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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 芜学人书简
亡友左孝武先生比我小十三四岁，没想到我来称他“亡友”而不是他称我，没想到我给他的这些旧信的发表是在他身后，成了我对亡友的纪念，原来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原来是，孝武忽然将我历年写给他的信（尚未包括1997年9月以后的）复印一份见赠。我很意外，也就放在一边。一九九八年底，我病了一场，病后无力作文，才找出这些旧信翻看，觉得有点意思的，不妨代替小文，发表一下。于是略加注释，一九九九年初投稿某报，迅即得到答复说可用。我没有告诉孝武，他也是这家报纸的经常读者，我想让他某一天看到了，小小意外，倒也好玩。可是，“由于一些原因”，压了将近一年，未能刊出。一九九九年末，我决计改投《书屋》杂志，又是迅即得到答复说可用。我仍然没有告诉孝武，这回是因为他并不是经常看到《书屋》的，他那里也不易买到，预告了也无用，何况谁知道又会有什么变化，还是登出来再说吧。
这样，就到了“跨千年”。
我曾猜想：新的千年之始，我接到的第一封信会是谁的，是什么信？二○○○年一月一日，第一封信来了。寄信地址是“安徽郎溪新建街”，这是孝武的地址，再熟悉不过。可是，笔迹为什么这样陌生？赶快拆开，信是——
舒芜先生：
家父左孝武因病医治无效，已于十二月二日去世。
家父十一月二十二日晨因癫痫病入郎溪县医院治疗，当晚做喉管切开手术，二十四日—二十九日苏醒好转，三十日又做静脉切开手术，十二月一日突发消化道应急性溃疡，便血不止，二日十六点零五分去世，四日火化，葬于本县水鸣乡。
金峰泣告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我还能说什么！去年我已经先后痛悉四位亲友的长逝，其中两位直到年底我仍以为尚在人间，寄了贺年片去，得到的答复是迟来的噩耗，他们都比我年长，都是八旬以上之人。而孝武才六十过一些，今天只能算中寿，竟也和他们同样没有迈过千年的门槛，实在太难说了，太难说了。
然而，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孝武是一九五七年打出的“右派”中最年轻的一拨。当年他在惩罚苦役中所受的苦难，他写有《片竹录》一篇纪其实，读之惊心动魄，觉得他那时没有死，委实是个奇迹。我也忝列“右”榜，少不了“脱胎换骨”，却没有受多少皮肉之苦。那么，我虚度至今，而孝武终于中寿而止，也没有多少可奇怪的了。聂绀弩《挽柏山》诗云：“山外青山楼外楼，人身禁得几拳头。”是大白话，也是见道之言。
听说《片竹录》已得一家著名杂志答允刊用，孝武又不及见了，我希望早日实现，可以与我这些旧信的发表，同作孝武身后的留痕。去年我因病辍笔一年，现在竟以这一则小记，作为新千年的开笔，大非欢乐祥和之象，好在休咎只关乎一身，跨过千年之后已经是赚的，毕竟胜过写别的什么无谓的文字。二○○○年一月四日，舒芜记。
一 孝武兄：
五月十七日信收到。对你的好意，十分感谢。
拙集①已经出版，我已看到样书，俟正式寄来后，当寄上一本请教，你就不必买了。花城出版社何以说“此书非我社出版”，不明究竟，或是具体办事的人不了解，我将以这个情况转达该社领导同志。
我们几个朋友的旧体诗词，合出了一本集子②，其中就有荒芜的，过几天当与拙集一同寄上。那里面每人都有小传。《晚照楼文论》③，似乎北京还可以买到，也许会与以上二书一同寄上。
荒芜在黑龙江出版社出过《纸壁斋诗集》，印得极少，早就买不着了。
茂元兄在上海师院，身体很不好。茂炯兄在安庆，在中学教书，已退休。
我已从天问楼迁出，承注念，谢谢。
专此布达，顺颂夏安！
舒芜顿首拜
一九八五．五．二
桐城派，我不懂，也不喜欢，与尊见不大一样。又及。
注：①指我的杂文集《挂剑新集》，花城出版社出版。
②指九人旧体诗词合集《倾盖集》，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③《晚照楼文论》，马茂元著。
二
孝武兄：
八月六日示悉。上次奉寄拙作《挂剑新集》时，《倾盖集》手头没有了，故未同寄，现在又得到几本，即以一本邮呈，请检收。
杨献珍同志的长篇报告①，当时我是到场亲自听了的。几年之后，他成了“合二而一”一案的主角。最近我正在看一篇关于这一案内幕的文章，我对杨老非常同情。解放以来——更远一点说，延安整风以来，所谓思想改造运动的最大成果，是从根本摧毁了知识分子的自信心，越来越习惯于否定自己，越来越习惯于相信一切不合事实不合常识的说法，至“文革”而登峰造极。经过“文革”，每个知识分子回想自己在历次运动中的经过，恐怕都难免有脸红的地方。每个人自己要接受教训，旁人就不必多所指责了。有些运动中，站出来批判别人，暗地里其实也是在否定自己，等于检讨自己内心中与对方共同的东西。
拙作承您这样关心，使我感动，更使我反省自己的怠惰，没有更加努力。以后如再有新的集子出版，当陆续呈教！
北京已开始进入秋天，皖南大概还很热吧。
专此布达，顺颂吟祺！
弟舒芜顿首拜
一九八五．八．十五
注：①指批判胡风文艺思想运动中，杨献珍所作的结论性的学术报告。
三
孝武同志：
十二月十日长信收到，承惠赠近影，有如面对，谢谢。
您对我的文章有些偏爱，我当然是感谢的，可是细想起来，也不很明白，因为我的文章好处究竟何在，我自己也说不出来。粉碎四人帮将近十年了，东涂西抹，完全不成气候，只有反反复复地呼喊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与愚昧，一以贯之，不敢不勉，要说略有可取之处，也许只是在这一点吧。《读书》上所载的那些，已编入一本《书与现实》的小集子，收作《读书文丛》之一，由三联书店出版，届时自当寄上一本请教。
来函关于“酒不醉人人自醉”等等的高论，都是对的。我觉得鲁迅二十年代关于文艺与革命的几篇文章，都是千古不朽之文，至今我们觉得大彻大悟的，仍没有超过他的范围一步。您有暇何妨找出来再翻翻。但是，人的认识总归有一定的轨道，古云“君子可欺以其方”，今宜再下一转语云，惟其是君子，故可欺以其方。人人都免不了有被欺以其方的那么一段，当时能不被欺者，除了极少数的大哲上智，就只有那些非常“现实”的聪明的小市侩而已。不知尊见以为何如？
舒芜
一九八五．十二．十七
四
孝武兄：
十二月廿五日长信奉读已久，迟复为歉。
无可大师①学究天人，我何敢妄攀。这次回桐城游浮山时，总算参拜了他的墓，足慰平生。我建议桐城举行“方以智学术讨论会”，这比桐城派讨论会有意思得多，不知能成事实否。
聂翁②“无多幻想要全删”之句，确实是见道之言。但见道尚非至难，践道实乃大难。人似乎没有一点幻想就难以活下去，于是幻想，破灭，再幻想，再破灭，老是循环下去，无有已时。只能说有些人幻想多些，有些人幻想少些，有些人入幻之后久久难醒，付出代价大些，有些人入幻之后醒得较快；付出代价小些罢了。但也因此，“无多幻想要全删”之句将永远值得作为人人的座右铭，时时提醒，庶几代价少到最低限度，聂老也可以说功在万世了。
专此布达，顺颂冬祺！
舒芜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六日注：①即方以智。
②指聂绀弩。
五
孝武兄：
三月三十日示悉。
桐城人一向的缺点是陋，坐井观天，夜郎自大，我希望尽我的微力，把桐城人的眼界扩大一点，但不知效果如何。我们吃固闭愚妄的亏太大了，一国如此，一县一乡也是如此。我真怕“文化城”如果争取到了，也许更会增加坐井观天夜郎自大的风气，那就对不起家乡了。
历史的真相最难于保存。反右，文革，我们亲身经历的，已经看见许多小说、回忆文章里写得似是而非，不要多久也许就会面目全非。这些年来，我力劝每一个朋友写出真实的历史证词留给后人，大家都忙，我自己也没有努力，这篇①可以算一个小小的开端吧。巴金是写得最多的，他不仅是提供事实，而且上升到思考，这位老人特别可敬。我希望您也留下证词来。
匆匆，即颂春安。
舒芜上
一九八六、四、五
注：①指我的文章《历史需要我们作证》。
六
孝武兄：
六月十三日手教附大诗，早已拜读，迟复为歉。
端午节那天，我根本忘了，在外面听别人谈起，还将信将疑，回家看日历才相信，已是下午了，虽说北京市上节日气氛不浓，容易忽略，也可见我与诗人实是无缘了。达匡天下，穷守坚贞，谈何容易，只好当作策勉的话，往者已矣，来者力追吧。谢谢！
丁易之名，抗战中早就知道，惜终于缘悭一面。他原名叶鼎彝，家在桐城西门内水沟边（今桐城房管所南边那条南北向的胡同内），他的姑母叶佩卿是桐城著名的女子教育家，叶氏兄弟也是一门济济多才。荒芜兄则与之甚相熟。
拙作《挂剑新集》，倘承评论，无任荣幸，尚希不吝指谬，为感。
专此布达，顺颂文祺！
弟舒芜上
一九八六．六．二十二
七孝武兄：
八月二十八日长信收到。
我的那些文字，承您注意，过分奖励，使我感而又愧。
《概观》二本①，注释都是一样的，不过一散在页末，一集中在文末而已。
红楼梦今后不想谈了，我就那么一点浅见，说完也就完了。自写《概观》以来，专力于知堂研究，估计至少还可以搞到明年一年吧。
知堂时以“哀妇人而为之代言”自许，弟亦窃有志于此，目下正将知堂这方面的言论辑为一书，名为《女性的发现——知堂妇女论类抄》，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我相信这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工作。
大函痛论“欣玩”问题，极是极是。我原来是把老先生笔下的“欣玩”，理解作“欣赏”的同义语，“赏玩”向来连用同义，不知这样理解可不可以？
《文汇》月刊第八期有魏明伦斥姚某一文，痛快淋漓，京华友人均鼓掌称善，兄曾见否？
静农先生，这些年来，已有微弱的很间接的联系。他是我一直敬爱的前辈，最近托人从海外寄一信给他，大约可望寄到。
专此布复，顺颂文祺！
弟舒芜顿首拜
一九八六．九．四注：①指我的《周作人概观》；二本，一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刊本，一是湖南人民出版社《骆驼丛书》中的单行本。此文加了改动之后收入《周作人的是非功过》。
八
孝武兄：
春节后一函，早已接到。顷又接三月二十七日函。
所论各节，我很难说什么，还要好好想想。但我以为，现在尚非公开讨论之时，现在尤非公开讨论之时。这是两层意思，不知尊见能俯察否？
胡先生给我的信，现尚全部保存在这里。我计划完整地出版，稿费全部交给胡先生的家属，信上我不加任何注释，当然更不作任何增删改动，提供研究者研究。也许比空论有用些。①
专此布达，顺颂文祺！
舒芜
一九八七．四．八注：①指胡风致舒芜信，当时已由公检法部门发还给我。我打算全部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该刊编辑部也很欢迎。该刊主编与梅志先生商量，未达成协议；以后多年中又多次商量，始终未达成协议。商量详情，我不知道。这些信的复印件，我已于一九九七年送给梅志先生，现在是否已编入《胡风全集》，不详。
九
孝武兄：
一月廿七日信收到了。
大作《雅俗能够有所共赏》已拜读，朱自清文以前读过，现在记忆已很模糊，李陀文，我连摘要也没读过，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对于大作，都说不出什么来，尚希鉴谅。
不过，泛泛地一般而论，我觉得许多问题的产生，往往是对于同一句话，一个公式，一个概念，根本有不同的理解，表面上争的是同一个问题，实际上并不是，而是在各说各的。何谓“雅”？何谓“俗”？何谓“共赏”？从来是有极不相同的理解的。不知朱、李