是为新型的管理和技术人材提供了某些机会（虽然机会
是偶然的，而且为数很少）。大力使中国“富强”起来的愿望不但出现在身
负要职的政治家之中，而且还出现在人数越来越多的开明知识分子之中。
自强一词是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以后第一次出现的，它是清朝新的
对外政策的一部分，它强调要与欧洲列强妥协，接受条约制度。虽然主要的
重点放在与列强保持和平方面，但建立中国自己的力量仍被视为有助于维护
这种和平的局面。但是，下述公式化的论调也太简单化了：既然欧洲各国的
军事力量看来是依靠技术强大起来的，那就应把采用这种技术视作根本的任
务。可是，在那些议论这件事的官员和学者之中，对以下两个问题也存在着
不同的看法：一是为了利用西方技术，中国需要做些什么；一是在固有的制
度中进行的调整应该达到什么程度。
恭亲王和文祥
在北京，自强的主要倡导者是两个负责与欧洲侵略者办交涉的满族官
员。长江下游的主要地方官也持有他们的观点，并且这种观点至少在十九世
纪六十年代初期就得到了京师官员——包括御史和翰林在内——的支持。
恭亲王和文祥首先认识到中西方接触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可以通过谨慎
的外交得到很大的好处。他们强烈地感到，西方列强通常能够信守条约。“自
换约以来，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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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土地人民……似与前代之事稍异。” 1860年危机时任兵部尚书、同时又
是“主战派”首要人物的沈兆霖，也持这一观点。沈兆霖也对英法联军占领
北京后没有为所欲为的事实所震惊。他们“仍换约而去，全城无恙。则该夷
之专於牟利并无他图已可深信……尔海邦果能示以诚信，尚易羁縻。”②
恭亲王和文祥还意识到欧洲人显然对清王朝多少怀有好意，并且可以使
之为清王朝所用。从1860年起的三年中，上海之所以免遭太平军的侵扰，部
分地也要感谢英法联军，1862年初，恭亲王决定“借”外兵帮助镇压太平军，
并且扶植洋人率领的常胜军 （见第六和第九章）。洋人还帮助管理海关；海
关为清政府提供了战争的军费。
北京领导人从与西方列强的妥协中找到了暂时的好处，但他们认识到仍
需要一项更积极和更长远的政策。1861年初，他们把这一政策概括成“自强”
一词。他们坚决主张，外交只是一种缓和的手段，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探
源之策，在于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